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仁安著《明清時期的江南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是他關於明清望族研究的第五本專著。該書將望族研究從上海推進到包括江蘇、安徽在內的更大範圍，揭示出江南經濟文化蓬勃發展既是江南望族勃興的深厚基礎，又映現出江南望族在其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此前，他已經出版了《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和《明清史事與江南望族探微》（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版）。閱讀完這一完整的研究系列，我覺得吳仁安的江南望族研究又臻於新的高度。
望族指那些在地方上有財有勢、深孚眾望、聲名顯赫、雄踞一方、對當地乃至全國都能產生舉足輕重影響的家族。早在20世紀40年代，潘光旦曾出版《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對“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通常說法提出了質疑，他所見到的嘉興望族有長達21代者，平均也有七八代。潘光旦的觀察已顯示，血緣網路對人才成長具有重要意義，遺傳與教育成為望族延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移徙、婚姻和壽夭都對望族成長產生重要影響。吳晗、費孝通、馮爾康、徐揚傑、江慶柏、唐力行等都注意到，江南望族多與明清時期科舉制度的規範性執行密切相關，當地形成了濃郁的習讀氛圍，各類學校包括府州縣學、社學、義學、私塾等官私學校能夠吸收儘量多的學齡兒童入學讀書。由於傳統中國社會的基礎教育往往交給民間自我完成，故有擔當的官紳、有錢財的商人常常成為教育事業的興辦者和組織者，血緣網路經常能塑造出良好的讀書環境，且相互激勵、相互促進，形成“簪纓之家”“科甲蟬聯”“累世不絕”的局面。
1965年在安徽省定遠縣範崗公社肖塘大隊參加“四清”運動期間，吳仁安在翻閱譜牒時就萌生了研究家族史的念頭。他求學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期間，得謝天佑等名師指點，進而專注於家族史研究。因此，他的望族史研究當屬於資深而望著了。
一般而言，江南望族較多得益於科場獲捷，許多望族經歷了從貧寒經耕讀而逐漸獲得越來越高的功名這一過程。徐階原本出身於世代務農之家，嘉靖二年（1523），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得嘉靖皇帝重用而入職閣臣直至首輔。徐階的父親徐輔是家業興盛的啟動者，他雖然只擔任了寧都縣丞，但到徐階這一輩弟兄四人，老四徐陟由府學入太學，嘉靖二十二年舉順天府鄉試，不久成了進士，從此，徐家便走上了迅速成長壯大的坦途。嘉靖年間，南京禮部侍郎顧清的先輩以開設“槽坊”的途徑，支撐他業儒的通道。徐光啟的父親徐思誡則是“課農學圃自給”，祖母和母親也都“早暮紡織，寒暑不輟”。徐光啟憑藉才學位躋通顯，身居宰輔而廉潔自守，“蓋棺之日，囊無餘貲”。其為官一生，始終踐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清代青浦縣何氏為累世名醫，因為醫術高明，遠近就醫者眾，而家道興旺。宜興儲氏如儲昌祚、儲顯祚、儲欣，走的是名臣或經學傳世的路。金壇儒林鎮儲光羲、儲孟才、儲志遠等則走了“良醫”之道。在明清時期的江南，類似這樣精通雌黃之術的家族還有不少，都因為書卷氣而贏得了綿長的家運。
江南望族憑藉自己的書卷氣，得以在官場長袖善舞，形成了較廣闊的為政網路，為許多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顯著貢獻。馮夢龍、凌濛初、朱紈、鄭若曾、胡宗憲、王世貞、葉盛、王錫爵、張玉書等，都是明清時期聲名遠著的幹臣。又有一些人走向商界，引導中國商人階層行走在心繫國運、義利兼顧的軌道上。例如，張謇以狀元身份興辦實業，耕墾沿海蕩地，興辦新式教育，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示範意義。
吳仁安認為，在“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型社會正規化下，明清江南望族一般均有“忠君”之志而能盡忠報國，做到“家”“國”雙贏，從而亦使家祚綿長。門柱上的楹聯多見“一等人忠君愛國，二件事耕田讀書”。“忠孝之家”普遍存在，譬如浙江杭州錢塘縣于謙家族，紹興餘姚縣王陽明家族、孫燧家族、黃宗羲家族，山陰縣劉宗周家族、湖州烏程縣朱國楨家族，寧波鄞縣楊范家族、張煌言家族、錢肅樂家族等。蘇南（江東）、皖南“忠臣孝子”也數不勝數。又如吳郡吳縣洞庭東山鎮陸巷村“莫釐王氏”的王鏊家族，王鏊擔任侍講學士時，讜言盡忠引導明武宗：“進講必分別天理人慾，君子小人。每至治亂用舍之際，言之懇懇。上以方春，出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無盤於遊田》一章，反覆千言……上自是不復出矣。”當劉瑾擅權時，王鏊旗幟鮮明，與韓文等大臣奏請誅殺劉瑾及其黨羽“八虎”等。邵廷采稱讚孫燧家族“嘉績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緒，蔑有廢墜，海內高仰之為當代宗臣”。
江南望族面對激烈的政爭，往往取市隱態度，維持其文化根脈。所謂“詩書之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而師資源委，實以興之”。正因如此，許多家族能夠“詩文筆翰流佈海內，累世不絕”。有學者評說：“園林是隱逸人格精神最直觀感性的外化物之一，也是將隱逸本質貫徹得最徹底的藝術樣式。園林在相當大程度上彌補了歸隱羨隱計程車大夫在政治受挫後的心理失衡，並完成其人格精神的改造與構建。”拙政園、滄浪亭、網師園，可謂凝聚了江南望族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智慧。
江南望族也為王朝承擔著較其他地區更多的財賦負擔。康熙第一次南巡迴京後，訓示即將離京赴任的江蘇巡撫田雯時，發出這樣的感慨：“向聞江蘇富饒，朕親歷其地，見百姓頗多貧困，爾至彼地，當以愛養民生為要。”吳仁安認為，江南重賦實包含有“重鞭抽快牛”的意涵，雖然在重賦之下有“貧者皆棄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役”的狀況，卻從不至於出現揭竿而起的現象。其中，望族發揮的平衡、協調作用不可小覷。
如今的江南望族史研究已經鋪展到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藝術史、學術史等多個領域。在當下注重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背景下，家族史研究或還可深挖君子人格培養、和諧社會建設乃至良性政治秩序養成等方面的積極內涵。我們期待吳仁安教授續有新作問世。
（作者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日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