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王獻之《中秋帖》捲紙本草書（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南遷文物聚集於太和門前廣場
◆ 南遷文物聚集於太和門前廣場
◆馬衡
◆徐森玉
◆王珣《伯遠帖》
◆馬衡書法
今年是著名文物大家徐森玉先生誕辰140週年、逝世50週年，也是故宮博物院老院長馬衡先生誕辰140週年。兩位大家都是故宮博物院的元老，都視文物為生命。戰爭年代，他們不惜赴湯蹈火，全力護持。兩人數十載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誼，同樣頗值一書。
徐森玉和馬衡都是老北大。徐森玉於1914年3月以教育部統計科長兼秘書的身份出掌北大圖書館館長，前後近三年時間。馬衡則於1 917年8月，應次兄馬裕藻的推薦，從上海來到北京，就任北大國史編纂處徵集員等職，後來主講金石學，並負責國學門的考古學會。
緣起金石，共主故宮
1921年，徐森玉和馬衡一起參加以易大廠為會長的金石組織——冰社，於是關係更加密切。兩人都有金石碑刻方面的強烈興趣和愛好，尤其對漢魏以來石經文字非常留意，大肆蒐羅有關資料。1922年冬天，在洛陽故城發現魏正始石經殘石，引起學者巨大關注。翌年7月，兩人為此聯袂去洛陽考察漢魏石經出土情況，並一起收得殘石兩百餘塊。1924年冬天，兩人再度赴洛陽考察太學遺址，繼續尋訪石經的蹤跡。一直到晚年，馬衡還在整理有關石經資料。所以，當年王國維、羅振玉乃至神田喜一郎等專家學者關注並研究漢魏石經，均得到徐森玉、馬衡兩人的支援和幫助。
1924年，馮玉祥進京驅逐溥儀出宮。徐森玉和馬衡包括他的老師寶熙以及羅振玉等人都是“清室善後委員會”成員，負責點查清宮文物。第二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馬衡和徐森玉順理成章都成了故宮的成員。1928年，他倆又是北京“文物維護會”的主要骨幹。
到了1933年，馬衡榮膺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兢兢業業，一直做到1952年為止。徐森玉經馬衡提議，也自當年7月就任故宮古物館館長，一直到1949年，即使徐老多年不在故宮，後來又定居上海，但這個位置馬衡一直為他保留著。1949以後，馬衡一度想挽留徐森玉回故宮任職，鄭振鐸甚至也為他在國家文物局留了一個文物處處長的位置，但徐因故不願回北京，轉而就職上海市文管會，馬衡只好作罷。
不辭辛勞，護寶南移
馬衡和徐森玉兩人和衷共濟的友情，在抗戰期間故宮文物的南遷時，更顯珍貴。當時文物南遷分南北兩路，過程極艱辛。馬衡和徐森玉等故宮同仁為了運輸和保管的安全，一路殫精竭慮。為了北路文物內遷至成都，1938年5月間，徐森玉與馬衡曾一起赴成都勘選庋藏文物場所，最後選定成都東門大慈寺為倉庫，後又遷至樂山等地。南路文物運到貴陽存放後，徐森玉一度又奉馬衡院長的指示，為計劃文物運滇事，於1938年9月從貴陽乘車去昆明，接洽尋找合適的存放地點，計劃後因故取消，文物轉移至安順華嚴洞，方得安定下來。就在那年初冬，徐森玉在昆明一次訪古途中跌傷，造成大腿股骨骨折，休養了四五個月才痊癒。
因此那一年，徐森玉“春入蜀，夏入陝，秋入黔，冬入滇”，可以說是他最忙的一年。馬衡為此特別寫了一首詩《七用寺字韻寄贈森玉》，稱讚徐森玉（還有莊嚴）在貴州安順山裡看守國寶的情形：華嚴洞外華嚴寺，中有高人隱姓名。壁藏典籍效伏生，避秦寧與桃源異。山高雖遜蜀峨岷，亦有流水聲誾誾。苗夷村落雜三五，耕田鑿井民情馴。山居幾欲忘年載，掃地焚香觀自在。談玄坐上有莊生（謂尚嚴），時共披圖讀山海。昔君作賦似馬卿，馳譽京華朋輩驚。於今恬退捐筆札，始信可名非常名。
字裡行間，馬衡對徐森玉不辭勞苦，安心守護故宮文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不顧安危，搶救國寶
徐森玉能者多勞，除了處理故宮的事情，還要負責北平圖書館乃至史語所等方面諸多事務。比如，當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發掘獲得的萬餘枚居延漢簡，在七七事變爆發後，也是徐森玉冒險潛回天津，與北大助教沈仲章一起偷偷將它們搶救出來，輾轉運往香港的。
1940年，他又奉教育部之命，隻身從重慶回到上海，負責將上海文獻儲存會暗中收購的大量善本圖書點查運輸，轉移到香港等地。這樣，自然而然，他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乃至杭立武、朱家驊等上層人物走得近了。馬衡為此覺得不是滋味，因馬衡對傅斯年的“飛揚跋扈”尤感不舒服。傅斯年，人稱“傅大炮”，為人處世雷厲風行，很不講情面，正由於他的精明強幹，史語所即使在戰爭環境下也辦得有聲有色，卓有成績。但這樣的火爆脾氣，難免會得罪“左鄰右舍”。
抗戰期間，徐森玉從北京搶運出來的那批居延漢簡，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為國內外史學界所矚目。1927年，中瑞曾組織過一支西北科學考察團，1930年，考察團中的瑞典學者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調查發現了這批漢簡，共有一萬多支，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徐森玉和馬衡以及地質學家袁復禮、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兩兄弟等人都是考察團理事會的常務理事。
這批漢簡被發現後，起初存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由馬衡帶著勞幹、賀昌群、向達和餘遜四位青年助理曾進行研究，但還沒有等到及時整理出版，日本人就打進來了。
七七事變爆發，日本人佔領北京，據當事人沈仲章回憶，為了這批漢簡，“當時大難臨頭，一部分師生已紛紛逃散，我只好向當時北大秘書長鄭天挺請示，他不敢表態。我又去找尚留在北京的西北考察團理事沈兼士、袁同禮等，他們也怕風險，不敢表態。對這批木簡有感情、有責任心的人如徐森玉、傅斯年等人又都不在北京……”
沈仲章當時只有三十歲出頭，是北大教授劉半農的助教。因沈仲章參與整理這批木簡，他冒著風險把木簡先偷偷搬出北大，轉移到徐森玉的住處。隨後又乘火車將它們運到天津，並寫信給時在長沙的徐森玉報告此事。徐得知訊息，馬上向傅斯年報告，在傅斯年的大力支援下，徐森玉到天津和沈仲章接上頭，兩人隨後不顧風險，一起成功地將漢簡輾轉運到香港。從敵人眼皮底下搶救出千年國寶，這在當時震動很大，非常鼓舞學人計程車氣，徐森玉和沈仲章此舉也為國家爭回體面，意義非凡。
剛正不阿，堅守故土
1949年2月，蔣介石撤退大陸前夕，章士釗與邵力子、江庸、顏惠慶四人到北京參加和談，有潘伯鷹隨行。21日那天，馬衡訪邵力子等人於北京六國飯店，並一起午餐。
徐森玉和馬衡都不贊成文物運中國臺灣，為此兩人都曾採取消極拖延甚至不合作的態度。因為徐森玉精鑑別，當時為文物運中國臺灣，上面指定他為押運負責人。據說為此還許諾，到臺後給他故宮博物院院長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職位。但徐森玉躲在上海，託病遲遲不動，後來只好由李濟負責文物全程運臺事宜。
馬衡畢竟有君子風度，當聽到潘伯鷹帶來的徐森玉傳話，1949年9月13日，親自到北京火車站迎接徐森玉，當晚還與鄭振鐸、趙元方等人為徐老接風洗塵。在京期間，兩人多次見面，相談甚歡。馬衡一直想勸說老友仍留在故宮工作，但徐老因家庭等原因堅持回滬，馬衡也只好不再挽留。
此後兩人的交往，尤其像一起南下到澳門，從香港收購“二希”（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迴歸等故事，眾所周知，這裡就不多說了。
1955年馬衡去世，他的遺稿《漢石經集存》由陳夢家整理編輯，徐森玉親為老友題簽，於兩年後出版傳世。馬衡早年曾刻“漢石經齋”印贈送徐森玉，故後人為他收集文字，也以《漢石經齋文存》的書名結集出版。漢魏石經，實在是他倆共同的友誼見證。他們一生為守護國寶殫精竭慮，移入世人對他們的評價，他們就是國之文化瑰寶。
來源：新民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