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名大明朝的官員，有這麼一種人你肯定不想見到，因為一旦見到，可能離死期就不遠了。

圖 | 電影《繡春刀》中的錦衣衛

這種令大明官員聞風喪膽的人，就是身穿飛魚服，腰佩繡春刀的錦衣衛。

許多官員甚至一見到錦衣衛的飛魚服、繡春刀，就會產生生理反應，渾身發麻，滿頭冒汗。《明史》上也說：“緹騎四出，海內不安。”

錦衣衛是怎麼建立的呢？為什麼錦衣衛會如此令人聞風喪膽？

在我們的印象中，明朝的錦衣衛們就是給皇帝幹壞事的，他們總是神出鬼沒，而且經常以殘忍的手段對待被他們抓走的官員。

總之，只要哪裡有錦衣衛一出現，往往隨之而來的就是陰謀、告密和殺戮。

事實上，錦衣衛的設立之初，它乾的可不是大家印象中那些刀口舔血的活兒。最初，它只是朱元璋的儀仗隊+保安隊。

我們都知道，朱元璋跟劉邦一樣出身草莽。在他創業之初，跟著他一起打天下的那幫人都是他的兄弟。但當他創業成功當了皇上後，建立了大明王朝，兄弟就變成臣子了。作為君主，朱元璋就必須得跟他們有上下之分了。

圖 | 早年間做過和尚的朱元璋

然而，對於這一點，有的人看得明白，有的人卻還是以創業時期的相處方式跟老朱處，根本就不拿自己當外人。

這就讓老朱感到十分鬧心了。

要知道，朱元璋的前半生“創業”過程那可是相當的驚險，可謂是幾經生死，步步驚心。那時候他每做出一個決定時，就必須經過慎重的思考，稍有不慎就會丟掉性命。

因此，這些經歷使得朱元璋對權力的把控慾望就特別強烈，只有儘可能地把一切權力攥在手裡，他才會有安全感。

不僅如此，朱元璋的創業經歷也將他塑造成一個特別多疑的人，總是對身邊的人不放心，懷疑別人騙自己。

做過領導的人應該能體會到，一把手的位子很奇怪，在那位子上坐久了，就難以獲得真實資訊（看到的、得到的資訊，都是底下的人根據你的喜好，有選擇性地讓你看到的）。

因此，一把手這個位子會不自覺地把人給孤立起來，“到底哪些人對我真心，哪些人對我假意？到底哪些話是真，哪些話是假？到底哪些人是出於公心，哪些人是假公濟私？”你越在乎真相，就越懷疑手下的人，越懷疑手下的人，你就越擔心失去權力，最後人被變成了被失去權力的恐懼支配的怪物。

沒錯，朱元璋就變成了這個怪物。

如何以潛移默化的方式跟那些創業夥伴們強調君臣的尊卑關係，如何最大化地掌控權力，就成了朱元璋最關心的問題。

為了解決君臣尊卑關係的問題，朱元璋建立了拱衛司。

拱衛司主要職能就是陳設儀仗，也就是負責國家大型活動的各項相關事務，比如懸掛旗幟、祭祀時擺設禮器，提醒皇帝和百官穿什麼禮服，使用什麼禮儀。朱元璋想透過重修古禮，用禮來強調君君臣臣的尊卑秩序。

後來，朱元璋為了監視百官的言行，將拱衛司和負責安保職能的儀鸞司合併，建立了一個私人的特務機關，這就是赫赫有名的“錦衣衛”的由來。

錦衣衛獨立於官僚系統之外，直接隸屬於皇帝本人。但它成立之初的職能還僅限於陳列儀仗和安保工作。

直到發生了那件震驚朝野的大案——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熟悉明史的朋友應該知道：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殺了宰相胡惟庸的九族，同時殺了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1390年，朱元璋又頒佈《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後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黨羽，前後共誅殺3萬餘人，史稱“胡獄”。

圖 | 胡惟庸影視形象

胡惟庸當時可是大明朝的宰相，要知道，在唐宋時期，相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左右皇權的。古代的相權制度實際上是對皇權的一種監督和制衡，實際上是皇權對士大夫階層背後的軍功家族和門閥貴族們妥協的結果。

到了朱元璋的明朝，中國已經不存在門閥貴族了，因此，胡惟庸相權的背後最強有力的支撐，其實就是那些開國功臣們。

胡惟庸早年間曾經在太常寺任職，太常寺這個部門的職責是“掌祭祀禮樂之事”，也就是說，在當年老朱透過禮樂制度確立君臣尊卑秩序的事情上，胡惟庸貢也是獻過自己的力量的。因此，他不應該不知道老朱這個人特別在意自己的權威。

然而，權力會使人迷失自我。當胡惟庸的官越做越大時，他就變得不再謹慎了。

我們都知道，各部門的奏章都是要經過丞相處理後，挑選重要的呈上給皇帝。這胡惟庸竟然利用自己的權力，將對自己或者自己黨羽不利的奏章扣下，不給老朱看。

更過分的是，很多生殺予奪的大事，他竟然都敢自己做主，不報告給朱元璋。老朱對胡惟庸一忍再忍，最後終於忍不下去了，就把胡惟庸給辦了。

朱元璋弄出個“胡惟庸案”，牽連那麼多人，可不僅僅是清除居功自傲的開國功臣那麼簡單。透過胡惟庸案，除去打擊開國功臣集團，朱元璋還做了件重要的事情：藉機調整國家權力結構。

朱元璋是怎麼調整國家權力機構的呢？

首先，是廢除了宰相制度，宰相沒有了，六部尚書直接向皇帝報告，對君主負責。儒家士大夫的文官政府再也沒有能跟皇權相平衡的相權。

而後，是開創了詔獄，讓明朝皇帝可以明目張膽地干涉司法事務，具體執行人就是錦衣衛。

要知道在明朝的時候，一切案件都必須經過“三法司”，也就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對於大的案件，這三個機構要相互配合（三司會審），刑部負責審理，都察院負責糾正，大理寺負責駁回，這樣可以儘可能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但從“胡惟庸案”開始，大明皇帝就可以透過詔獄跳過三法司，透過錦衣衛抓人，然後親自操刀處理一些案件。

有了詔獄，錦衣衛的權力可就變大了。由於他們有皇帝撐腰，三法司無權過問，所以他們審判官員的時候，那叫一個狠。凡是被錦衣衛抓住的犯人，可以不走正常的司法程式，直接投入到詔獄裡嚴刑審訊逼供。

詔獄有一個別名叫“天牢”。“天牢”不僅意味著這是上層人士才有資格進的監牢，也意味著，只要進去就會升天，很難活著出來。

正是因此，明朝的百官提起錦衣衛就會聯想到詔獄，都是談虎色變。

後來的明成祖朱棣，因為皇位得來的是名不正言不順，所以他對特務機構比朱元璋還要迷戀。

朱棣的性格完全繼承了他父親朱元璋，多疑而又殘暴。他喜歡靠血腥屠殺和製造恐怖氣氛來震懾群臣。他登基後不僅沒有取消特務機關，還不斷強化它。

在朱元璋時代，錦衣衛只是皇宮之外的機構，朱棣嫌它用得不夠順手，就選用身邊的太監又成立了新的特務機構“東廠”。

圖 | 東廠太監影視形象

後來，到了明憲宗的時候，又成立了“西廠”（西廠只是一個臨時性的機構，在明朝歷史中存在的時間較短）。東廠、西廠和錦衣衛，合稱“廠衛”，它們構成了明朝的特務機構體系。

明朝的官僚系統其實已經非常成熟，監督文武百官靠官僚系統本身就行了，根本沒必要弄一個特務機關。明朝的特務機關，其實就是皇帝在自己和官僚的制衡體系中，給自己設定的一個外掛，是皇帝為了滿足一己私慾破壞官僚制度的工具。後來，明朝的太監因為掌握了司禮監而執掌大權，東廠等特務機關又成了太監把持朝政、迫害百官的武器，使得官場一片混亂。宦官專權，也是導致明朝走向滅亡的一個主要因素。

為什麼清朝不設定錦衣衛這樣的特務機構？

公元1644年，滿清入關後，就把明朝的大部分制度繼承了下來。但是，錦衣衛只在順治初期短暫地出現過一年多時間，後來被廢除後就再也沒出現過。

皇帝都有了解實事真相的迫切需求，為什麼清朝皇帝會放棄錦衣衛呢？

因為，清朝的統治者吸取了明朝皇帝的歷史教訓，他們深知錦衣衛和東廠等特務機構會對朝政造成怎樣的危害。

錦衣衛這樣的特務機構對朝廷會造成哪些危害呢？

首先，就是養錦衣衛需要錢，需要很多錢。

其次，錦衣衛幫助皇帝幹很多明活兒和暗活兒，不僅權力大，還會造成腐敗。

最後，錦衣衛這種獨立於官僚體系之外的機構，權力不受監督，很容易養蠱自噬，一不小心就會引火燒身，傷及到統治者自己的安全。當初朱棣就是因為發生了錦衣衛指揮使紀綱企圖“謀大逆”的事件，才建立東廠來制衡錦衣衛的。

因此，清朝不但不設定錦衣衛，還對宦官進行了嚴厲的打擊，取消了司禮監，極力貶低宦官的地位，斷了宦官禍害朝政的可能性。

清朝初期，天下未定，還不是鐵板一塊。外部有三大漢人藩王盤踞在南方，隨時都有可能反叛。內部也有開國權臣結黨營私、圖謀不軌。

除此之外，更令滿清統治者擔心的是，民間的前朝遺老遺少們在暗潮湧動，存在很多的反清組織。

離開漢人，滿足根本就治理不了偌大的中國，所以為了避免激化民族矛盾問題，滿清統治者更是就連對官員的任用，也要幾經思量小心翼翼。

如果公開設定錦衣衛這種特務組織，不是擺明了對漢人不信任嗎？這樣一來，難免會刺激本來就心存不滿的漢族官員的神經，進一步激化滿漢的民族矛盾。

所以，清朝之所以會放棄建立錦衣衛這種特務機構，也是他們幾經權衡，不得已而為之的決定，並不代表他們想向臣子展露赤誠之心。

前面我們說過，作為國家一把手的皇帝，很難從臣子那裡獲得真實的資訊。皇帝越是得不到真相，就越有失去權力的恐懼，因此，任何統治者都不會放棄情報收集。清朝皇帝不公開設定特務機構，但背地裡卻用了一些手段——首先就是政治密探。

清朝的政治密探制度是從康熙時期開始出現的。

順治入關之初，滿清政府為了防止漢族文人聚眾煽動情緒而禁止了結社，實際上卻是沒法嚴格執行的。在遠離滿清權力中心的江南地區，一直有一些以宗教為噱頭的秘密反清社團存在，而且是屢禁不止，甚至經常發生暴動。

康熙親政後，分析出江南的問題屢禁不止的背後，其實反映出滿漢的民族矛盾問題依舊十分尖銳，江南的漢人官員、士紳仍然有反清的可能。

所以，為了監督南方的漢族官員，保持對南方的控制力，康熙皇帝在1707年最後一次南巡結束後，開始設立政治密探。

在江南給康熙做政治密探的都是什麼人？

透過明朝錦衣衛和東廠的建立我們可以知道，古代帝王們為了皇權不受到官僚體系的制約，都會在官僚體系外發展一套第三方勢力成為自己人。但是，問題是到哪裡去找對皇權絕對忠誠的人呢？

當初朱棣正是因為對錦衣衛不放心，才建立的東廠。

利益的面前，沒有絕對的忠誠。除非能找到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賴於皇帝的人，甩開了皇帝，他們啥也不是。有這樣的人嗎？

還真有這兩種人：一個是宦官，再有就是外戚。

但是，這兩種人都不能用啊，兩漢時期的朝政被這兩種人霍霍的有多慘，敢用他們嗎？

那清朝皇帝找的誰作為自己的政治密探呢？

其實，清朝還有個特殊的群體——包衣。

包衣，滿語中叫作包衣阿哈，是家奴的意思。在女真人的社會中，主要是貴族才擁有包衣，包衣和主子住在一起，主子為其分配勞動任務，勞動的產出都歸主子。

包衣的主要來源，其實都是女真人從其他民族掠奪的人口，主要是漢族與朝鮮族。

康熙帝在最初設立的政治密探，其實都是來自上三旗的包衣，他們主要向康熙彙報封疆大吏的日常動向與品評。

比如曹雪芹的爺爺曹寅，就是康熙家的包衣。曹寅的母親還是康熙的奶媽，所以他自幼伴君讀書，這讓他和康熙的關係又近上加近，最後備受恩寵。

在康熙朝，政治密探還只是個雛形，更可怕的還在後頭。因為，雍正皇帝發明了一個更變態的“秘密奏摺制度”。

在雍正朝之前，官員給皇帝“奏章”，大部分都對官員公開。因為有內閣，奏章先要提交給內閣大臣，然後由內閣大臣再上奏給皇帝，所以奏章裡寫了什麼內閣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雍正皇帝可是歷史上有名的工作狂，他對掌握真實資訊的慾望，肯定比朱元璋還要強。所以，雍正帝也肯定知道，下面很多人的真實想法如果對內閣大臣們不利，就肯定不敢寫在奏摺上。因此，雍正除了繼續使用公開的奏章，還廣泛使用了秘密的“奏摺”。

奏摺，我們看影視劇都見過，那其實是清朝特有的東西，它就是官員跟皇帝之間交流的私人檔案，檔案內容是不公開的。

奏摺制度一出現，就意味著清朝開啟了一套秘密政治，這讓滿朝文武人人自危，但卻非常有利於皇帝控制群臣。

透過奏摺，皇帝就容易驗證資訊的真實性了。因為他可以向不同大臣詢問同一件事情，比如各地的災情、糧價、某些官員的行徑。被詢問的大臣不知道其他人在奏摺裡是怎麼跟皇帝說的，所以誰也不敢撒謊，這樣皇帝就把群臣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裡。

雍正以前，官員們可不是誰都可以向上遞奏章的，品階不夠根本就不行。然而，雍正時期連地方的中層官員都可以給皇帝上奏摺，這就等於全國中層以上的官員都接受皇帝的直接領導，你說滿清皇帝的權力能不穩嗎？

在明朝，皇帝要下達一條命令，必須透過內閣票擬，也就是說，要先經過內閣的商議，這個過程是公開的，內閣通過了才被執行。皇帝的命令發出後，還要交給六部一級一級地傳達下去，這個過程也是公開的。

滿清皇帝利用奏摺制度，可以直接在奏摺上寫上自己的批示、命令，發還給官員，這個過程卻是完全秘密的，除了皇帝和執行官員兩個人外，連中間的部門都懵然不知。

與明朝皇帝相比，滿清皇帝不用養什麼錦衣衛、東廠這些特務機關，因為他們靠著奏摺制度，就把全國的大臣都變成提供情報的特務了。

換句話說，從雍正開始，清朝的皇帝實行的是“秘密政治”。皇帝想做什麼，得到了什麼資訊，可以完全隱秘，任何人都不知道。這樣的制度，你說它變態不？

結語

不管是明朝設立的錦衣衛，還是清朝搞得秘密政治，本質上都是皇帝為了滿足個人對權力的慾望，為了讓皇權不受文官系統節制而擴張的產物。

明朝以前，從漢唐到兩宋，是文官跟皇帝共治天下。這個階段雖然也是君主專制，不過是開明的專制，皇權要受官僚體系的制約，皇帝不能為所欲為。

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大事變。士大夫能夠跟君主共治天下，制度上靠的就是相權。但明朝開始宰相沒有了，六部尚書直接向皇帝報告，對君主負責。從此以後，儒家士大夫的文官政府再也沒有能跟皇權相平衡的相權。

從明朝開始，皇帝不尊重知識分子了，甚至把讀書人看成奴才和家畜。皇帝稍不滿意，便在大庭廣眾之下，剝掉臣下的褲子，打得血肉橫飛，當場打死的也不在少數。

等一下，明朝不是還有內閣呢嗎？

沒錯，正是因為有內閣，明朝的皇帝還不能為所欲為。因為下面的奏章，皇帝的命令，都得透過內閣，皇帝要幹什麼相當於是公開的，所以皇帝還要承受官員的輿論壓力。如果皇帝違反儒家倫理道德，那會受到百官鋪天蓋地的聲討，集體辭職的威脅，所以明朝皇帝還是有不順心的時候。

然而，中國的歷史發展到清朝，因為採取了秘密政治制度，也就根本不存在“輿論監督”了，所以皇權很難受到文官系統的制約，變成了絕對君主專制制度。

在滿清政府內，無論是南書房，還是軍機處，所有的大臣都必須絕對服從於皇帝。皇帝說什麼就是什麼，誰都不敢違背皇帝的意志。

中國文人士大夫這個最應該高度自覺的群體，突然集體失了聲。當然，他們不是不能說話，而是在絕對君主專制制度下變得不敢說話，成為了奴才，主動將自己變成了啞巴。

滿清的皇帝呢，身邊的拂臣、諫臣消失了，只留下一些溜鬚拍馬的奸臣和唯唯諾諾的奴才。他們整日沉浸在天朝上國的春秋大夢中，直到有一天，在英國人的大炮聲中驚醒……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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