來源：嘉興日報-嘉興線上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我的越劇人生》 王文娟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在自傳《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我的越劇人生》中，王文娟真情回顧自己的人生和藝術道路，從新中國成立前的艱難謀生到後來的潛心創作，從團隊合作打磨精品的成功經驗到響應文化體制改革的有益探索，以及關於婚姻家庭的種種真情。從中，人們得以見到一代越劇藝術大師的藝術追求和人生縮影。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我的越劇人生》自2013年1月出版以來，多次再版。這本書也成為無數王派愛好者的必讀和收藏書目。
王文娟和孫道臨
1962年夏天，當越劇電影《紅樓夢》的拍攝進入尾聲時，我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與電影演員孫道臨結婚。那年他四十一歲，我三十六歲，是名副其實的大齡青年，要是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標準的“剩男剩女”。
多年以來，我一直打定主意要完成唱戲養家的責任，把弟妹培養成人之後，再考慮自己的婚嫁。從總政回到上海後的幾年內，團裡的姐妹們紛紛結婚成家，兩個弟弟也如願考上了大學。一天，我住在越劇院宿舍，晚上出來散步，月光下的草坪格外清冷幽靜，更顯得我獨自一人形單影隻。也許,在舞臺上演繹了那麼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後，我也是該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了。
此時，黃宗江這個“大媒”出現了，他與道臨是總角之交，多年同窗，也是我在總政時期的同事，可以說是我們共同的朋友。此前，同在上海文藝界這個不大的圈子裡，我和道臨也並非完全不認識。20世紀50年代我住在華山路枕流公寓，常坐門口的48路車去上海音樂廳開會，有好幾次遇見同在等車的道臨，那時文藝界常在一起開會或聽報告，碰見了也不奇怪,彼此頷首微笑而已。認識之後，我才發現他當時住在武康路上的密丹公寓，去音樂廳理應坐26路，問他為何捨近求遠，他卻只是笑而不語。
1958年春，黃宗江來到上海，在他住的作協招待所裡，玉蘭大姐陪著我，黃宗英陪著孫道臨，黃宗江很正式地替我們做了介紹。那天道臨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列寧裝，看起來書生氣十足。房間很小，放了四張凳子便已轉不開身，道臨讓我們先坐，自己則站在我身後靠窗的地方。大家都是熟人和老相識，很快三個“媒人”就聊得熱火朝天，我本來就內向少言，意外的是，道臨也很少插話，在我印象中，電影界人士大多性格活躍，能說會道，身後的這位似乎是個例外。
從招待所出來，道臨送我回家，我們沿著淮海路慢慢地走著。很快，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過你演的《梁祝》和《西廂記》……”我並不意外，《梁祝》和《西廂記》是我們當年參加總政時回上海演的，想必是黃宗江請他去看了。交流藝術是最好的開場白，能讓我們彼此都不覺得拘謹，我隨口問：“哦，你覺得戲怎麼樣?給我們提提意見。”他倒也不客氣，馬上滔滔不絕：“我覺得祝英臺這個人物不同於一般的古代女性，她敢於女扮男裝去求學，並且追求自主的愛情婚姻，這種想法和行為即便今天看來，都是非常勇敢的。你的祝英臺，活潑熱烈的感情，我覺得表現得還不夠，表演上不夠放得開。另外，化蝶的舞蹈身段設計得有些簡單，中國的《梁祝》和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都是雙雙殉情的悲劇結尾，藝術表現卻不一樣，前者寫意，後者寫實，這其實是體現了東西方審美觀念上的差異……”
一席話讓我有些吃驚，當時距離那次演出已經五年多了，我自己都有些印象模糊，他居然能記得那麼清楚，他對祝英臺的分析，完全符合我心中的設想，而提出的意見，也正是我一直覺得不夠滿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眼前的這位居然沒有絲毫客套，開門見山有話直說，倒讓我覺得他十分坦率誠懇，沒有那些讓人厭煩的圓滑世故。
“其實，我第一次遇見你，還要更早，是在卡爾登……”這下我愣住了，他笑著解釋說：“那時，我演下午場話劇，你們演夜場，我在後臺就看見過你。”接著，他又談了對《追魚》和剛上演不久的《紅樓夢》的觀感，我越聽越覺得驚訝，沒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課，有備而來，更沒想到他對藝術對錶演的見解，常常與我心中想的不謀而合。我停下了腳步，認真看著眼前這個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覺得好像重新認識了他，這種異常熟悉的感覺，莫非就是平時所唱的“眼前分明外來客，心底卻似舊時友”……
那次見面以後，道臨開始給我寫信，道臨的信寫得多而勤，常常是我的回信還沒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書信來往如此頻繁，母親很快看出了端倪。母親喜歡看道臨主演的《渡江偵察記》，心裡先默默相中了這個“未來女婿”。當時，我每天都會收到一大堆觀眾來信，都由母親先看，所有被認為有求愛嫌疑的來信，母親統統扣了下來，但凡是落款上寫著“孫”的，母親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裡。
（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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