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末年出了一位真大師，陶公淵明詩文辭賦都有絕作，後世殊為景仰，人稱“隱逸詩人之宗”，也有人推崇為“田園詩派之鼻祖”。陶公地下有知，想必發笑，他生前是非著名文化工作者，《世說新語》專門記錄魏晉風流名士事蹟，但他缺席了。也沒想過會享譽全國，依他的性格，與其贈送這麼高大上的宗祖級名號，還不如弄點好酒祭奠他一下來得痛快。
他平靜去世，沒驚動皇帝，公家也沒封他個諡號。好朋友詩人顏公延之主張贈他一個私諡：“靖節先生”，“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認為符合他的格調，陶公可能喜歡。
個人認為，陶公人品貴重，前六字都做得極好，惟“自克”差點，世人都道醉鄉好，公被酒蟲欺一生。他在酒上有點失控，但人無癖似乎也不可愛，這是他在後世擁有大批粉絲的原因之一。
“直道不撓曰貞”，諡為“靖貞先生”也許更貼切，因為原諡不曾體現陶公的風骨，他寧可辭掉七品縣太爺回家過窮日子，也不肯低下高貴的頭，為此還寫出了爆款大文《歸去來兮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由感知“心為形役”而意識“今是昨非”，看得出來，他的思想有提升，也悟出了一定境界。陶公讀著儒家經典長大，“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小時候沒好好玩，都讀了書了。成年之後，本想一展抱負，兼濟天下，但遭逢亂世，只能退隱，安居守分，獨善其身。
從公元405年辭官到427年駕鶴西遊，陶公隱居了二十二年，期間除了創作大量真樸的詩歌和喝下大量美酒之外，他還是有進步心的，想出離，把境界再提升一個層次，只可惜因緣不洽，他始終遊移於儒釋道之間，瞻前顧後，無以自處，只好在醉鄉找個安歇處。
陳寅恪先生等人認為他“外儒而內道，舍釋迦而宗天師者也。”“外儒”是對的，既然棄了官，絕意仕途，儒家就基本成了過去式，但“內道”卻未必，其時，天師道在廬山一帶未成氣候，陶公作品中也未曾見與道家往還，他的思想是在老莊的地基上加了一些玄學樁子，並沒有建成宮觀的樣子。後人根據他的作品，勉強給他安了一個“新自然說”的發明人，也沒有多少認同感。“舍釋迦”也是對的，學佛悟道需要機緣契合。陶公雖然與東林寺慧遠大師比鄰而居，但淺嘗輒止，若即若離，並不像後世的王維白居易一樣傾心皈依。
說到一代高僧慧遠大師，其人博通儒家六經，又深得老莊真諦，主張“內（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遠近宿儒賢達，莫不歎服其淵博。陶公家族本有禮佛敬佛的傳統，又有學者考證，從《歸去來兮辭》裡明顯能看到佛曲《歸去來》的影子，那陶公何以與這位淨土宗開山祖師擦肩而過？這事太史叨叨令很想再叨叨幾句。
再介紹一下慧遠大師：雁門郡樓煩縣（今山西省原平市）人，曾師從名僧道安，適逢戰亂，本要去廣東羅浮山結宇傳道，途經潯陽郡，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乃止步於此。江州刺史桓伊（淝水之戰主要將領之一，人稱“笛聖”）為造殿舍，這便是淨土宗的祖庭東林寺。自此歷三十餘年，慧遠大師不曾再離廬山一步，“跡不入俗”，迎送從來都是以虎溪為界。晉安帝曾經下詔邀請，他也稱病不出。
陶淵明歸隱廬山腳下後，與當地名士劉遺民和周續之等多有酬唱往來，人送外號“潯陽三隱”。可想不到這兩位老友都被吸引到東林寺去了，他們欣然加入了慧遠大師的唸佛團隊。不光他們，四方名士如宗炳和雷次宗等一百二十三人皆彙集東林門下。《高僧傳》說：“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
我們從目前存世的陶公詩作中看不出他與慧遠大師的交往痕跡，包括在416年，大師圓寂，也未見他的任何祭弔之作。排除作品佚失的可能，陶公最大可能是與慧遠大師緣慳分淺，兩個當世最傑出的人完美地擦肩而過。
那如何解釋“虎溪三笑”？本以為這是中國文化中最詩意的一次相逢，其實是後世文人對釋道儒三家融合的一種美妙想象。不說陶公與遠公，只說陸公修靜，這位道教上清派宗師出生於406年，很遺憾，他剛長到十歲，遠公已然涅槃而去。難道陸公天生神器，十歲就能與八十多歲的遠公投機相契？呵呵呵！虎溪也只能自己暗笑三聲而已。
劉遺民曾經當過柴桑令，他在佛門中找到了生命答案，而且極願意與陶公共享，所以多次來信相招，或者上門邀請。畢竟是近水樓臺，從陶公隱居的慄裡村到東林寺，大概只有二十多公里，徒步可晨發而午至。
陶公之《和劉柴桑》開頭就寫：“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他看到劉公入山多年，大得自在，似乎已經解決最憂心的人生歸宿問題。他動了心，嚮往之，準備進山，也克服了一些顧慮，比如：“直為親舊故”，不忍離開，還念及家裡的田地，也總得有人耕作吧？也是實際情況，陶公歸隱時，五個兒子都還沒成家立業，後來又遭遇一場火災，舊居被燒個精光，幾無棲身之地。但他最費躊躇的是遠公持戒極嚴，酒是必戒之物，而“造飲輒盡，期在必醉”的他，愛酒如命，如何能“放下”酒葫蘆？
在彷徨中他下過一回決心，要斷舍離，為了解決生命的終極疑難，他還是想走出迷途，去追求“決吾疑”的地方。從《擬古其六》中能看出，“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李都打好了，也跟家人都交代清楚了，但又坐下猶豫再三，“萬一不合意，永為世所嗤。”進退維谷，終未成行。
雖然不能拋家舍業，“上山入夥”，但“不同流俗”的陶公與東林寺的交往並沒有斷。
《蓮社高賢傳》有最早記錄：“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
對這位“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大賢，慧遠大師惺惺相惜，所以誠意相邀，但陶公還耍了一個小性子，或許是個託詞，以准許飲酒（破佛家重戒）相挾，但遠公“簡小節而取其曠達”，竟然答應了。於是陶公不得不來，來了也沒留下，忽然覺得不對勁兒，於是皺著眉頭走了。
元初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中有註文：“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寺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駕。”這是說，某次陶公來，剛走到山門，聽見鐘聲就皺了眉頭，誰也沒見，掉頭回去了。
從405年辭官歸裡，至慧遠大師416年示寂，十年時間轉瞬即逝，等到陶公再琢磨“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這頭等大事的時候，遠公已經不能為他釋疑解惑了。
其實他的思想深度遠過於常人，《歸園田居•其四》寫道：“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他體會到人生的虛無與幻滅，歸結到“空無”二字。
他本是可以“有”點什麼的，可惜止步於“但空”，只看到了“空”，也稱之為“惡取空”。錯過就是錯過了，他無法察知另一面的“不但空”——空不遣有，有不離空，空中攝有，有記憶體空。
印光大師曾經為陶公惋惜：“先生信因果，而思欲發明，而復不肯唸佛，乃文人習氣。當日遠公以陶淵明胸懷空曠，可以學道，招之入蓮社。彼殆以酒為命者，知佛門戒酒，不敢遽許，因曰：許某飲酒則來。遠公大慈悲心許之。彼來唸佛三日，攢眉而去。以但能放下，不能提起。”（《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上•與魏梅蓀居士書十六》）
李公麟《蓮社圖》
於是，陶公繼續過他沉湎於酒的日子。在慄裡村東南溪澗旁，有一塊巨石橫臥，平滑如臺。石上有人形凹印，據說陶公當年酒醉之後，常臥於其上。
個人認為，並非陶公不向佛，也非遠公不智慧，因緣之事，難以強求。讓一個聰明絕頂的人老實唸佛，畢竟不容易，要不聰明人怎麼總被聰明誤？
再讀陶公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恍然有禪家意味，忽發奇想，若陶公遇馬祖，將會如何？
馬祖道一是禪宗分支洪州宗的祖師，法嗣廣佈天下，常居弘化之地洪州（今南昌）開元寺也離廬山不遠。這位機鋒凌厲的大師提出的“平常心是道”，行住坐臥無非是禪，這與“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陶公也許更相契合，如此接引，他想必欣然就道。
如此，馬祖拈花，陶公也微笑，雙峰並峙，天心月圓。
可惜的是，馬祖活躍於唐代，陶公早生了三百年。
參考書籍：《晉書》《世說新語》《陶淵明集》《印光法師文鈔》《高僧傳》《蓮社高賢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