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封建專制統治者沒有願意讓別人說自己是無道德，為了博取民眾的信任和強化自己的統治，他們多半知道靠武力解決不了問題，於是就藉助思想武器去征服人心，利用輿論力量粉飾當朝政治，美化自己的形象。
康熙尊孔崇儒，不但是他終生的理念，在當時的國家環境下，也是必須而為的謀略，也就是說這是他進行封建政治統治的客觀需要。
但他懂得，光口頭上喊叫自己尊孔崇儒，是難以贏得漢族士大夫充分信任的，為了籠絡漢族儒家知識分子，他在行動上也表現出最大的誠意。
二十三年人冬時節，康熙玄燁首次南巡迴鑾，到達山東地界，他老遠就看到了山東地方的迎駕隊伍。
儘管康熙反對講排場，但地方官員迎駕皇上的禮節終歸是免不了的，在“萬歲、萬萬歲”的叩拜聲中他莊重地下了車，對眾官員們慰問了一番之後，步入行宮，準備歇息一下，以恢復體力，但同時，他的心中早已準備著在這裡完成一件極富意義的事情，給這次南巡畫上圓滿的句號。
南巡可以說是康熙把儒家文化貫徹到實際政治統治中的一項重要舉措，目的之一在於要宣揚並切實希望“以德化民”，實行“仁政”，從而也使自己在所統治的全體臣民心中確立有道明君的形象。
自從親政以來，他已經在實際政治鬥爭中得以成熟起來。年幼時鰲拜專權，極端排斥漢族官員和反對康熙接受漢文化教育，擔心皇上掌握了漢族封建統治權術以後，會削弱他的權柄，企圖讓皇帝永遠受他的支配。
擒拿鰲拜以後，隨著年紀的增長，康熙玄燁已經遍閱經史子集，從大量的儒家文化中逐漸認識到利用儒家文化進行政治統治的重要性，特別是在這樣一個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裡，必須接受和採用儒家封建統治思想，才能加強自己的皇權，才能避免清初兩代皇帝大權一度旁落的事情再度發生。
在八年平叛戰爭中，康熙玄燁認識到，吳三桂的反叛之所以有那麼多的響應者，並不是他號召力大，而是自己還沒有真正得到漢族封建地主階層的普遍擁護，這對於整個大清朝來說當然是危險的。
正緣於此，在平叛戰爭期間，他不失時機地採取了許多收買人心的措施，並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待三藩之亂平定後，臺灣鄭氏集團也相繼歸附，中原漸趨安定，雖然他眼下正在籌備黑龍江抗擊沙俄軍隊的戰事，但他感到安撫漢人，尤其是平撫江南人心還是非常重要的大事，這也正是他南巡的基本出發點。
經過四十多天的南巡，他召見了沿途地方上的大小官員，囑咐他們廉潔自律，勤政愛民，不辜負朝廷的委任。本著“以德化民”的願望，在水災嚴重的高郵湖地方，康熙對總督王新命反覆叮囑說，要多方籌劃，疏通氾濫之水，拯救百姓於災難之中。
他以身垂範，在巡視過程中，遇到沿途窮苦民眾，當即加以賞賚；對於老弱病殘者，更是特別撫卹。他知道，要徹底達到治理順暢，政令通達，必須首先削減滿漢民族之間的矛盾、上下齊心協力。
正緣於此，在江寧，他特意派遣官員祭奠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隨後自己又親自到孝陵前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以示祭奠。
作為一名滿族皇帝，這一舉動使官員們無不震驚，對於那些漢族遺老來說，更是覺得不可思議。而當平靜之後，他們能夠體察到的是康熙博大的胸懷與寬容和解的良苦用心。
曲阜是康熙表達自己良苦用心的又一個重要所在，他在這裡的一言一行，有著更為深遠、重要的意義。
這裡的活動可以說是一項經過細心考慮的整體工程，目的在於要趁天下漸趨安定的形勢，廣告天下，向所有漢人表明自己是尊孔崇儒的，表明大清朝以武開國，以文治國的方向，由此而使儒學之士放心，天下百姓放心。
在山東，康熙從紅花鋪起程，沿沂河、浚河而上，路經郯城、沂州、費縣、泅水，直趨曲阜。
在向隨行官員講到此行目的時，康熙說道：魯地是聖人孔子的家鄉，古時就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禮儀之邦，朕來這裡，向先師致祭，藉此“闡揚文教，振起儒風”。
十一月八日，他乘坐御輦，行走在儀仗整齊的隊伍中，從曲阜南門直抵孔廟，在奎女閣前面下輦，透過甬道向大成殿走去。
一路上心懷崇敬，步履沉穩，最後於樂舞之中，在孔子像前面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
隨後走到詩禮堂，由孔子傳人衍聖公孔毓圻等向他跪叩行禮，召監生孔尚任、舉人孔尚禮為他講解儒家經典。
接著他命令大學士王熙對孔毓析宣讀上諭，闡明自己的經國大計。祭奠完畢當天，康熙總算了卻一樁心願，離開了曲阜。
在曲阜，由於從小熟讀儒家經典，他發出凜然感佩的讚歎：“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敬法至聖，景仰宮牆，嚮往之誠，弗釋寤寐。”
意思是他感覺到孔子的靈魂無處不在，無處不有。兩千年來改朝換代，易姓改號，只有維護君主制度、封建秩序的儒家思想成為一種精神與天地常存，與日月同輝。
對於康熙來說，他這些舉動並非做做表面文章，藉此安撫恪守儒家文化的漢臣文士。
除要真正弄懂儒家精神的本質這一內心願望之外，他的崇儒也難免不是出於維護自尊的一種需要。他的心目中有一種強烈的慾望，就是透過自身的努力，與漢族儒士一比高低。
作為滿族貴族出身的君王，他從心理感情不願也不能容忍漢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夷人，一個缺乏文化修養的外族人，一個只會騎在馬背上粗蠻掠奪的闖入者。
而精心研讀儒家經典，並且身體力行、積極接受中原典章制度和治政辦法，其中自然好處多多，不僅能讓漢族臣民感動，而且能被人們看作一位少有的“有道明君”，由此可使大清王朝逐漸被預設為正統。
事實上，任何一個新的朝代在被人們接受時，都需要一個從思想到感情的磨合過程，這也是人類思想的慣性作用。
隨著時間的推移，康熙從年齡到心理上逐步成熟，儒家思想已經內化為他自然而發的一種品性和行為，從而不再是爭強較勝的文字遊戲。
而既然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論的核心，那麼倡導內聖外王、三綱五常之類，對穩定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就是一種必需。正因為如此，康熙在九年就本著儒家治國理論制定了《聖諭十六條》，頒佈全國，命令民眾學習遵守。
這一政治措施體現了他親政以後清朝治國政策上的重大變化。聖諭中基本上已經把清初以來國家治理上的強制性轉變成了教化，原來政策上的嚴急也轉變成了輕緩。
這一基本政治方針的制定開始顯而易見地改變了國家原來的社會混亂，把社會秩序整頓到一種有序狀態。《聖諭十六條》自頒佈之日起，便具有很強的政策上的穩定性，後來康熙在許多重大政策上雖然仍有一些指示，但是基本點還在“十六條”的範圍之內。
尊紀崇儒、重視封建教化在治政中的重大作用，是康熙朝政治謀略的一大特色。康熙借鑑了歷史經驗，將招所能至的讀書人引導到儒家思想的軌道上來，努力使儒家思想更有效地深入人心。
清朝統一以後，就已經注意到了透過科舉考試來籠絡士人，鼓勵人們讀書做官，同時沿襲了明朝初年確定的以《四書》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命題範圍，以宋儒朱熹的《四書集註》為準則，以八股文為標準寫作文體的辦法，使納士方式統一化。
既然朝廷確定了考試的標準和範圍，為了做官也為了生存，國中土子便把《四書》等儒家經典當做課本精心研讀。
在封建專制體制下，孔孟之道已深入人心，因而很容易得到響應。而對統治者來說，只要這些讀書人還尊奉儒家的倫理綱常，天下便不難安定下來。
在取士過程中，看一名封建士子的八股文，雖然難以從中得知他的思想和經世才能究竟如何，但幾百年來卻也藉此選拔出了不少對國家有用的明敏、思辨的人才。
從另一方面來說，在清朝這種民族統治色彩濃厚的社會中，以八股取士來達到約束人們思想的辦法，似乎更適合當時的現實條件。
康熙玄燁既然確定了八股取土的科舉制度，就要反覆強化這一制度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一切可能的場合都不會忘記對臣民諄諄告誡。
在步入不惑之年的時候，康熙曾經作過一篇《學校論》的文章，其中說道：治理天下，就是要端正人心，使人民風俗醇厚，少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其中的方法就是首先抓好教化。
學校是教化民眾的場所，使所教化的人民行為更為端正，不走邪路。……
正像古人所說的“教隆於上，化成於下”，要教化民眾，首先身處高位的人要得到很好的教化，如果高位者沒有教養，就像走路先走將來的路再走現在的路一樣，是根本不可能的。教化是治政的根本，學校是教化的來源和場所。
廣施教化興辦學校，就是要先抓根本，不尋求那些不著邊際的東西；要結合實際情況，不求虛華；要加強內在的修養，不追求空洞的名譽；在內容上要以經書為本，不尋求那些文辭浮華的書。
為了更好地教育士子，他還專門作了一篇《訓飭士子文》，對讀書人不重視學習儒家經典，行為不端正，不能修身厲行，嚴肅地加以訓戒，可得見他對封建教化的重視。
在小編看來，康熙是一個非常有作為的皇帝。他重視封建教化，正人先正己，為創造康熙盛世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