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荏苒，歲月如梭。協和迎來了自己的百歲生日。仔細回想，我到北京協和醫院工作也整整40年了。回首自己成長的過程，是前輩們的無私奉獻和醫者仁心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我永遠心懷感激。
1981年，作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我有幸來到北京協和醫院當實習醫生。當時帶教老師李舜偉教授是我進入神經病學領域的領路人，我第一份大查房病例的主訴就是在李大夫的幫助下完成填寫的。那位病人患的是原發性直立性低血壓，現歸為多系統萎縮。對作為實習醫生的我來說，這是一個從未聽說的疾病，是李大夫幫我逐字推敲和修改病例主訴，才使我得以學習瞭解，至今記憶猶新。
1982年，我到神經科擔任住院醫生。我的上級醫生楊蔭昌教授為人低調，查完房後就坐在病房辦公室的角落裡看書，住院醫生如果有問題請教，他總是耐心解答。楊大夫豐富的臨床經驗、淵博的專業知識、嚴謹的臨床思維、緊密貼合臨床做研究的治學態度讓我受益匪淺。在他的指導下，我結合自己當時負責的白塞氏病—腦幹病變病例，完成了第一篇論著，第一次有了臨床科研的粗淺體會。
我非常幸運，來協和後見識了許多大師的風采，並得到了他們的教誨和指點，受益匪淺。
馮應琨教授，鶴髮童顏，慈眉善目。他改進的腦電圖蝶骨電極簡便易行，提高了診斷顳葉癲癇的陽性率，不僅普及到全國，也讓歐美同行知道了中國有個“Y K Feng”。他幾十年如一日地認真回覆病人來信，自己出錢為貧苦病人買藥、寄藥，從不計較分毫。他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和人民，堅持信仰矢志不渝，終於在1986年光榮入黨，一片赤誠令人動容。我最難忘的，還是作為住院醫生報告病史時，馮應琨教授眯起雙眼慈祥地點頭微笑，對年輕人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滿意。正是這種關心與鼓勵，幫助了我們進步和成長。
譚銘勳教授，博覽群書，治學嚴謹，獎掖後學。他的每份病歷都是我們學習的模板：主訴用詞精準，絕沒有一個多餘的字；病史重點突出，層次清楚，邏輯性極強。我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的第一篇譯文就是譚教授親自幫我修改的，他在薄薄的紙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標記，還非常和藹地對我說：“第一次翻譯還是不錯的，英文翻譯就是要多練。”這是對我提高英文水平的一次重要的鼓勵。其實，譚教授還是我的博士生導師之一，我碩轉博時湯曉芙教授還不是博導，我找到譚教授，表明了自己想多向湯大夫學習的想法，他親切地囑咐我：“既然喜歡電生理就跟著湯大夫好好學。”他的包容和寬懷對我影響深遠，他永遠都是我可敬可愛的老師。
我的導師湯曉芙教授，六十年如一日地在神經科學和臨床神經電生理領域耕耘，始終堅持醫、教、研的緊密結合。在肌電圖裝置進入國內的探索應用時期，為了獲取肌電圖正常值，湯老師帶頭在自己身上扎針測試；為得到不同年齡段的數值，她還把自己的孩子帶來做肌電圖檢查。可以說，協和實驗室臨床電生理的各種檢查，我們都有切身的體驗；幾乎所有檢查的正常值，都包含了我們每個人肌肉、神經的資料。
郭玉璞教授是我們神經科的老主任之一。20世紀80年代，他曾赴澳大利亞進修學習。回國時，他用自己省吃儉用的錢，購買了協和神經病理實驗室能使用的藥品、裝置，帶回了幻燈機、投影儀、相機等各類小儀器，為實驗室後來開展神經活檢奠定了基礎，也幫助了我們年輕人學習瞭解新知識。
協和老教授們精湛的醫術、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忘我的工作精神、濃厚的人文情懷無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讓我不斷受益與成長。我也希望，在踐行、傳承前輩教誨時，能影響更多年輕人，將協和精神代代相傳，矢志做百姓信賴的託底力量。
（作者：崔麗英，系北京協和醫院神經科教授、神經病學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