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皇權政治的變態
東晉的建立是在經歷了八王之亂之後衰微的西晉皇族，皇權衰落到極致，依靠在戰亂中損失較小的一流士族所建立的王朝。其鮮明特點就是皇族只掛有皇族身份的象徵性榮譽名號，除此之外別無他用。權力基本上為各大掌權士族所掌握。由於皇權的衰微，無力，故王朝的組建均有賴於各大士族的助力，皇帝的助力微乎其微。由此，王朝建立之初就形成了皇族與士族共治的政治格局。士族掌控朝局勢，皇權在建國初期基本上屬於擺設的位置。故有了“王與馬，共天下”之說。
西晉諸王雖有的未就其藩國，或就其藩國時間不長，但均重視與其藩國內的世家大族結交或者結為姻親以鞏固其在藩國內的地位。
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世居高位，宗族繁衍，名士輩出，顯赫一時，在諸王重視結交藩國內的世家大族這種背景下與皇族關係日益緊密。甚至達到“契同友執”、“管鮑之交”的局面。
永嘉元年（307年）9月，晉室與王氏渡江至建鄴。東晉以江左為中心，由此建立了長達一個世紀的統治。並輪番上演了四大家族輪番執政的政治格局。
但琅琊王氏自王敦兩次舉兵叛亂，並沒有得到琅琊王氏想要政治目的反而消耗的自身的實力其他士族也漸漸的看清了琅琊王氏的真實目的都為了保護自己家族的利益疏遠琅琊王氏，琅琊王氏至此逐漸失去了掌權士族的政治地位。琅琊王氏由此逐漸轉衰。
王與馬的關係固然有個人的情誼，但更多的是以家族集團利益為基礎條件長期發展起來的相互利用的政治關係。當士族或皇族利益受到威脅或損失時，兩者的關係即可變為對立的關係；當士族或皇族利益趨於相同時，兩者即扭成一股繩，一致對外，抗擊反對自己的家族；當士族或皇族有意思、有必要廢立對方時，兩者就看雙方誰的實力更強大，把對方滅掉。皇族被滅時，士族另立其他符合自己家族利益的皇族為帝，士族被滅時，別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掌權士族從而達到與皇族“共天下”的地位。
潁川庾氏
據《三國志·魏志·齊王芳紀》嘉平六年、同書《管寧傳》潁川庾氏及注以及《晉書》卷一《宣帝紀》、卷五0《庾峻傳》載。庾氏門望之起，當自嶷始，嶷子 □，晉尚書，其後支脈不顯。後經數代發展已成為儒學大師。然晉代之風尚以玄學為興，故而改儒入玄，為晉代世家大族所認。
潁川庾氏趁此時機以流行的“婚宦”模式為背景（庾亮妹為太子妃）乘機崛起，逐漸顯露其政治才能，得到門閥士族的承認。
透過對蘇峻這位流民帥間接掌握，得到兵力以抵禦北方蠻族的入侵；對江州的軍事控制，達到平衡中下游勢力的緩衝之地，自己居其中威脅上游藩鎮與下游建康，已達到自己實際掌控朝廷的目的。況且江州地域廣闊、農業發達、糧谷充足、商業發達。可控制朝廷的錢糧，抑制上下游的發展；經略襄陽，以北伐之名影響江左形勢，增加自己的威望和門戶。而得以與皇權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皇權的。也正是經略襄陽，使襄陽與江，荊、梁牢固地連在一起，為桓溫的崛起創造了條件。也導致自己的衰敗，家族地位一落千丈。庾氏起於外戚，無功於晉室，且措置乖謬，與王、謝家族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故一落千丈是可以理解的。
龍亢桓氏
據《晉書》載，龍亢桓氏起於東漢大儒桓榮，但據歷史學家田餘慶先生考證，桓溫的高祖(或高伯祖、高叔祖)是三國時期在嘉平之獄中被司馬氏誅殺的曹魏大司農桓範。由此譙國龍亢桓氏淪為刑家。
桓氏在西晉並非名門望族。而是至桓彝南渡後交結名士，躋身江左八達之列，並“志在立功”，曾與明帝密謀平定王敦之亂，才使得桓氏家族地位有所上升。
桓溫是桓彝長子，因其父桓彝於咸和三年（328年）桓彝在蘇峻之亂中被叛軍將領韓晃殺，涇縣縣令江播也曾參與謀劃，年僅十五歲桓溫，枕戈泣血，誓報父仇。先後滅了殺父仇人由此為時人所稱許。
桓溫為人豪爽，姿貌偉岸，風度不凡，為皇族所看重後娶皇族女為妻，加拜駙馬都尉，並襲父爵為萬寧縣男。由此進入朝廷。
因與庾氏（庾翼）交好與何衝的推薦，桓溫升任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並領護南蠻校尉，掌握了長江上游的兵權，成為了一方藩鎮。加之後平川蜀之功，桓溫被封為徵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賀郡公。此時的桓溫已自成體系，獨立發展，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權傾天下，顯赫一時。使朝廷忌憚不已，擔心他日後難以控制。因會稽王司馬昱只得讓揚州刺史殷浩參與朝政，以期能對桓溫有所抑制。當時，桓溫治下有八州之地，自行招募軍卒、調配資源，逐漸形成半獨立狀態，漸露不臣之心。朝廷對他已不能徵調如意，但求羈縻而已。因國中無事，君臣尚能相安。
永和五年（349），後趙皇帝石虎病死，北方形勢大亂。桓溫即由江陵出屯安陸，佯言北伐，以觀朝廷動靜。後朝廷令殷浩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但卻屢次戰敗。軍需物資更被掠奪殆盡，朝野怨恨不已。永和十年（354年）正月，桓溫上奏朝廷，列舉殷浩罪狀，迫使朝廷將殷浩廢為庶人。從此，朝廷內外大權盡歸桓溫，朝中已無人再能阻止桓溫北伐。
桓溫三次北伐於外恢復了部分失地，打擊了氐族、羌族、鮮卑族的統治者殘暴統治，並以實際行動支援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壓迫鬥爭。但於內桓溫本意發動北伐建立不世功勳，然後回朝接受九錫，從而奪取政權。然而第三次北伐失敗，聲望大減，圖謀不成，反被朝中諸臣奚落。，聽取謀士建議效仿伊尹、霍光，發動政變，廢皇帝司馬懿，重立威權，導致晉室動盪。太原王氏、陳郡謝氏家族幫助司馬氏抗擊桓溫，晉室內部一直在消耗中，由此消耗了本就不多的國力，使晉室剛剛在北伐中收復的國土，又面臨失去的風險。
陳郡謝氏
陳郡謝氏遠祖可追述至曹魏時期的典農中郎將謝纘與其子謝衡。在陳郡謝氏過江之時，仍然是一個尚無名望的小族。
謝氏家族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家族地位迅速上升其契機大體是：一、兩晉之際，由於東晉玄學之風盛行，謝鯤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轉化，取得了進入名士行列的必要條件。二、穆帝永和以後，謝尚兄弟久在豫州，在桓溫與朝廷抗爭的過程中培植了自己的力量，取得舉足輕重之勢，使謝氏成為其時幾個最有實力的家族之一。三、謝氏在朝內勢力微弱，司馬氏看中這點，選擇聯合謝氏拒抗桓溫的機緣，得以任綜將相；又後因苻堅統一了中國北方，前秦兵峰指向晉室，兩國戰爭已不可避免的情況下謝氏在淝水之戰的卓越功勳，使謝氏家族地位於孝武帝太元間進入士族的最高層。
豫州是謝氏的大本營、是謝氏於初期在朝廷上的說話的政治力量，但謝氏在豫州卻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雖有勢力但並未經營起一支有長久影響為謝氏所用的軍力，所以謝氏容易被輕易廢立趕出豫州，直到後來謝尚兄弟西府之任，才為謝氏贏得了一定的社會聲譽和地位，使得謝氏權柄有了保障。
太元年間，為防禦日益強大的前秦，組建一支精銳的部隊拱衛建康的安全迫在眉睫，同時也為謝氏握有軍權進一步掌控朝局創造了條件，鞏固了謝氏的權力。太元二年（公元337年）由謝氏謝玄組建訓練鎮於京口，由北方流民驍勇之士組成，戰力彪悍。淝水之戰以八萬兵力抗擊前秦八十三萬，大破之，保住了晉室的半壁江山，漢族政權得以延其正朔。謝氏也因此勢力達到了頂峰。正所謂盛極而衰，後司馬氏與謝氏的矛盾日益嚴重，謝氏不得不離開中樞，但權勢並未向潁川庾氏一樣迅速衰敗，依舊是一流貴族。
由此可得出一個結論。即：凡掌權士族必須擁有或自己可以調配的軍事力量。一旦手中無任何軍事力量，其他士族或皇族可輕而易舉地把掌權士族趕下臺；但若手中握有軍力，士族或皇族則需要考慮考慮趕掌權士族下臺的後果、是否符合自己家族的利益等等因素。軍力的加持無疑使得其他士族與皇族更加忌憚，不敢輕易發難。所以說東晉的皇權政治是：掌權士族與軍力相結合+皇族，誰有威望有軍力誰就可以挾皇權以治天下。故軍政實權是“門閥政治”的基本條件，“士族專兵”是東晉政治的重頭戲。故東晉政治就是一臺一流士族與皇權搶奪軍權而輪番上演了一番精彩的鬥爭大戲。
由以上可知，光憑文化士族不足以支撐政權的執行。北方士民在南遷過程中，形成了很多流民軍事群體。江左朝廷吸納這種力量，令他們承擔江北防務，用做抵禦少數族南侵的軍事屏障。如京口重鎮的北府兵和襄陽重鎮之兵，皆以流民武裝力量為基礎。而“門閥”同樣需要流民帥的軍力保障自己的權勢以及家族的利益，。東晉一朝所有爭奪，往往跟流民武裝、流民帥相關。相應地，東晉政治的基本特點，被概括為“皇帝垂拱，門閥當權，流民出力”。流民武裝在一些次等士族的帶領下成為“門閥政治”的終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