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的歷史上，一共進行了兩次國共談判。而我們今天要說的事，就發生在1942國共第2次談判之前。1942年隨著國民黨第2次反共高潮被打退，那時我黨選擇了以大局為重。
為了進一步改善國共兩黨的關係，共創和平的中國，兩黨在數次交涉之後決定進行國共談判。在做下如此決定後一九四二年的十月林彪同志被中央派遣到重慶，周恩來總理一同與國民黨領導蔣介石進行了數次談判。
蔣介石在此次談判中提出的條件明顯比我們更為苛刻，甚至在我們看來，蔣介石並不是真正地抱著和談的心。蔣介石几乎駁回了我們所有的條件，直言只有收編了我們的軍隊，共產黨才能被允許合法化，並且把我們的邊區徹底化成了國民黨的行政區。而這一點是我們不能夠接受的，所以在當年重慶談判時，兩方僵持了很久，並沒有解決實際問題。
面對這樣的情況，毛主席思來想去，最終決定給那時在山東工作的劉少奇發出了一封電報。而這封信件的等級，居然被劃在了絕密的程度。甚至主席在電報的末尾特意囑咐劉少奇同志閱讀完這封電報後立馬毀掉，並且不能向任何人提起這封電報的內容。
我們都知道劉少奇同志一直被當做毛主席的接班人來培養，更是在建國後成為了我國的領導人。那麼作為當時中共領袖的毛澤東，為何要給劉少奇寫這封電報？這封電報上究竟寫了哪些絕密的內容？為何主席多次強調要求劉少奇同志閱後即焚呢？我們不妨來看看。
時間來到1935年年底，那時北平的學生內部掀起了一陣陣不一樣的浪潮。這一批祖國的新生力量高舉抗日救國的大旗，堅決地反對日本對我國的侵略。而這股浪潮，也有效地推動了我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版圖大肆擴張，日本方面的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很快，在次年的2月宣告成立。這也意味著日本的軍事能力，即將得到提高，嚴重地威脅著中國的領土安全。
得到訊息的國內名人志士們，如宋慶齡，陶行知等人並沒有因此善罷甘休，反而他們積極地活動起來。他們頻繁地發表演講，並且發起了世界各地、社會各界的救國聯合會。
我們中共方面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表示放棄“反蔣抗日”的口號，決定與國民黨方面進行議和。
而蔣介石方面卻並不這麼想，在同年10月，蔣介石離開了自己的大本營南京，來到了西安，他此行的目的是讓張學良與楊虎城對紅軍部隊進行圍剿，即使張學良與楊虎城多次向蔣介石提出，我們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請求，卻屢遭蔣介石的拒絕。
多次請纓後，張學良得到的還是拒絕的答案。蔣介石更是在兩個月後，罷免了張學良的職位，讓衛立煌作為總指揮開展工作。張學良和楊虎城內心十分受傷，他們明白他們該做些什麼了。
於是在1936年12月11日晚，張學良與楊虎城分別召見了自己手下最忠心的將領，並在次日進行了兵諫，這也是我國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代表西安方面發表了電報，他明確提出國民黨南京政府應當停止一切內戰，並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主張兩共抗日。
中共方面也派遣出了我們的談判代表周恩來，來到西安。多方壓力之下，蔣介石無奈接受了聯共抗日的主張，而這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那之後，蔣介石開始規劃全面抗戰的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準備，並且進口了大量的外國高階武器來武裝自己的中央軍。
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宋慶齡作為代表提出了三大政策，而這次會議也正式確立了兩黨停止內戰，進行第2次國共合作。
訊息一經傳出，社會各界都是歡呼雀躍，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時之間抗日的聲音響徹華夏天際。可在兩黨合作正式確立後，我們卻發現山東省政府並不作為。
1942年是山東人民抗戰時最艱苦的歲月，在那一年山東地區淪陷幾塊，甚至有數以萬計的老百姓失去了自己的家園，飽受戰火的摧殘。
那時，日偽軍瘋狂地掃蕩著山東的村落，在1941年的冬天，更是出動了5萬餘人，對我國山東中部進行掃蕩，企圖殲滅山東省抗日根據地的主力部隊。
加上那年山東遭遇了幾十年不遇的乾旱，大部分的田地可以說是顆粒無收。所以那時百姓經常以地瓜乾地瓜秧為生，實在找不到吃的，他們也會去挖野菜，吃樹葉。山東的情況一時之間，極為令人揪心。
複雜的形勢下，現實的殘酷讓我們內部，也產生了一些相對消極的情緒。在山東分局高層領導之間，許多人對於我們的革命道路和形式有了不一樣的認知，他們在工作上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分歧。種種情況都讓那時八路軍的政治委員——羅榮桓感到十分的憂慮。
羅榮桓深知事情的嚴重性，他在情況發生後接二連三的致電中央，向中央求助，請求中央派遣負責人到山東進行指導工作。接到訊息的中央也在當年的2月間多次致電一名叫胡服的人，並且將山東的訊息盡數告知於他，委託他想辦法去調整山東此時此刻的狀況。並且特意囑咐他要注意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這裡有人可能會疑問胡服是誰？為何在我國的歷史上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中央又為何派他前往山東解決如此重要的問題呢？我們不妨接著看。
原來胡服正是劉少奇的化名，在被派往山東之前，劉少奇是在中央政治局任職，而中央之所以派遣劉少奇前往山東，很大程度是因為劉少奇曾經就任過山東。
他對山東的一些情況，有較為清晰的認知。於是劉少奇在接到調令後，劉少奇化名胡服，馬不停蹄地在1942年的春天冒著嚴寒來到了山東八路軍的根據地。
熟悉第1代中共領導班子的人都知道，劉少奇是一個典型的注重調研觀察的人。這也是之所以他選擇不用本名，化名胡服的重要原因。他在抵達根據地後，就住在當地的村民家裡，和當地的村民吃一樣的食物，幹一樣的活。
住在農家的，他透過和山東黨政各部門大小領導的談話，包括街道群眾團體負責同志的反應，很快摸清了當時山東的主要情況。在摸清山東情況後，他憑藉自己敏銳的洞察力和判斷力，指出了山東問題的關鍵所在。
都說治病要做到對症下藥，既然我們找到了病症，那麼如何解決這個病症，劉少奇心裡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只見那時的劉少奇率先召開了座談會，他決定首先要解決思想道路的問題。
在劉少奇看來，思想路線是一個部門想走得長遠的根，如果一旦耕壞了，那麼任憑我們澆灌再多的營養，樹幹也不能茁壯成長。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劉少奇並沒有一開始就指出當時山東的思想問題。
相反，他在一開始是在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和發言。在他傾聽完所有人的想法後，他這才張口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山東各個部門在自己的崗位上所作出的一番事業，同時嚴肅的批評了我們領導班子的一些不足。
他的肯定和表揚都是有依據的，他手裡掌握著充分的調查總結。他透過大量的資料糾正了當時山東領導層中一些盲目樂觀、過分悲觀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心理狀態。最後他又下達了三條決定，正是這些決定，逐漸統一了山東領導部門的思想。
有人說，劉少奇同志的三條決定是劉少奇針對山東的局勢，包括黨政部門進行的一個創舉。在三條決定實施後，山東方面的困局一下子就得到了扭轉，讓人不得不欽佩劉少奇同志的智慧與能力。
在三條決定實施落實的過程中，劉少奇也深入群眾，繼續跟著他的群眾調研。他多次與當地的老百姓聊天，問他們對政策的看法，問他們的減租減息是否落實到位。
有這樣一名好領導來做群眾工作，我們焉有不勝利的道理？實際上在劉少奇多年的工作中，他常常把做好群眾工作掛在嘴邊。他直言，如果我們不能發動組織，這麼多的群眾，在我們黨的周圍，我們是必定搞不好我們自己的工作的。
在他的心裡，我們的黨是依託於群眾基礎和積極分子的，人民群眾甚至決定著我們的經濟財政、糧食生產，包括軍事補給的。他將做好群眾工作落實到位，也為山東的問題解決夯實了基礎。
隨著會議召開後一系列政策的實施，山東的問題總算被劉少奇同志解決了。看到欣欣向榮的山東，劉少奇同志掛念著延安的百姓，於是在5月底決定收拾行囊返回到延安工作。誰知在他還沒有返程之前，卻意外收到了來自主席的一封電報。
令人疑惑的是，這封電報上面註明了絕密，這讓劉少奇同志一下緊張了起來。在自己的辦公室內，劉少奇同志獨自一人打開了這封電報。只見電報裡主席的意思是說讓他留下山東統籌大局，代表中央主持山東所有的軍政工作。
當然主席的電報並不是一錘子定音，相反他是在徵求劉少奇同志的意見。在劉少奇同志尚未決定之際，主席在當年的7月9日再一次給劉少奇同志發來了一封密電。
在這封電報中，主席再一次重點強調了山東作為軍事要地的地位。主席也含蓄地表達了:我們如今正在抗戰時期，要注意與國民黨的關係。但同樣主席也明確表達了，在抗戰勝利後，如果蔣介石同意我們的要求，那麼國共雙方依舊保持和平。
在這封電報的末尾，主席特意強調了，要求劉少奇同志將這封電報閱後即焚，不許聲張。劉少奇同志聞絃聲而知雅意，他明白主席的憂慮，也深知如今的形勢正是國共兩黨合作的蜜月期。於是他選擇留在了山東，為山東的發展做出了不朽的功勳。
從料峭的寒冬一直到4年秋天的果實掛上樹梢，劉少奇整整在山東工作了半年的時光。在這段日子裡，他始終住在百姓老鄉的家裡，始終和山東的老百姓一起生活、一起戰鬥。
有人說劉少奇同志有絕對的洞察力以及高度的原則性，包括極為果斷的判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山東問題上我們就能看出劉少奇同志的大智若愚，運籌帷幄。劉少奇同志的到來使困難時期的山東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他的山東之行也被稱作是當地人民抗戰的重要轉折點。
在我們如今看來，無論是毛主席還是劉少奇同志，他們第1代領導人身上都有著絕對的果斷，和心繫群眾百姓的愛民之心。正是基於此，他們的身上永遠散發著偉人的光輝，被我們人民所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