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我們的科技在高階製造上，被卡住了脖子。
憑藉5G通訊技術，作為中國第一次在基礎技術領域實現了領先的華為，雖然在晶片設計上實現了和高通、英特爾等公司的不相上下，但卻被卡在了晶片製造裝置上。
其實，華為不差錢，每年華為研發投入近200億美元，但是，晶片製造卻是靠砸錢砸不出來的，“需要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才行”。
然而，國內又有多少傑出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化學家等科學家，能夠投身於此呢？
任正非最新講話中一句話總結很到位：泡沫經濟的刺激下，年輕精英們都去“短平快”去了。
或者，即使有，也走了。
一、清華校長：上一個10年裡清華留學生已有超半數回國
清華大學邱勇校長提到一組資料：過去10年中清華畢業生出國深造佔比約14.2%，其中超過65%的畢業生到世界排名前50位的大學深造。
但清華出去後回來的人有多少呢？
邱勇校長透露，2002-2011級出國的清華校友中已有超半數回國工作。
從邱勇的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上一個10年間出國留學的清華人，早已應該完成學業回國了，但仍有一小半人留在了國外。
其實，國內頂尖人才出國不歸的，又何止是清華。
有資料顯示，中國已連續第11年成為美國最大的國際學生來源國，僅2020年就有接近38萬人赴美留學；在全球頂尖的100名材料科學家中，前6名都來自中國，幾乎都在美國的頂級院校及研究所工作。
二、從尹希到顏寧，再到許晨陽：總有留不住的理科天才？
中科大畢業的物理天才尹希，留學哈佛後又留校任教，成為哈佛曆史上最年輕的華人教授之一。
面對“何不回國發展”的質疑，尹希表示：考慮過回國發展，但目前國內無論是科研經費、學術環境還是社會地位，都和國外無法相比。
其實，不只是出去的不回來，還有回來了沒留住，又出去了的。
2000年清華畢業的顏寧，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分子生物學，在2007年完成博士後研究後，毅然回到清華大學醫學院任教至2017年，顏寧也成了當時清華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在清華工作10年後的 2017年，顏寧被提名中科院院士，但最終遺憾落選。也是在這一年，顏寧接受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任該校分子生物學系終身講席教授，並於4年後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還有一位，被稱為北大數學黃金一代大師兄的許晨陽，同樣也是學成歸來，但最終也再次出走美國任教。
許晨陽2004年北大數學碩士畢業後，也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深造獲博士學位，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博士後研究，又到猶他大學工作了1年後，許晨陽毅然回國，受聘北京大學的國際數學研究中心教授。
然而，和顏寧一樣，許晨陽在北大工作了6年之後，也去了美國，全職出任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系教授。
三、任正非談話一針見血：年輕精英們都去“短平快”了
出去了不回來，回來了留不住，國內科研環境到底怎麼了？
許晨陽曾回應稱，學術界存在三大頑疾：第一，學術氛圍太浮躁；第二，學術造假太嚴重；第三，學術界論資排輩現象嚴重，對年輕人支援不夠。
不得不說，除了個人價值評價之外，國內的學術氛圍也是留不住尹希、顏寧、許晨陽等高階人才的客觀原因之一。
任正非在最新講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泡沫經濟的刺激下，年輕精英們都去“短平快”去了，我國的工作母機、裝備和工藝、儀器和儀表、材料和催化劑研究……相對產品還比較落後，我們用什麼方法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生產試驗，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
早在2016年的巴塞羅那通訊展上，任正非和專家座談時就曾直言：泡沫化的社會中不會產生科學家。
任正非認為，近年來經濟上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很多泡沫機會，大家都忙著在泡沫裡面多掙點錢，可能在做學問的問題上就有點懶惰懈怠了，有點兒跟不上時代。
其實，從外部環境來看，尹希、顏寧、許晨陽等傑出人才的出走，一方面確實有對更寬鬆的學術環境的追求，另一方面，當然也有國內在人才價值的評價上不平衡等原因。
四、任正非之問：“為什麼不能讓中國雞在中國的土地上下蛋？”
傑出人才出走帶來的結果就是，我們在有些技術領域，是被自己人卡住了脖子。
任正非用“中國雞跑到國外下蛋再高價賣回給中國”的形象比喻，點透了這一現象的本質：國內企業花了高價從國外買回的高科技產品或專利技術，回來一看，發明人竟然就是國內走出去的中國人。
“為什麼不能讓中國雞在中國的土地上下蛋？”這大概是繼“錢學森之問”多年後，再次掀起國人內心波瀾的 “任正非之問”了！
那麼，華為又是如何解決這個“任正非之問”的呢？
在“以奮鬥者為本”的文化前提下，華為強調“先有雞再有蛋”，既留住了“自家的雞”，又吸引了大量國外科學家加入華為，“為中國下蛋”，以此破解了國內傑出人才“走出去、回不來”的困境。
“如果幾十年後我們還處在泡沫化邊緣上，最後會被歷史所拋棄，”任正非對國內科技界的根源問題，仍然憂心忡忡。
然而，一個浮躁的社會重歸理性，需要幾十年。任正非呼籲，還是要踏踏實實耐下心來做學問。
雖然很難，但還是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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