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丨鄧穎超
前言
“西花廳的海棠花又盛開了，看花的主人已經走了，走了十二年了，你在這個盛開著海棠花的院落里居住了二十六年，我比你住得還長，現在已經三十八年了。”
這些文字出自84歲的鄧穎超之手，從字裡行間能夠感受到，她對亡夫周恩來的想念，在一次聊天中，毛澤東很感慨的說道，“我真的羨慕他們兩個的婚姻......”
相識相愛
周恩來和鄧穎超相識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那個時候，鄧穎超只有15歲，就讀於天津女子師範學校。
周恩來21歲，這時才從日本回國，積極投身於革命事業。女同學中間都在傳這個長相英俊的小夥子，鄧穎超卻沒太多興趣。
有一次召開群眾大會，抗議軍閥殺害了一名愛國人士，鄧穎超去了，她看到大會主席臺上坐著一個男青年，帶著鴨舌帽，一身西裝，穿著白皮鞋，旁邊的女同學推推鄧穎超，“那就是周恩來。”
鄧穎超看清周恩來的長相後，心裡只有一個感受，“確實長得很漂亮”，不過也沒有更多的興趣了。
圖丨周恩來和鄧穎超
鄧穎超當時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的演講隊長，周恩來看過鄧穎超的演講，對她有不錯的印象，解放後，在一次閒聊中，周恩來才跟鄧穎超說了自己真正的感受，
“你是第一個登臺發言的，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後來，這批進步青年組織了“覺悟社”，在那裡，周恩來和鄧穎超才算是真正的相識了。
鄧穎超是很有個性的女孩子，她參加了學校的話劇社，因為學校裡沒有男生，她就換上長袍馬褂，帶上禮帽，扮演男生。
她還是獨身主義者，對於婚姻有種悲觀厭惡的態度，
“我那個時候覺得，在那個年代，一個婦女若是結了婚，一生就完了，在上學的路上看到結婚的花轎，就覺得這個婦女完了，所以當時完全沒有考慮過結婚的問題。”
圖丨覺悟社
一年之後，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鄧穎超則去到北京師大附小做了一名教員。兩個人並未停止交往，偶爾互通書信。
在法國的時候，周恩來和一個很漂亮的女生有過短暫的交往，但那個女生脫離了革命組織，使得周恩來重新審視了自己的擇偶標準，他覺得能夠和自己一起奮鬥，一起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人，才是最適合自己的伴侶。
3年時間，兩個人的書信交往越來越頻繁，鄧穎超知道那個漂亮女生的存在，也就沒有多想，直到1923年的一天，鄧穎超收到一張周恩來寄來的明信片，那張明信片上印著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的畫像，上面還有周恩來的字跡，
“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一樣，一同上斷頭臺......”
這封明信片算是捅破了那層窗戶紙，在確定戀愛關係之前，鄧穎超徵求了養母楊振德的意見。楊振德見過這個小夥子，而且印象不錯，不過她還是勸女兒要慎重考慮，“恩來現在在國外，不如等他回來之後再說吧。”
圖丨楊振德和鄧穎超
鄧穎超卻覺得，一輩子能夠找到一個理想伴侶並不容易，既然兩個人志趣相投，若是真的可以，就應該早點定下來，而不是推脫。
巧的是，周恩來又來信了，信裡很直白的表達了想要把兩人關係確定下來的願望。鄧穎超把媽媽的建議拋到一邊，回覆周恩來：
“我們思想相通，心心相印，願相依相伴，共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
1924年，周恩來回國，他被調去廣州工作，1925年，鄧穎超費盡周折去到廣州，一對小情侶終於重逢。
去到廣州之前，鄧穎超特地給周恩來發了電報，告知自己到達的時間，她相信周恩來一定會到碼頭迎接自己的，畢竟已經5年沒見了。
可是到達碼頭的時候，鄧穎超左顧右盼沒有發現周恩來的身影，她心裡有點失望，也有點的生氣，她從天津到廣州，千里迢迢過來是為了和周恩來結婚的，但是周恩來似乎並不上心。
鄧穎超只能僱輛人力車，提上大箱子，按照通訊錄地址去找周恩來。
圖丨陳賡
其實周恩來對於鄧穎超要來的事情絲毫不敢怠慢，一早，他就起床整理房間，還讓警衛陳賡買了兩盆花，擺在窗臺上，只不過他實在太忙了，抽不開身，便派陳賡去碼頭，特地囑咐他，見到鄧穎超解釋一下自己沒有親自來的原因。
周恩來把照片交給陳賡，陳賡一看照片笑了，“我的領導啊，您這是從哪個博物館裡淘出來的照片吧。”
“這是我去法國留學前她送給我的，現在就是考驗你眼力的時候了。”
“我的眼力，你放心！”可惜的是，陳賡的眼力並不如想象的好，雖然他努力地辨認每一個下船的女青年，卻還是沒能找到周恩來的準新娘。
陳賡有點沮喪，他沒能完成周恩來交給自己的任務，轉念一想，自己沒有遇到，是不是因為鄧穎超已經尋去周恩來住處了呢，他趕忙返回。
回到周恩來的住所才發現，這裡已經坐滿賓客了，大家都等著新娘子駕到呢。陳賡擔心被責怪，就想了個辦法，一走進門，他就先發制人，“我沒接到新娘子，不過，這可不能怪我，你們看看這照片！”
圖丨鄧穎超
他拿著照片給人看，嘴裡說著，“拿著幾年前的照片找人，怎麼會找得到嘛。”陳賡正在“嫁禍”呢，一扭頭，看見門口走進來一個女孩子，正是照片上的姑娘。
“您好，我是周主任的警衛副官，周主任忙得抽不開時間，特地叫我拿著你的照片去接，怪我粗心大意，沒有接到你，我在這裡向你表示歉意。”
說完，給鄧穎超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
周恩來也看見了自己的愛人，他走過去替鄧穎超做介紹，可是溫情時光沒持續多久，周恩來扭頭走了。鄧穎超委屈地快哭出來了，陳賡趕緊安慰，“周主任有工作了。”
鄧穎超善解人意的點點頭，突然，她看到了窗臺上的鮮花，陳賡一看就趕緊說道，“這是周主任特地買來的，說小超喜歡鮮花。”鄧穎超露出笑臉。
圖丨周恩來和鄧穎超
來到廣州，鄧穎超也迅速投入了工作，兩個人甚至沒有幾次見面的機會。黃埔軍校的朋友們知道周恩來鄧穎超結婚了，便鬧著要他們請客，周恩來推脫不了，便決定請大家一起吃個飯，這頓飯也就成為了他們的婚宴。
賓客們聽說鄧穎超做過演講隊長，便起鬨讓鄧穎超講述戀愛經過，周恩來擔心鄧穎超應付不了，沒想到鄧穎超落落大方的開了口，侃侃而談，引來一陣又一陣的掌聲。
大家誇讚她，“周夫人名不虛傳啊！和周主任一樣，出色的演說家。”鄧穎超“抗議”，“什麼周夫人，我有名字，叫鄧穎超。”
大家還是不肯放過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紛紛拿小兩口逗樂子，鄧穎超不會喝酒，周恩來就把給鄧穎超敬的酒都擋了，自己一杯接著一杯的喝。
這也是“酒神”周恩來一生中少數喝醉的幾次之一。
紙短情長，吻你萬千
圖丨鄧穎超和周恩來
婚後，兩個人的生活異常甜蜜，鄧穎超不僅是堅強的戰士，也是溫柔的賢妻，她親自挑選家裡的擺設和傢俱，安排飲食，把平淡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
周恩來依舊很忙，臨行前，他會大方的親吻鄧穎超的額頭，不管周圍有沒有人，然後輕聲叮囑她注意身體，記得寫信。
而他們的信件更是溫情滿滿，他們不能經常呆在一起，就在信裡分享自己的生活，好像對方也在參與著自己全部的生活片段。
鄧穎超給周恩來寫信，讓他注意身體，周恩來回信，“你的信太過官方，都不說想我。”
鄧穎超回覆，“總理日理萬機，怕是無暇念我罷了。”
周恩來接著回：“閒人怎知，忙人有多想閒人。”
圖丨鄧穎超和周恩來
這些信件中，兩個人絲毫不扭捏的表達著自己的熱愛和深情。
1942年7月，身處重慶醫院的周恩來給鄧穎超寫了一封信，那個時候，他小腸疝氣發作，高燒不退，需要動手術。
他給鄧穎超寫信撒嬌，寬慰鄧穎超的擔憂。他跟鄧穎超說自己需要一個兜子，鄧穎超就精心縫製了一個兜子，給他帶到了醫院。
鄧穎超離開後，周恩來又給鄧穎超寫信，“天氣雖熱，尚能靜心，望你珍攝，吻你萬千。”
收到信後，鄧穎超回覆，“現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來，而且快出院了，我真快活，情長紙短，還吻你萬千！”
他們總是分享著生活中的小小浪漫，下雪了，周恩來在辦公室辦公，忙了一夜，走出辦公室，看到滿地的雪，便返回屋內給鄧穎超打電話，叫她趕緊過來一下。
鄧穎超還以為有什麼急事，匆匆趕來，到了之後，追問他什麼事情，周恩來卻說，“請你來踏雪。”
鄧穎超小聲的抱怨，“還以為有什麼大事呢。”周恩來攬著她的肩，“這事不小啊，你是喜歡踏雪的。”
1969年9月3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率代表團前去弔唁。當時越南還處在戰爭環境下，大家都在擔憂周恩來的安危。
圖丨胡志明和周恩來
鄧穎超作為妻子，擔心只會比其他人更多，當她知道總理專機安全降落在首都機場之後，心裡的石頭才算是落了地。
一看到周恩來，鄧穎超就走到他面前，俏皮的說道，“老頭子，你總算回來了，你得親我一下，我在電視上看見你在越南親吻那麼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擁抱、親吻。”
周恩來笑著，把鄧穎超攬到懷裡，在她的臉上輕輕的吻了一下，自然甜蜜。這個時候，兩個人一個71歲，一個65歲。
作為夫妻，更作為革命戰友，他們的感情不只有你儂我儂，更多的其實是考驗和艱難。
圖丨鄧穎超和周恩來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開始轉移，也就是人們熟知的長征。
鄧穎超從小身體不好，得過肺結核，雖然治好了，但是病根還在。從她到達中央蘇區工作之後，因為環境艱苦，肺結核就開始復發，一度出現咳血的情況。
所以在中央確定長征之前，鄧穎超就跟組織請求留在蘇區，她的身體狀況，不允許她跟隨大部隊參與長征，就算勉強去了，也會給同行的戰士們帶去很多麻煩。而且，總要有同志留在蘇區，堅守陣地，不管選哪一種，處境都很難。
其實選擇哪一邊，並不是自己能選的，中央方面早就開會作出決定了，鄧穎超需要跟隨部隊參加長征，因為以她的病情來看，留在蘇區可能會更糟糕。
既然已經決定了，鄧穎超就跟隨部隊出發了，參加長征的女紅軍只有30人，鄧穎超便是其中之一，因為身體不好，鄧穎超被分去了幹部休養連，她任黨總支委員。
圖丨鄧穎超紅軍時期
幹部休養連當中，都是年紀大，身體弱的同志們，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也在其中，她當時懷有身孕。休養連給鄧穎超配備了一副擔架，一匹馬，周恩來把自己的一個警衛員留給了鄧穎超，雖然同在長征隊伍中，兩個人根本見不到面。
面對長征這樣辛苦艱難的處境，鄧穎超唯一想做到的，就是不掉隊，不給別人添麻煩。
周恩來最開始的時候沒有生病，他的病是長征途中累出來，長征途中，連飯都沒得吃，更別說養病了，周恩來直接被這場病擊垮了。
高燒不退，腹瀉不斷，經常昏迷不醒，經過診治，周恩來患的是肝炎，而且已經轉為非常嚴重的阿米巴肝膿腫，如果不及時治療，死亡機率極高。
圖丨周恩來紅軍時期
這種醫療條件下的手術，也只能說勉強保住了周恩來的性命，距離康復，依舊有很遠的路要走，禍不單行，鄧穎超在這個時候開始發起了高燒。
因為周恩來的疾病，退燒針只剩下一針了，夫妻倆都需要這一針，醫生也很為難。鄧穎超知道周恩來的病，也知道退燒針不多了，若是自己也去消耗，留給周恩來的就更少了。
當醫生給她看病的時候，鄧穎超直接問道，“退燒針還有多少啊？”醫生也沒繞圈子，只有一針了。
鄧穎超當即就跟醫生表示，自己不用這一針退燒針，還囑咐醫生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周恩來。就這樣，鄧穎超一個人扛了過來，蔡暢和幾個女紅軍戰士來看望她的時候，說她“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
走出鄧穎超的屋子，幾個人抱頭痛哭，她們都以為鄧穎超撐不過這一關。
痛徹心扉的死別
圖丨周恩來
建國後，周恩來的工作越來越忙了，沒有功夫吃飯，也沒有功夫睡覺，就算是身患癌症，他依舊優先於革命和工作。
在安排好工作之後，周恩來住進了醫院，剛開始，他在醫院工作，後來力不從心，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頭了。
鄧穎超經常來看望他，一次，周恩來艱難地伸出手，撫著鄧穎超的臉，
“小超，我突然覺得，一輩子的時間是有些短暫的，雖然我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但我依然願意，下輩子還遇到你。”
1976年1月8日，家中響起了尖銳的電話鈴聲，鄧穎超著急地趕到醫院，卻還是晚了一步，鄧穎超沒能跟周恩來做最後的告別，她哭倒在周恩來身上，痛徹心扉的喊著“恩來，恩來。”
她用顫抖的手撫著周恩來的面頰，俯下身子，輕輕的吻了一下愛人的額頭，“恩來，你走了......”
圖丨周恩來追悼會
斯人已逝，鄧穎超強忍悲痛，處理周恩來的後事，她向中央提出三個要求，
“1、不搞遺體告別；2、不開追悼會；3、不保留骨灰。”
可是，這是全國人民愛戴的周總理，所以還是決定舉行遺體告別和追悼會，不過對於不保留骨灰這個要求，鄧穎超堅決得很，
“總理生前就說過，人死為什麼要保留骨灰呢，撒在地裡可以做肥料，撒在江河可以養魚，不保留骨灰是次革命，應該提倡。”
1976年1月15日，周恩來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場內哭聲一片，鄧穎超低著頭，咬著牙不肯讓自己哭出聲音，淚水順著臉頰往下掉落。
晚上7點，鄧穎超開啟骨灰盒，捧起骨灰，含著淚水說道，“恩來，你的願望實現了，安息吧。”
圖丨鄧穎超
隨後，一架飛機載著周恩來的骨灰從北京某機場起飛，鄧穎超抬頭看著飛機遠去，輕輕的揮手。夜裡12點，鄧穎超得知，飛機已經完成拋灑任務，安全返回。
1978年7月1日，鄧穎超囑咐秘書趙瑋準備紙筆，她打算給中央寫一封信，對自己的後事做些安排。
1982年6月，鄧穎超對這封信進行了補充，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正式轉為中共正式黨員。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後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准我的要求：
1、遺體解剖後火化；2、不搞遺體告別；3、不開追悼會。
以上是我1978年7月1日所寫，現增加兩點：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恩來所住的房屋，是全民所有的，應交由公共使用，不要搞什麼故居和紀念，這是我和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
2、對於恩來同志的親屬，不要因為周恩來同志的關係給予特殊照顧安排，我就一個遠方侄子，他很本分，從未提過什麼要求和照顧，以上兩點，請一併予以公佈。”
她還交代身邊工作人員一些細節方面的事情，
“我死後，你們一定要保證給我穿平時穿過的舊衣服，用恩來用過的骨灰盒就行了，骨灰盒只是個形式，骨灰撒掉，骨灰盒就沒意義了，有一個就行，不用買新的了。”
圖丨周恩來和鄧穎超
1992年，鄧穎超彌留之際，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恩來在的時候，說希望來生還遇到我，但我覺得，這輩子遇到他，就把我們倆的運氣全都用光了，但願下輩子我倆不再相見，他說不定會擁有更完美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