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1400多名皇道派日本青年官兵突然佔領了首相府、陸軍部、東京警察廳等軍政要地，他們行刺了日本首相，槍殺了內大臣、教育總監、大藏大臣在內的一眾高官。這次兵變史稱“二·二六”兵變，是日本史上的一次轉折性事件，此後日本軍部變得不可一世，日本也從此走上了法西斯軍國主義道路，戰爭機器被徹底開啟，進而導致了後來的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
那麼日本為什麼會選擇軍國主義道路呢？日本選擇軍國主義道路的邏輯又是什麼呢？在當時的情況下，日本是否可以走上另外一條道路呢？
事情還要從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說起。1932年5月15日，一群日本少壯派軍官也是發動了一場兵變，刺殺了包括首相犬養毅在內的一眾政府高官。
事情發生後，無論是軍部還是日本民眾，都力挺在“五·一五”事件中參與行刺的人員，這些人中有11人被送上了法庭，但法院迫於當時民眾的巨大壓力，最終對11名參與行刺人員從輕發落，到1940年的時候將其全部釋放。
犬養毅首相遭遇刺殺，主要是因為在對待中國東北的問題上，犬養毅主張與中國共同開發東北。但在日本民眾看來，“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就該劃入日本的版圖，犬養毅的行為無疑是賣國行為，他就因此遭到了日本右翼勢力和當時民眾的憤恨，被激進的青年軍官刺殺。
首相遭遇刺殺，刺殺他的人卻安然無恙，這就給日本政壇蒙上了一層恐怖的陰影，此後，日本的政客就再也不敢跟軍部作對，只要是軍部的要求，他們總是儘量滿足，因為他們生怕軍部什麼時候會再來一次“五·一五”，把他們斬盡殺絕，如此一來，日本的政治就被軍部給綁架了。
“五·一五”事件後，到了當年的5月26日，天皇就指定了海軍大將齋藤實擔任首相。不過由軍人出任首相，就明顯違背了政府的憲政原則，此後日本的政黨勢力退出舞臺，軍部勢力得以抬頭，並越來越失去控制。齋藤實上臺後，馬上就承認了滿洲國，並全力支援軍部的侵略行動。
1933年，日本軍方策動熱河事變，佔領了熱河，接著就佔領山海關，越過長城，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把侵略的觸角伸向了我國華北。
但在日本加速對外入侵的過程中，軍部內部卻因為意見不同而分成了皇道派和統制派這兩大派別，簡單來說，這兩派也沒什麼區別，都主張擁護天皇，都主張對外發動戰爭，只是皇道派希望對外擴張的程序能快一些，由軍部推翻政府直接上。而統制派則希望慢慢來，由軍部操控政府，以此達到目的。
從階層來說，皇道派人員多出於日本社會底層，以中下級軍官為主，而統制派多出於日本社會上層，以高階軍官為主。
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是陸軍大將兼陸相的荒木貞夫以及曾任教育總監的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稱日軍為皇軍，主張消滅天皇身邊的奸佞小人，擁護天皇親政，改造日本，是為天皇之道，故稱皇道派。
統制派主要由年齡更大，更為保守的高階軍官組成的，包括永田鐵山、林銑十郎、東條英機等高階將領。
這些高階軍官大多是日本陸軍大學出身，在戰場上主要負責後方的指揮，極少親自上戰場，所以他們與前線的軍官就有所不同，這也是統制派和皇道派的區別。
1934年1月，統制派的林銑十郎接替皇道派的荒木貞夫擔任陸相，此後統制派就開始了對皇道派的排擠。林銑十郎將大量皇道派軍官或轉入預備役，或調離關鍵崗位，或轉任戰地軍官，還免去了真崎甚三郎的陸軍教育總監職務。
真崎甚三郎被免職後，皇道派人員就認為這一切是統制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鐵山搞的鬼，於是在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就在陸軍部的辦公室裡刺殺了永田。
永田事件後，統制派就乘陸軍人事調整之際，將鐵桿皇道派人員第一師團長柳川平助調任臺灣任駐屯軍司令，同時又計劃將駐守東京長達30年之久的第一師團於1936年3月調往滿洲。
第一師團是皇道派的大本營，這個決定就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壯派軍官們，於是這些少壯派軍官就決定在調令生效之前的2月26日凌晨發動兵變。
凌晨5時，駐守東京的第一師團皇道派少壯軍官香田清貞大尉、安藤輝三大尉等9名核心軍官率領1400多名參與兵變計程車兵，朝著他們的目標進發了。
他們迅速佔領了東京警視廳、陸軍省、首相官邸以及天皇幾位老臣的私宅。
兵變士兵的刺殺物件都是政要，也就是他們眼中天皇周邊的壞人，第一個目標便是首相岡田啟介，有大約300人闖進了首相官邸。這個時候岡田的妹夫兼秘書松尾傳藏為了保護岡田，便把自己扮做了岡田的模樣，為了吸引士兵的注意力，他直接衝到了中庭，一邊衝一邊高呼天皇萬歲，傳藏的行為立馬就引起了士兵們的注意，隨即就向傳藏開了槍，傳藏也很快倒在了血泊之中。傳藏死後，士兵們還拿著岡田的照片和他仔細對比了一下，沒有對出區別，於是兵變計程車兵就認為他們所殺的正是首相岡田，而真正的岡田，此時正躲在官邸的一個洗浴間裡，他也因此逃過了一劫。
而財政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內大臣齋藤實則在兵變中遇刺身亡。
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在這次兵變中身負重傷，叛亂計程車兵朝他的身上開了三槍，索性都沒有擊中要害，在他倒下後，他的夫人拼死護住了他，鈴木才得以僥倖逃生。
此外還有西園寺公望也逃過了一劫，因為西園寺是明治維新以來，當時還唯一健在的元老，享有很高的聲望，在場的許多士兵不願加害於他。
在完成了主要刺殺目標後，兵變計程車兵便向東京市民釋出了公告，表明了他們的立場，是出來“清君側”的。
對於參與“二·二六”計程車兵來說，他們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確的，他們是在為國家剷除奸臣，他們的這次行動會像“五·一五”事件一樣，得到全國上下的一致認同。但他們不曾想到，他們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窘境。
當天早晨，天皇就得到了兵變的訊息。對於天皇來說，兵變中死的全是他的親信，這就與之前的“五·一五”事件完全不同，就在發動叛亂了。
比如鈴木貫太郎，作為天皇的侍衛長，是天皇最為信任的人，而鈴木的妻子又是天皇幼年的保姆，這些人遇刺，對天皇的震動是非常大的。
同時天皇還擔心叛亂者可能會與他的弟弟秩父親王相勾結，迫使他退位，因為秩父親王一向對皇道派有好感。
於是天皇下令立即鎮壓叛亂。
到了當天下午，經過樞密院的討論，最終決定由陸軍部實行鎮壓，陸軍雖不情願，但還是在27日凌晨頒佈了戒嚴令，不過陸軍也只是下了戒嚴令而已，之後就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了。
到了下午4時情況發生了突變，海軍的三位退役大將岡田、齋藤、鈴木在兵變中遇刺，這就引起了海軍的強烈不滿，他們以戰列艦長門號為主力，將一支艦隊開進了東京灣。
在長門艦的帶領下，各艦將炮口指向了叛軍所在地，海軍要為他們被刺殺的將領報仇。當時海軍的頭領米內光政就宣佈，海軍要發動一場弔喪戰爭。
其實海軍參與這次行動，也是緣於日本陸軍和海軍的積怨，海軍最早是從日本藩鎮割據時代的薩摩藩發展而來，而陸軍則是由長州藩發展而來。明治維新初期，日本仍沿用了原先的藩閥政治，長洲和薩摩各自擁兵自重，左右了日本政局。
而這兩個藩鎮，更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戰國時代，長洲藩起源於戰國時代的毛利氏，薩摩藩起源於戰國時代的島津氏。
長期以來，日本陸海軍矛盾深重，他們之間有政見之爭、派系之爭，在軍費開支上也互不相讓。兩者爭來爭去，到最後就發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皇道派的主要分子基本都出身陸軍，而統制派中很多領導人屬於海軍，並且皇道派發動這場政變，不僅要推翻統制派，還要在軍部裡建立陸軍第一的地位，透過“二·二六”兵變把海軍排擠出軍部。
所以鎮壓的時候，陸軍陽奉陰違，海軍則非常積極。
到了後來，裕仁失去了耐心，他憤怒地表示如果陸軍不能平叛，他就親自率領近衛師團前去平叛。
2月28日，也就是兵變的第三天，在天皇的一再督促下，猶豫不決的軍部才最終下定決心，在當晚11時出動部隊平叛。
命令發出去後，近衛第1和第14師團以及鄰近的部隊約2.5萬人，被調到東京將叛軍包圍了起來，同時停泊在東京灣的海軍艦隊也虎視眈眈。到了29日，平叛行動正式展開。
就日本普通民眾而言，他們痛恨權貴、貪汙、腐敗無能，但他們也懷疑兵變這樣的行為也不能解決問題，之前的“五·一五”事件就沒什麼效果，所以他們並不支援這次兵變。
而到了最後，就連皇道派的核心人物真崎甚三郎也怕這個事情會牽連到自己，站出來要求叛亂士兵立馬投降。
失去了真崎的支援，叛亂軍人也沒了主心骨，他們意識到敗局已定，如果繼續抵抗下去，為天皇起兵的名義就會不復存在，他們就會永遠揹負叛軍的罪名。
29日上午7時10分，戒嚴令司令部命令叛軍附近居民撤離。此時叛亂已持續了3天，叛亂計程車兵早已疲憊不堪，在廣播播放後，叛亂計程車兵見大勢已去，紛紛脫離了陣地，返回了部隊，而參與叛亂的核心軍官們也沒有阻止。
到中午1點左右，也就是戒嚴司令部給出的最後通牒時間的時候，叛軍放棄了抵抗，全體返回部隊，到下午2點，日本近代最大的一場兵變才宣告平息。
“二·二六”兵變後，除兩名軍官自殺外，其餘被審訊的軍官以為還會重演“五·一五”的那一幕，成為日本國民心中的英雄，最後被法庭從輕發落。
但針對他們，日本當局採取了不公開審判的方式，並一審終審，不得上訴。
4月28日，審理正式開始，參加政變的青年軍官，除河野和野中四郎兩人自殺外，其餘19名主要軍官被起訴。
而參與兵變的第一師團，在事後也遭到了清算，雖然沒有士兵被處罰，但不久之後第一師團就被派到了中國戰場。
在中國戰場上，每當第一師團攻打中國城池的時候，日軍高層就禁止第一師團使用火炮，讓士兵直接向中國軍隊發動衝鋒。
最終，1936年7月5日，經過審判，參與政變的主要領導人香田清貞大尉、安藤輝三大尉等17人被判處死刑，其他關聯人員也被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
“二·二六”兵變後的3月9日，岡田辭職，首相職務由廣田弘毅繼任。
“二·二六”兵變的時候，廣田弘毅是外相，他在兵變中安然無恙，主要是因為他是國維會的主要成員，國維成員又多為法西斯分子，所以廣田就能在軍部皇道派和統制派中左右逢源。
廣田出任首相後，為了安撫軍部，便恢復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也就是說，現役軍人可以擔任陸相和海相，此前日本陸相和海相都不能由現役軍人擔任，都是退役了以後脫了軍裝擔任的陸相和海相。
廣田認為，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由現役軍人擔任陸軍和海軍大臣，更能防止少壯派軍人鬧事，他公開宣稱，相信這個措施，將阻止皇道派掌權。
但這個制度卻增強了軍部對抗內閣的控制，如果政府按照軍部的臉色行事，軍部就會派出現役的軍人擔任陸相和海相，幫助政府鎮住少壯派軍人。如果政府不看軍部的臉色行事，軍部就不提供現役軍人出任陸相和海相，這樣政府就沒人能鎮住少壯派軍官，“二·二六”兵變的事情就隨時會再次發生。
1936年8月，廣田召開五相會議，公佈了《國策基準》，將對外擴張定為了基本國策，大力擴軍備戰。
1937年，日本的軍費預算就較上一年提高了30%，軍隊增至38萬人。後來東京審判的時候，有7個人被判絞刑，其中6個是軍人，只有一個文官就是廣田弘毅。
“二·二六”兵變後，軍部就進入了暴走狀態，日本也徹底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內閣對於軍部的主張不敢反對，而天皇對此也不敢反對。
之後日本就與德國、義大利組成了軸心國聯盟，成為了二戰發動的策源地。
當日本只有軍部一個聲音存在的時候，日本民眾就成為了被愚弄、被裹挾、被欺騙的一個群體，最後天皇、內閣、民眾都只能滿足法西斯體制的要求，民眾成為了日本法西斯的炮灰，穿上軍裝就成了侵略軍，沒有穿軍裝的就在後方緊張地位前線提供各種物資，所以當日本整個戰爭機器開動了以後，任何人想脫離這個機器就變得不可能了。
日本後來就把侵略擴張的矛頭對準了華北，1936年4月17日，日本內閣決定向華北增兵，由原來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
後來日本敢於發動盧溝橋事變，敢於對華北發動進攻，也是緣於此前日本在東北、天津等地部隊的增加，正是有了這麼多部隊的駐防，日軍當時才敢在華北與中國軍隊產生劇烈的衝突。
1937年7月7日，一隊日本士兵在盧溝橋附近展開軍事演習，期間一位名叫志村菊次郎中途離隊解手去了，帶隊的日軍指揮官牟田口廉也就認為志村菊次郎失蹤了，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搜查，被駐守的中國軍隊當場拒絕，於是便悍然發動了對宛平城的進攻，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也就此爆發。
盧溝橋事變看似的偶然事件，其背後的戰爭邏輯已清晰可見。
我們都知道，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還將戰爭不斷擴大，後來為了爭奪東南亞和太平洋，在1941年的時候又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與美英全面開戰。
就日本的實力而言，連當時的中國都無法拿下，而美國的國力則更是遠勝於日本，以日本一個彈丸小國，同時跟中、美、英等大國開戰，在戰略上來說完全是在犯傻。
即便是日本海軍大將，擔任聯合艦隊司令官的山本五十六，他也認為一旦與美國開戰，日本最多能只能支撐半年，由此可見美日之間實力的懸殊。
任何一個稍微明智點的國家，在與另一個國家開戰之前都會考慮下力量對比的問題，可日本就完全就不考慮力量的對比，哪怕與對手實力懸殊也要幹，不可能打贏也要打，這就造成了日本在二戰中必敗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