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5年，李大釗孫子李幼華得知爺爺老家樂亭縣自發捐錢為爺爺修建紀念堂，便匆忙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寫去了一封信......
圖|李大釗
李大釗“挪用”工資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釗出生在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少年時，他在鄉塾讀書，後來就讀於永平府中學和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青年時期，李大釗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也正是如此激發出了他的愛國熱忱，自那時起，他就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奪後，李大釗便開始發表文章，揭露軍閥官僚的黑暗統治。
1913年冬，24歲的李大釗懷著憂國憂民的情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進行學習。
1915年1月當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李大釗更是悲憤交加，他毅然決然參加了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
為反對賣國條約，李大釗連夜寫成了《警告全國父老書》，這篇慷慨激昂、義正詞嚴的通電迅速傳遍了中國。
可即便有無數中國人民的反對，5月9日，袁世凱還是接受了“二十一條”，6月，李大釗編印了《國恥紀念錄》，並發表了《國民之薪膽》一文，激勵全國人民繼續堅持鬥爭，也就是在這次鬥爭中，李大釗成為了聞名遐邇的愛國志士。
圖|李大釗
1916年回國後，李大釗積極參與了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在《青春》一文中號召青年“沖決歷史之桎梏，滌盪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20世紀初，神州大地山河破碎，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深重危機，目睹祖國母親的痛苦現狀，熱血青年李大釗時時悲憤滿懷：
“臥榻之側，有他人鼾睡之聲，獨立之邦，伏列強割據之跡。”
種種屈辱，都讓李大釗深感必須“痛自振勵，起未死之人心，挽狂瀾於既倒”，這也讓他毅然選擇了以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爭取民族的解放為己任。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從此，他逐步地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並畢生嘔心瀝血，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
1918年1月，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一到北京大學，就參加了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編輯部。
這時的李大釗，想盡一切辦法蒐集和潛心研究有關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書籍，並著手用中國人民所能接受的語言和方式宣傳這些理論與實踐的真諦和意義，李大釗的到來，也讓《新青年》成為五四運動的嘹亮號角和宣傳馬列主義的堅固陣地。
李大釗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宰割和軍閥政府的反動統治下，社會極其黑暗，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要了解、學習、研究馬列主義，條件是異常艱苦的，而在當時那種“雜草叢生、五花八門”的輿論界和思想界，要宣傳和傳播馬列主義，更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情。
在當時馬列原著很難買到，也很難得到精確的譯本，但為了能讓中國重新站起來，李大釗就拿著字典，從日文、英文等外文叢書之中翻譯、學習。
就是在這樣的學習條件下，李大釗撰寫並發表了大量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介紹十月革命的文章。
圖|李大釗在演講
在李大釗短短39年的人生中，是十分艱苦樸素的，五四運動前後，他先是擔任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後來又擔任了北大教授，同時他還應邀在朝陽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多所學校兼課。
其實，李大釗的工資並不算低，僅北大的工資，每個月就有120塊大洋，後來又增加到了200塊，加上兼課的錢，李大釗的收入可以說是非常可觀的。
在當時，一個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費，有十幾塊就足夠了，這樣看來，李大釗是可以過上知名教授的優越生活的。
可事實並不是如此，李大釗和妻子趙紉蘭，還有幾個孩子節衣縮食，每月只花三五十元，而其餘的錢都被李大釗“挪用”了。
為了接濟那些貧寒青年和支援革命活動，李大釗會常常預支工資，結果每月發薪的時候，會計科總是會給他送來一大疊借條，扣除薪金後李大釗的工資也就所剩無幾，害得妻子趙紉蘭常常為柴米油鹽發愁。
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為此深受感動，他也曾多次勸李大釗給家裡多留一些錢，免得夫人為生計奔波。
可李大釗總是一笑而之，繼續“我行我素”，最後迫於無奈，蔡元培為了減輕李大釗的家境困難，只好行使自己的職權，讓會計科每月給李大釗發薪資的時候，硬性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給趙紉蘭。
圖|李大釗與蔡元培等人的合影
對此，蔡元培曾笑著說：“要不然他（李大釗）就把錢全給了貧苦學生，李夫人就難為無米之炊了。”
在北大工作期間，李大釗一直都是租房子住，他在東城紅樓（北大一院）上班，卻在西城租房子，只因西城的房子相對便宜一些。
每天清晨上班的時候，李大釗都是從西城步行到東城，極少乘人力車。中午時，他也鮮少回家裡吃飯，在北大紅樓圖書館辦公室裡，他有時會吃一張大餅，有時會吃兩個饅頭或窩頭，就著白開水下肚。
對此，人們把李大釗的生活歸納成了16個字：“黃卷青燈，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
李大釗的生活艱苦樸素，可他卻常常慷慨助人，一次，有個青年學生困難得沒有飯吃，其實這時的李大釗生活得也十分拮据，因為這一年北洋軍閥政府不給大學教員開工資，在這年李大釗也只拿了三個月的工資。
可面對青年學生沒有飯吃，李大釗絲毫沒有考慮自己的家庭狀況，而是直接回到家裡把妻子在家中暫時不用的衣物，送進了當鋪，並把當來的錢給了那個學生。
後來，在一個寒風刺骨的冬天，有個即將去外地工作的革命青年來到李大釗家中同他告別。細心地李大釗發現這位青年身上穿著單衣。
李大釗摸了摸他身上單薄的衣衫，心生憐愛，轉身回到裡屋，同妻子商量：把那件剛剛給大兒子做的新棉衣送給這位青年。
圖|李大釗妻子趙紉蘭
趙紉蘭也是一位極為慈祥厚道的婦人，她想來支援丈夫的決定，可這次她卻有些許的猶豫，因為大兒子的棉衣也早就破舊得不能再穿了。
看到妻子猶豫，李大釗著急地說：“人家馬上要去遠方工作了，沒有棉衣怎麼能行呢？快拿出來吧！”
就這樣，這件新棉衣穿在了青年的身上，李大釗愉快的把他送上了征途。
李大釗教育子女
李大釗樂於助人，不僅僅表現在物質上，更是以其馬克思主義者的情懷和行為，成為眾多傑出馬克思主義者的啟蒙者和領路人。
“自學渾不倦，誨人何其勤”，這是李大釗一生的真實寫照，他會利用各種機會、場合，在講壇上、報刊上和通訊中，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培育眾多的青年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
在北大紅樓，李大釗曾在這裡與青年人一起度過了他人生中最有激情的青春歲月，他辦公室的門永遠朝著青年人敞開，所有的青年人去辦公室找他，他都會十分熱情，據很多人回憶：“李大釗的地方是思想的策源地。”
李大釗啟蒙和培養了大批的青年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些人之中，最為可數一筆的當屬毛主席。1918年秋和1919年底，毛主席兩次到北京，就是這兩次赴京，在李大釗的熱心幫助下，毛主席成為了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
1918年10月，李大釗在北大的同事楊昌濟領著不滿25歲的毛主席來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想找份工作，經過一番交談，李大釗感覺到這位高個子青年有著不同凡響的抱負，當即同意安排他當助理員，月薪8塊大洋。
圖|青年時期的毛主席
毛主席來到北京並不是單純地為了謀生，他主要的目的是有機會來北大接觸一些新思想，尤其是找雲集北大的名流們請教。
據毛主席後來向斯諾回憶說：
“一開始大家都不理我，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不過，在北大的名人中，李大釗對毛主席的態度卻是例外，已被大家尊稱為“守常先生”的李大釗對這位只有中等師範學歷的職員經常登門請教，不僅有問必答、經常推薦新書，極為細緻、耐心地加以指導，還專門為毛主席介紹過名師。
1919年4月，毛主席為照顧病重的母親回到湖南，隨後，他又在湖南參加了五四運動，12月底，毛主席再次來到北京的時候，已經能夠和李大釗等人經常地、炙熱地研究、討論關於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著作。
李大釗還熱心地把那些有共同志向的有為青年引薦給毛主席，使他有幸結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就這樣，年長毛主席四歲的李大釗就成為了毛主席 一生中最重要領路人之一。
除了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拉到一起外，李大釗在繁忙的工作中，也同樣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在其精心教育下，幾個子女大多走上了獻身革命、自立自強的道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圖|李大釗與好友合照
李大釗在出生前父親就因患肺病去世了，剛滿週歲時，他的母親又因傷感過度而病逝，因此照顧李大釗的責任就到了祖父的身上。
正是因為祖父平時管教李大釗甚嚴，不准他外出看賭博，更不許他罵人、打架的嚴格家教，成就了後來的李大釗。
自李大釗做了父親後，從祖父的家教中受到了啟發，同樣對子女加以嚴格的教育。
李大釗生活十分簡樸，他從不穿華麗的服飾，一張大餅，一顆大蔥，就是他們家的家常便飯，在其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幾個子女的衣著也甚為簡單，吃飯更是從不挑剔。
一年冬天，北京城雪花紛飛，李大釗要他的孩子們拿著掃帚去院子裡掃雪，孩子們的外祖母聽到後，便有些擔心地說：“天這麼冷，還叫孩子們出去掃雪，要是凍病了怎麼辦？”
李大釗只是笑著對老太太說 ：“孩子們應當從小養成吃苦的習慣，免得長大了什麼也不會做，身體經常活動，就會增強抵抗力，待在家裡不動彈，就更怕冷了。”
說完，李大釗就帶著孩子們拿著簸箕和掃帚，來到院子裡，他一邊掃雪，一邊對在一旁掃雪的孩子說：“你們將來誰也不能當寄生蟲，誰要是不勞動，誰就沒飯吃！”
圖|李大釗的孩子們
孩子們點了點頭，接著李大釗便給孩子們講起了故事，孩子們一邊掃雪，一邊聽父親講故事，一點也不覺得冷反而越掃越有勁兒。
平日裡就算再忙，李大釗也會抽出時間來陪伴自己的孩子，他經常會和孩子聊天，或帶著他們去郊遊，一同乘船、渡河、爬山，在輕鬆愉快的遊戲玩耍中增進親情，教會孩子們做人的道理。
一年夏天，李大釗從北京回河北老家歇暑假，回來時，他給孩子們每人買回一包禮物——筆、墨、方格字帖。
孩子們在看到父親給自己帶了禮物很是開心，立即研磨展貼，端端正正坐在八仙桌前洗了起來，但是李星華因為是第一次臨帖寫大字，所以左臨一張，看著不像，右臨一張，看著還是不像，氣得小臉發紅，直想哭出來。
李大釗和妻子發現女兒在後院偷偷地抹眼淚，妻子正準備上前詢問女兒為何苦，卻被李大釗攔住了，他說：“女孩子的心理是很難揣摩的，你要是問她為什麼哭，她不會告訴你的。你不要硬逼著她問，哭的原因不是很明顯就擺在那裡嗎？”
接著，李大釗又說：“我記得我在一本書上看過：一個很可愛的小女孩，一不留神，用小刀劃破了自己的手指，這個小女孩立即把傷口包了起來，生怕別人包括自己的父母發現，直到傷口長好了才給別人看，你說這是什麼心理呢？這是女孩的一種好勝心，你明白嗎？”
圖|李大釗和妻子趙紉蘭
妻子 點了點頭，過了一會兒，李大釗把女兒李星華叫到身邊，又一同走到八仙桌前，他指著李星華寫的字帖微笑著說：“你的字寫得很好，有點像魏碑貼刪的，因為這是你第一次臨帖，寫得還不太整齊，筆畫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細，字有的個兒大，有的個兒小，要是天天耐心練習，就一定會寫好的。你看 ，你哥哥寫得也不整齊呀，可是他不著急，沉得住氣，只有這樣，將來才能把他慢慢寫好。”
父親的一席話讓李星華受到了很大的鼓勵，從此她也克服了不太冷靜愛急躁的缺點，毛筆字練得更是超過了父親和哥哥。
在李大釗的精心教育和培養下，他的兒女們刻苦學習，積極投身革命，後來都成為了黨的優秀幹部，當然這也是後話了。
李大釗犧牲時僅有39歲
1920年，李大釗便開始忙於組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工作，他接待來自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維經斯基，並介紹他到上海會見陳獨秀。
後來，李大釗同陳獨秀相約建黨，自此便有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說法，當陳獨秀對新成立的黨的名字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徵詢李大釗的意見時，他回信明確地答覆說：“就叫共產黨。”
圖|電視劇《覺醒年代》李大釗和陳獨秀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便更加忙碌了，他像是一架不會停止的機器，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
這一時期，李大釗一邊代表黨中央指導地方工作，在冀、魯、豫、晉、陝、內蒙和東北的廣大地區開展黨、團工作，就這樣，在李大釗的多方奔走之下，推動了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
1922年，李大釗受黨的委託在上海與孫中山談判國共合作，並於1924年在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領導工作，為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貢獻。
隨著革命形勢日益高漲，李大釗的名氣也越來越大，為了阻擋共產黨的崛起，北洋軍閥便將矛頭鎖定在了共產黨的領導人身上，便多次下令逮捕李大釗，不但搜查了李大釗在北京的住所，還派兵到樂亭李大釗的故居去抓人。
“三·一八”慘案後，北京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1926年3月底，李大釗等人在蘇聯同志的幫助下，將國共兩黨在北京的機關遷入位於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舊俄國兵營內。
為了抓捕李大釗，大批特務喬裝成小商販的模樣，天天蹲守在蘇聯大使館旁邊的舊俄國兵營門口，只為能抓到與李大釗有關的人，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在李大釗身邊負責交通工作的地下黨員閻振山和廚師張全印，最終被特務抓住了。
1926年9月的一天，警察署抓到了一名共產黨員，並對其嚴刑拷打，在經過一系列酷刑後，此人最終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黨員，因為李渤海叛變投敵，李大釗所隱匿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的情報及其他黨員名單都被他供出。
很快，李大釗和其他共產黨員藏匿的地方就被張作霖所得知，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張作霖的密令，警察局秘密開會，制定抓捕李大釗的行動方案。
圖|張作霖
4月6日清晨，大批軍警直撲東交民巷使館區，槍聲響起時，當時李大釗正在裡屋伏案辦公。
片刻間，屋外就傳來雜亂的腳步聲，一群軍警擁著之前被捕的閻振山闖了進來。
其中一個便衣指著李大釗問閆振山：“你認識他嗎？他是誰？”
閆振山搖了搖頭：“我不認識。”
這時，有人直接走上前來，冷笑地看著李大釗：“ 你不認識？我可認識，他就是李大釗！”
很快，軍警就逮捕了李大釗及其妻女以及不少的共產黨人。
李大釗從被捕到就義，在獄中待了共22天，為了逼迫李大釗招供，敵人對他施用了多種酷刑，但無論是哪種酷刑都沒能讓李大釗為之屈服。
可即便如此，李大釗也依舊堅貞不屈，他用自己血跡斑斑的雙手在《獄中自述》中自豪地寫道：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
後來敵人又採用了軟化引誘的策略，張作霖派他的參謀長楊宇霆親自出馬，希望能以他是李大釗同鄉的身份來勸降李大釗，楊宇霆在見到李大釗後，便說：“李先生，只要你肯為張大帥、吳大帥效勞，我保你官職在我之上。”
但即便是敵人拿官職來誘惑李大釗，也依舊無濟於事，李大釗十分輕蔑地同楊宇霆說：
“張作霖是猙獰之子，吳佩孚是狼狽之兒，我豈能為他們效勞。大丈夫生於世間，寧可粗布以禦寒，糙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氣節！”
這一席話把楊宇霆氣得不輕，他深知勸不動李大釗，只得拂袖而去。
李大釗在被捕後，中共和各界進步人士都千方百計設法營救，對此，蔣介石給張作霖發來密電，要求他“速行處決，以免後患。”
1927年4月28日，張作霖下令殺害李大釗，面對死亡，李大釗依舊神態慈祥，目光和悅，泰然自若，從容地走上了絞刑架，而他犧牲時年僅39歲。
圖|李大釗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在李大釗英勇就義後，家裡的財產就只有1塊大洋，而其他錢則都被李大釗用來捐贈給身邊的窮苦青年或者作為革命經費了，由於沒錢安葬，只好舉行公葬（即以向公眾募捐的形式安葬）。
李大釗的犧牲讓很多人為之惋惜，在為李大釗舉行的公葬募捐中，就連汪精衛也為其捐贈了1000塊大洋。
李大釗雖然去世多年，但是他為中國作出的貢獻和他高尚的品格，一直被人們所銘記。
1949年，毛主席進城後，曾十分感慨地對身邊的同志說了這麼一段話：
“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我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呢。”
1984年8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來到李大釗的故鄉樂亭縣視察工作，期間他提議建立李大釗紀念館。
胡耀邦總書記的話讓樂亭縣人民深受鼓舞，很快，樂亭縣便開始為修建李大釗紀念館捐款，並出現了佔用耕地的現象。
圖|胡耀邦
這一現象讓李大釗的孫子李幼華覺得十分不妥，於是，他便給胡耀邦寫去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胡伯伯：
有件事我一直想提，一直有些顧慮，今天，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和李大釗家族的一個小小的後人，我決定寫信給您，提出以下意見：
1、在樂亭縣建李大釗紀念堂要“自籌”資金，結果讓人民群眾“捐款”，民兵必須捐，中小學生也必須捐。這樣做不合適。即使是真的群眾“自願”，我認為也不可取。
2、佔用耕地也不合適，因縣城附近的土地還算較好的，農民主要依靠土地生活，千萬不能做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3、紀念大釗爺爺我不反對，但建議把紀念的形式和為人民群眾造福結合起來。例如搞圖書館、文化宮一類的建議，以烈士名字命名，設一點事蹟介紹之類的內容，不也是很好嗎？
總之，我總覺得1、2這兩種做法有損大釗爺爺形象。大釗爺爺也是不會高興的，我想他是不希望這樣做的。
因情況瞭解得不全面，僅能反映以上意見。對否，請指教。望予答覆。
中國科學院動物所《動物學雜誌》編輯部
李幼華
1985.4.5
在李大釗孫子李幼華的建議下，群眾們的自發捐款在樂亭縣委的強烈要求下停止了，而李大釗同志紀念館則是在沒有佔用農民用地、沒有損害人民利益的情況下建立的。
圖|樂亭縣李大釗紀念館
“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鏡子”，這足以證明李大釗對子女的嚴格教育，對信仰的忠貞不屈，不僅成就了自己的子女，也成就了自己的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