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法律專家》系列報道之三
陳瑾昆：被信仰召喚的
紅色法學家
文/張純
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雲譎波詭，風雨飄搖。政治變革潮起潮落，經濟活動步履維艱，文化思想西學東漸，衰敗腐朽與求強圖變並存。茫茫九州，到處一派矛盾重重且錯綜複雜的景象。陳瑾昆就出生在這樣一個風雲際會的時代。
青年時期，他特立獨行，拒絕包辦婚姻，甚至不惜與家庭反目，離開縣城東渡扶桑。學成歸國，恰逢亂世但意志堅定，樂執教鞭、廣著法學教材，為培養法治人才殫精竭慮。內戰烽煙四起，他多方輾轉，毅然投身共產主義事業，奉獻深厚學識，為新中國的司法程序勾勒輪廓。
他在黑暗中期盼黎明，在拂曉前宵衣旰食，一生中留下了無數令人感慨不已的事蹟，是我國法律建設長河中不可磨滅的一座精神豐碑。
立潮頭憂天下，著書立說思救國
陳瑾昆，湖南常德柳葉湖人，1887年出生於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他六歲發矇，在家塾讀書。1903年，考入縣高等小學堂。隨著年齡和學識的增長，他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存亡。
彼時，中國封建社會已走向晚期。甲午戰爭中的失敗，日、俄在中國領土的開戰，使他清楚地認識到了清王朝腐敗無能。陳瑾昆女兒陳勉修在回憶錄中談到，他和幾位摯友私下談論道：“列強入侵，皆因滿清無能，要復興國家，非改朝換代無他。”戊戌變法後，西方思想、文化逐漸傳入湖南，使得陳瑾昆眼界大開，他認為要改變時勢，要救中國，須有世界之知識，因此決定出洋留學。
1908年，陳瑾昆不顧家庭的勸阻，決然奔赴省城，申請官費留日並獲准。在東京預科學校畢業前夕，他懷著“司法為實現復興之起點”的宏大志向，報考了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科，企望充實本領，報效國家。
時光飛逝，光陰如梭。1917年，陳瑾昆在日本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後，隨即回到了闊別10年的祖國。他先後在奉天省高等審判庭擔任推事、審判庭庭長、大理院推事、司法部參事、大理院推事庭長等職。
彼時，陳瑾昆抱定“司法救國”的決心，躊躇滿志，活躍於法律界。他不僅擔任官職，而且為了填補中國法律的空白，參加法律法規的起草修訂工作。為了傳播法理，培養法律人才，以法治國，他先後兼任司法講習所講師和司法儲材館教員。自1918年起，先後在北京大學、朝陽大學法律系、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任教，講授《刑事訴訟法》《民法總則》《刑法總則》等課程。
然而，在踐行“司法救國夢”的路上，充斥著太多的蠅營狗苟，這也讓陳瑾昆從起初的滿腔熱血變得逐漸失望。他發現北洋軍閥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無視法度、肆意踐踏人民權利，各級司法機構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的擺設。陳瑾昆變得心灰意冷，1928年，他遠離官場，專任北平大學、北京大學法學教授，併兼職做起了律師。
“陳瑾昆學成歸國後，投入最多的還是教學工作，他撰寫了多部法學專著。”西北工業大學人文與經法學院副教授、陝甘寧邊區法治研究所副主任韓偉介紹，在1927年至1937年期間，陳瑾昆先後出版了《民法債編各論》《民法通義債編》《民法通義總則》《刑事訴訟實務》《民法通義債編總論》《民法通義債編各論》《刑事訴訟法通義》《刑法總則講義》等著作。
與此同時，王位在《毛澤東器重的“紅色法學家”陳瑾昆》一文中指出，近現代中國的法律體系建設起步晚、進展慢，陳瑾昆的貢獻在於，他透過其著作闡述了兩個觀點：
一是為何立法？在陳瑾昆心中，法不僅是治國之基，也是強國之要。中國社會的種種亂象，正在於法治不立，法理不昌。只有“國家創制刑法……向若輩立威”“學者講治學術……為若輩說法”，才能“明刑弼教，公私努力”，消除“假大群而私小己，泯是非而尚功利者”。
二是如何立法？從戊戌變法、預備立憲，再到民國肇始、定都金陵，法治觀念雖在精英中已深入人心，但究竟以誰為師，仍存爭論。而陳瑾昆格外冷靜，他闡釋道：“不可囿於一派，應同時注意於一般科學方法應有之分析研究與實證討論”，“注意於一國民族固有之倫理思想與社會現象”，這樣才能“制立於一國民族最能適應而最能調和之法律”，“創設於一國法典最為精當最為實用之法理”。
“陳瑾昆在引進西方先進法律制度時，又十分注意關照中國國情，他雖然留學日本，但並不主張在學習西方法律時一味追隨最新之法律潮流，而是堅持要以適應社會為基礎，保留本民族的良好傳統。”韓偉說，這種獨立自主、注重實際的思想，在當時的確難能可貴。因此，這些著作一經問世，就受各大學府歡迎，為他在法學界贏得了聲望。
文激昂詞犀利，威逼利誘未曾降
正當陳瑾昆忙於研究、傳道授業解惑時，盧溝橋的炮聲響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日偽統治時期，不管敵人如何威逼利誘，陳瑾昆從未屈服。
1945年8月，歷時8年的抗日戰爭終以中國人民徹底戰勝侵略者而告結束。國共兩黨在重慶開始和談，和平與民主的呼聲日漸高漲。深受亡國切膚之痛的陳瑾昆，從危難中看到了民族復興與國家興旺的希望，他在報上發表一篇篇文章，呼籲國人團結一心，共同復興國家，免使人民再受列強欺凌之苦。
對此，韓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作為湖南人，“湖湘文化”的影響，在陳瑾昆老先生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愛國是湖湘文化的最大特點，該傳統到了近代，被一個個傑出人物發揚光大，並且表現出對於救亡圖存、振興祖國的強烈自信心和使命感。”韓偉說，陳瑾昆身上固有的儒家文化傳統與近代以來維新思想激烈碰撞，造就了他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高尚品質。
1945 年 8 月 20 日，陳瑾昆發表《告國人書》，宣佈“餘以前只守個人崗位，自此當勉儘先知立言責任，以阻止他人，‘再做第二次亡國危險’”，決意走出書齋、奮筆疾書、喚醒民眾。接下來的短短數月間，陳瑾昆先後在報紙上發表《向教育界進一言》《再向我們國民說幾句話》《是非與利害》等一系列文章，批評“舊人物不過是貪鄙無恥，舊軍閥也不過無知搗亂”，而“新人物……專大言欺世，新軍人……作惡的手段更辣”，直指國民黨的獨裁和腐敗。
口誅筆伐的同時，陳瑾昆還在中共北平地下組織和葉劍英同志的影響下，擔任了由進步組織和進步學生組成的“國民選舉協進會”顧問，支援和參與進步學生運動。陳瑾昆的所作所為，終於引起了國民黨的忌恨和報復。
對此，歐陽雪梅在《中共黨史人物傳·陳瑾昆》（以下簡稱“《陳瑾昆傳》”）一文中記錄了“中山公園事件”。
1946年5月，北京進步學生在中山堂組織了反內戰、要和平的集會，邀請陳瑾昆參加。鑑於此前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樸、郭沫若、馬寅初等在重慶被特務毒打，釀成“較場口慘案”，親友紛紛勸阻他注意安全，不要前往。陳瑾昆不為所動、毅然赴約。
果然，演講當天，特務混入會場，製造騷動，破壞活動。當陳瑾昆開始演講時，磚頭、石子紛紛向他打來，一塊飛石打碎了他的眼鏡並傷及臉部，鮮血直流。隨後，暴徒們愈加瘋狂，手持磚石、木棍等開始亂毆集會人群。最終，特務們打傷了參加活動的人員，破壞了會場，釀成了震驚北平的“中山公園事件”。
這一事件發生後，北平市各界極為憤慨。但官方報紙及中央社等造謠汙衊說中山公園事件是雙方“爭奪會場，相互鬥毆”所致。特務的流氓行徑和反動政府的百般包庇，讓陳瑾昆極度悲憤。他親自撰文抗議，揭露敵人的陰謀。這篇題為《我的希望》的文章，發表於4月29日《解放三日刊》。他指出：中山公園事件證明反動派“日暮窮途，倒行逆施”。他認為不能任由國民黨一黨專政，隨心所欲，由此希望“全國人民督促政府實現三個協定（即停戰協定、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這是最小的限度，不能再有絲毫的折扣”。傷愈出院後不久，陳瑾昆不願在蔣系勢力支配下的大學繼續任教，於是將所任教職辭去，也婉拒了北大等校的授課邀請。
“這一擊，也使陳瑾昆清醒了。對抗戰後國民黨施行政策的反感、對國民黨的貪汙舞弊等作風的不滿，已然讓陳瑾昆倍感失望。”韓偉說，“而‘中山公園事件’則真正促使了當時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轉變了人生軌跡。陳瑾昆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巧用計逃魔窟，奔向光明赴延安
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全面內戰。1946年7月1日和15日，國民黨特務在昆明先後刺殺了民盟中央執行委員、進步教授李公樸、聞一多。據《陳瑾昆傳》記載，陳瑾昆聽到這個訊息，先是愕然，繼則淚如雨下，喟然嘆息道:“上次要不是朋友們相助，我可能走在聞教授的前面了。”
與此同時，中共地下黨很快了解到陳瑾昆的處境，共產黨駐北平代表葉劍英派人與他聯絡，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勸他投身人民解放事業，去解放區，他毅然應從。然而，國民黨對他監視甚嚴，他只得等待時機。
1946年8月，利用北平地下黨送來的一張通行證，陳瑾昆踏上了前往解放區的行程，其間充滿了曲折危險。記者在《陳瑾昆傳》中查閱到了這段歷史：出發當天，陳瑾昆喬裝打扮，來到北京車站與地下黨接頭。剛到車站，陳瑾昆便被一個特務認出。護送的同志見狀，決定馬上改變計劃，先送陳瑾昆去了天津。特務發覺陳瑾昆離開了他們的監視，急忙派人四處搜捕。而此時，陳瑾昆早已坐上了地下黨從天津派出的車，脫離了魔窟，趕赴延安。
1946年9月，陳瑾昆路過張家口時，發表了《餘為何參加中共工作》這份政治宣告。毛澤東獲悉此事，馬上致函稱讚：“今日閱悉尊著《餘為何參加中共工作》，義正詞嚴，足以壯鬥士之志，奪奸邪之魄，擬付《解放日報》發表並廣播全國。”並請陳瑾昆儘快去延安共商工作。
不久，陳瑾昆家眷也在地下黨的護送下，安全抵達張家口。“9月19日，陳瑾昆離開張家口，經過蔚縣、靈丘、神池及陝北綏德等地，最終於10月29日輾轉抵達延安。”韓偉說。
值得一提的是，這已經不是陳瑾昆第一次來延安了。韓偉對記者介紹，據史料記載，多月前，毛澤東就曾邀請陳瑾昆到延安考察。考察結束後，陳瑾昆還發表了《延安與張家口旅行記》一文，如實記錄了對解放區的認識和看法。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看到延安這裡的鄉村，覺得工作人員、工作效率、人民生活、軍隊、文化、黨務、經濟等方面，同蔣管區比較是有天差地別。”
“實際上，第一次來延安時，陳瑾昆就認定毛澤東提倡的新民主主義是挽救中國政治經濟的唯一出路。他決心追隨共產黨，但是毛主席認為以他在北平的地位和聲望，繼續留在北平開展工作，對革命更有利，勸他留在北平。”韓偉指出，這一次，形勢所迫，陳瑾昆終於如願以償留了下來。
在《陳瑾昆傳》中提到，毛澤東聽說陳瑾昆到達延安，十分高興，特地邀請他和夫人到家做客。席間，毛澤東風趣地說：“一磚頭把你打到延安來了，還有國民黨特務為你送行，真得感謝他們啊!”陳瑾昆說：“是您和共產黨救了我們全家，我的這條命已經不屬於我自己了。”
這一年，陳瑾昆60歲。馮曉蔚在《陳瑾昆：毛澤東特別倚重的法學家》中寫到，陳瑾昆對記者表示：“餘雖年已60，但願再活20年，為中國人民服務！”
1946年12月，陳瑾昆由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擬草案籌新法，危急時刻未曾歇
到延安後，陳瑾昆除了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外，就一心用其所長為人民的法律事業作貢獻。
1947年，陳瑾昆進入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直接參與了陝甘寧邊區憲法草案以及諸多民法、民事訴訟法檔案的起草，為邊區的法制建設作出了不小貢獻。“但這期間，最為重要的還是他作為主要成員，參與了全國性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他同毛澤東的幾次通訊就發生在這一時期。”韓偉介紹。
1947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起草一部全國性的憲法草案。作為起草組的重要成員，陳瑾昆全身心投入其中。為了讓全國性憲法起草工作順利開展，少走彎路，陳瑾昆研究邊區憲法草案後提了不少意見，並提出法律是與政治相通的，憲法是法律的部門，政治的路線是貫穿於其中的。
他特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了自己的這種見解。1月16日，毛澤東覆函：“大示誦悉，從新的觀點出發研究法律，甚為必要。新民主主義的法律，一方面與社會主義的法律相區別；另一方面又與歐美日本即資本主義的法律相區別，請本此旨加以研究。”
從1月28日到3月上旬，中央法律委員會便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開始研究及草擬全國性新憲法草案的工作，陳瑾昆為法律組長。除憲法外，還要起草民法、刑法和土地法。儘管戰火即將燒到延安，但陳瑾昆和中央法律研究委員會成員從容不迫地埋頭工作，為新法典嘔心瀝血。
3月，國民黨向陝北、山東兩地發動重點進攻，胡宗南率數十萬兵力侵犯延安，中共中央決定主動撤出延安，並讓老弱者先走一步。
對於撤離的過程，在《陳瑾昆傳》中也有詳細的記載。3月7日，陳瑾昆偕夫人及子女，隨同謝覺哉等由楊家嶺乘坐“架窩子”（即馱轎）出發，走甘谷驛，經雁門關、郭家塔、綏德等地，再由張家堰渡黃河。一路上，早出晚宿，翻山越嶺，有時候山高坡陡，還要徒步爬山，跌倒了爬起來再走。而且，敵機跟蹤盤旋，有時候炸彈就在落在隊伍前。過了黃河後，為防敵人轟炸只能夜行軍。3月的北方，天寒地凍，這樣惡劣的環境，陳瑾昆還是第一次經歷，但也樂呵呵地堅持了下來。
經過16天的艱難跋涉，中央法律委員會的成員於3月22日到達山西臨縣的後甘泉村。幾天後，他們就開始工作，起草全國憲法及創立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理論。陳瑾昆先參與起草了《中國土地法大綱》。5月至8月，又起草了一個照顧政協協議原則的新憲法草案，即後甘泉初期憲草初稿。
談到老一輩的經歷，韓偉不由感嘆：“實際上，像陳老這代人是有理想的，是有一種家國情懷。所以，他想把自己的法學專業投入到新的國家建設中。”韓偉說，那時候陳老已年屆六十，但仍心憂天下，壯心不已。
從6月開始，後甘泉亦屢遭國民黨飛機的狂轟濫炸。但陳瑾昆從不畏懼，仍孜孜不倦全身心投入工作。有時警報拉響了多時，警衛員多次催促躲避空襲，但他仍一動不動，急得警衛員架起他就跑。
在此期間，陳瑾昆與毛澤東時有書信往來，談工作，也傳達彼此的關懷。7月13日，毛澤東回信對陳瑾昆的工作進行肯定：“你們一家安於農村生活，聞之甚慰。立法工作是一新部門，得兄主持，日起有功，是大好事。時局如兄所料，人民戰爭是發展的；唯艱苦奮鬥，尚須付以數年時間。我們在此均好，勿以為念。”
後甘泉後期憲草初稿完成後，10月8日，陳瑾昆寫信給毛澤東報告情況，並根據近期沙家店戰役中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軍殲滅胡宗南集團主力之整編第三十六師的大好形勢，指出這說明蔣介石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已失敗，這將引起美國人民對美援華政策的反對，中國革命將勝利有期。
11月18日，毛澤東覆函，說：“十月八日來示，敬悉。國內外大勢觀察正確，不會有第二個方向，進度亦快，不會稽延不決，誠如尊論。唯我們寧可作從長打算，估計到一切可能的困難。以自力更生精神，準備付以較長時間，似屬有益。兄及諸同志對於憲草，慘淡經營，不勝佩慰。唯發表時機尚未成熟，內容尚宜從長斟酌，以工農民主專政為基本原則(即拙著《新民主主義論》及《論聯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則），詳由王、謝二同志面達。……天寒尚祈珍攝。敬祝安好!並問陳夫人及諸小弟妹好!”殷殷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此後，陳瑾昆等人緊緊圍繞形勢的發展，起草了各種法律，以便全國解放後立即廢除舊法律，實施新法律，保證社會秩序的安定和各方面接收工作的順利進行。
任代表選委員，身份轉變初心駐
1948年年初，人民解放軍已開始轉入反攻。在後甘泉的中央法律委員會和其他機關也接到轉移的通知。4月7日，陳瑾昆離開後甘泉村向平山縣轉移。
5月25日，應毛澤東邀請，陳瑾昆、謝覺哉、張曙時、李木庵前往西柏坡，陳瑾昆又見到了闊別一年多的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劉少奇說：“華北聯合政府快成立了，要陳瑾昆去當法院院長，謝覺哉去當司法部長。刑法先就舊的改一下施行。民法也可以這樣，邊做邊改，以穩定社會秩序，保障私人財產，使人民樂於生產建設。要訓練幹部，要建立正規法治，有助於人民建設的就用，否則就改。”
根據劉少奇的指示，陳瑾昆不顧炎熱酷暑，除參與起草《土地法》以外，還起草《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到7月中旬，《新民法》已脫稿，7月21日《新民事訴訟法》《新刑法》也相繼脫稿。
1948年8月，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華北大部分地區解放，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陳瑾昆被推選為代表，並當選為華北人民政府委員。9月，被任命為華北人民法院院長。10月，正式組建了華北人民法院。在院長任內，他起草法律法規，處理案件，不時與謝覺哉商議下級法院組織問題，並下鄉開展調查研究。已年逾花甲，仍幹勁十足。
華北人民法院舊址
同年12月，陳瑾昆同謝覺哉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參加中央法律委員會召開的立法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議程為：一是總結憲法工作。主要說明憲法上國體、政體的重要理論問題。二是總結法律爭論問題。主要是對新舊法觀的爭論作一個總結。陳瑾昆在會上提出，應順應新形勢的要求，放棄一些不適合當時的法律觀點。同時，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遵照中央指示，改組為中央法律委員會，成為協助中央研究與處理全國有關立法與司法問題之工作機關。陳瑾昆當選為委員。
1949年2月，華北人民政府遷進北平。陳瑾昆回到曾居住近30年的北平，看到這座文化古城完好無缺地回到人民手中，且即將成為新中國的首都，不禁感慨萬千。回到北平後，他在司法部和人民法院聯合辦公後，參與接收和整頓舊司法機關工作。
9月24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召開，陳瑾昆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在會上，他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
10月1日，陳瑾昆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與開國元勳們一起見證了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此後，陳瑾昆幾乎參與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所有法律——《共同綱領》《憲法》《婚姻法》和民法草案等的起草工作，為實現他青年時代“以法治國、振興中華”的理想而繼續努力、奮鬥不已。
1959年5月14日，陳瑾昆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72歲。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協全國委員會發出訃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親筆書寫輓聯：
單騎突包圍，解放旗開，公來獨早；
兆民齊躍進，共和國建，靈其永安。
72年篳路藍縷，72載業績輝煌。一生追求光明的陳瑾昆奉獻滿腹才華，腳踏實地，嘔心瀝血，為新中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作出了獨特的開創性貢獻，立下了不朽功勳。青山作證，青史留名，他是一位永遠值得紀念、彪炳史冊的“紅色法學家”。
來源：民主與法制週刊微信（ID：minzhuyufazhizhoukan）
作者：張 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