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永貞革新”開啟治理體系轉變
學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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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統一自秦開始，問題是：秦與隋如此富強，為何這兩朝如此短暫？漢和唐則不然，這裡的原因是什麼？中國為什麼自秦以來還是反覆地經過戰亂和分裂呢？
國家的統一，必須建立在財政和稅收統一的基礎上，只有這樣，行政的統一才有保障，這是“永貞革新”直面的問題，是這場改革的實質所在。
公元780年，唐德宗時代的宰相楊炎提出兩稅法的改革，它標誌著中國第一次有了中央財政預算。以前是需要錢就花，財政稅收是個無底洞和一筆糊塗賬，有了預算以後，就可以把預算攤派到各個州郡去，更為重要的是，這就可以約束藩鎮的橫徵暴斂。而對老百姓來說，就是夏秋兩季收稅，謂之兩稅，“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調雜徭悉省，皆統於度支”，確立財政預算，這就把度支的地位抬了起來。而與楊炎同朝的轉運使劉晏，則推行榷鹽法，實行鹽的國家專營，只在山西與江淮這兩個產鹽的地方設定鹽官，並負責把鹽銷售到全國去，這又使得鹽官和轉運使的地位抬升起來。
唐代制度的核心“三省”，即中書、門下和尚書，是一個類似於“三權分立”的貴族制度，而德宗時代的改革，則使得度支、轉運和鹽鐵這三個部門的地位迅速上升，這就是以國家的經濟集權，代替了原來的貴族制度。到了後唐的李嗣源，正式確立了以戶部、度支和鹽鐵為核心的“三司”制度，宋代則延續了這個制度。
以“三司”代替“三省”，標誌著中國由從徭役制國家向賦稅制、預算制國家的轉變，這是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轉變，是中國傳統治理體系的大轉變。
“永貞革新”發生在唐順宗的永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這場改革的實質，就是把藩鎮的財權和稅權收歸中央，把上述變革，以制度的形式確立下來。
唐順宗是個殘疾皇帝，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國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兩個人決定。這兩個人是翰林學士，都是做戶部和度支起來的。圍繞著他們形成了一批從財政、商業和產業角度思考治理問題的官員，柳宗元和劉禹錫也在“永貞革新”的集團裡。柳宗元在朝廷裡做監察御史，吏部侍郎，類似於紀委的工作。劉禹錫做的是鹽鐵轉運的工作。這些改革者認為，唐順宗雖然身體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並不糊塗，應該支援他。
順宗退位後，柳宗元被放逐到永州，寫了著名的《封建論》，他提出：秦朝崩潰的原因“在治不在政”。政治體制是好的，是統一的制度，但治理方式是錯的，僅靠秦始皇和官員的勤政不能保證統一，如果國家沒有財政預算，僅憑徭役制度，勤政就會變成“苛政”。
漢代州郡的財政供給是國家，但封國諸侯有財政和軍事裁度權，所以，漢代只有封國才敢造反。
唐朝的問題在藩鎮有兵，在於國家不能節制藩鎮手裡的兵。唐朝州郡的官員沒有敢造反的，就是因為他手裡沒錢也沒兵，缺乏造反的資本。因此，柳宗元認為維護統一的辦法，就是把兵權、財權收歸中央。
我們談中國治理體系的轉變，為什麼要從“永貞革新”開始說起呢？因為統一是需要物質條件的。這是馬克思主義觀察中國歷史的一個基本方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當中講道，中國與歐洲氣候不同，相對歐洲來說，中國比較乾燥，中國土地的耕種比較依賴大規模的公共水利設施的建設，因此，中國先天不具備土地私有化的條件。大規模進行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這就成了中國曆代王朝最基礎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終於產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運河。正是這樣一個公共的工程，把中國的南方和北方溝通起來。中國長期統一的基礎，是公共工程、公共財政，這是歷史轉變的物質條件，所謂的唯物主義的解釋，就是這樣的。
而除了物質條件外，還需要制度條件和制度保障。為什麼宋代以後，中國的政治穩定有了保障呢？這是因為，經歷了唐代中期的“永貞革新”之後，貴族與皇帝分權的三省制度，逐漸變成了技術文官執政的所謂三司制度。國家治理的核心工作就是預算（度支）、商業（轉運）和產業（鹽鐵），而不是過去貴族擅長的禮儀、辭賦和經史。這是很重要的轉變。這種工作重心的轉移，使中央的財政制度能夠確立。
【韓毓海: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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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蔡沐真；初審：程子茜；複審：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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