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 燁
王懷宇描寫查干淖爾大草原的長篇小說，在《中國作家》2019年第12期發表時名為《紅草原》，作家出版社於2021年正式出書時，又改名為《血色草原》。看得出來，對於這部與草原有關的長篇小說，王懷宇對於書名很是在意，而且著意強調其赤紅的色調與鐵血的意涵。但閱讀了這部作品之後，給人更為強烈的印象與感受，還是悲壯、悲辛與悲愴。因此，準確地說，《血色草原》並非是雄強而撼人的草原壯歌，而是悲愴而醒人的草原輓歌。
《血色草原》一作主要描寫查干淖爾大草原塔頭灘的王姓與胡姓兩個家族，在獵狼與捕魚的兩個領域，圍繞“漢哥”和“把頭”的爭霸鬥強，以及與爭鬥的輸與贏密切關聯的家族的盛與衰。圍繞著這樣一個主幹故事，作品寫出了這塊草原腹地因長期以來的民族混居和文化混雜形成的草原特殊生態環境與獨有歷史傳統，以及生成於這種環境與傳統的剽悍的民風、好鬥的民俗與強悍的民性。可以說，作品既寫出了查干淖爾大草原雄渾無比的生態樣貌，也寫出了塔頭灘人為了生存和尊嚴不斷打拼的命運浮沉。
客觀地說，以胡、王家族為主線描寫塔頭灘人獵殺野狼和捕捉狗魚的前半部分，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如刀削斧砍，確實充滿了可觸可感的雄性與血性。而以王家敗走草原遷居省城的故事為主的後半部分，雖先後有王耀祖、王龍飛在學業與事業上的飛黃騰達，但卻很難見出雄悍的草原根性與“漢子”的應有“血色”。這種前緊後松，先強後弱的反差，隱喻了一些什麼東西，或顯露了一些什麼問題，都是值得人們深深品味和細細尋索的。
《血色草原》讓我感覺比較獨特也比較意外的，是作者在這樣一個家族歷史故事的書寫中，脫出了常軌，運用了一種非同尋常的手法，使作品從故事到題旨，都呈現出特異的樣貌與別樣的意蘊。這種不同尋常的寫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以“衰敗”訴說家史。在查干淖爾大草原深處的塔頭灘上，“所有的男人和雄性必須首先告別任何形式的懦弱才有資格在這裡生存”。因而，所有的家族都在“沉重而好強”的冬獵好手的競爭中，“痛苦著，隱忍著，掙扎著，夢想著”。作品中的敘述者“我”，作為王氏家族的第三代，見證了爺爺輩、父叔輩們一次次草原爭雄的拼命相博與不斷失利。祖父王得強因小時候摔斷了腿，雖通過冬練三九、夏練三伏，成為遠近聞名的“王大鐵柺”，但已無力參加冬獵隊長的競爭，只好把希望寄託在小弟王得盛的身上。然而，王得盛在一次鬥牛比賽中意外失手，當場殞命。王大鐵柺又寄望於兒子王耀祖。長大成人後的王耀祖雖然身強力壯，但天生笨拙且嚴重近視，他硬著頭皮去參賽最終還是敗下陣來。之後，二叔王耀宗又成為王家的希望所在，但卻因身體不夠強壯一次次與成功失之交臂了，最後在一次獵狼行動中悲壯而亡。接下來上場的老叔壓力更大，境況也沒好到哪去。由此，王家在與胡家的草原爭霸中一再落敗，一蹶不振。王家的尊嚴全無，更是無法奢談榮耀，王家似乎只能在祖母關於高祖和曾祖的故事中找到一點活下去的理由，祖先們“當年勇”的傳說及時地提供了後代們可供觸控和臆想的精神支撐。
與別的家族寫作的作品明顯不同，《血色草原》的敘事者講述的王氏家族的塔頭灘生存與打拼的家族歷史是沉重的。那是“在旁觀者眼裡，他們一直就是毫無希望地生活在慾望之中。事實也就是這樣，在半個多世紀的漫長的歲月裡，他們在反覆輪迴著同一個苦難的形象”。這樣一個家醜外揚式的敘事，是格外特別的。因為忍辱含羞、飲恨吞聲，這樣的家族歷史，更令人創鉅痛深，叫人沒齒難忘。我依稀覺得，王氏家族在“物競天擇”的草原競爭中不斷衰敗的故事，多少帶了一些寓言的意味。“我”對自己屬身的王氏家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寓含了作者對人性的深層思考，這應該是這種獨特寫作的複雜蘊含之所在。
其二，由“轉場”提出問題。王家在查干淖爾大草原的乖蹇遭際，到了王耀祖當家主事的時期，真正走到了命運的低谷。王耀祖在王家老叔與胡家的矛盾上升到極致時，帶著一家人逃出了草原。但在王耀祖30歲時，透過參加高考進入了省城的中醫藥專科大學學習，而“我”也經過自己的努力，隨後考上了省城某名牌大學的歷史系。王家從此由草原“轉場”到了城市，而王家似乎也由此找到了更適於自己生存的方式。此後，王耀祖下海經商，把一家保健藥品公司經營的風生水起，“我”也輾轉了幾家單位之後，在母親的規勸下走進了父親的公司，成了這家公司的特殊成員。但“轉場”帶來的轉機，並未使王耀祖心安理得，也未使“我”心滿意足。每到不如意的時候，“我就痛苦地回想起我那遙遠的塔頭灘”。而王耀祖“借鑑塔頭灘冬獵隊的入隊條件”評選公司“突出貢獻獎”，並執意率領10位獲獎者前往另一塊草原去自駕旅行。隨行的“我”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並在心裡發出詰問：“難道王耀祖晚年真的能以實際行動抹去當年王氏家族遺失在塔頭灘上的那片恥辱嗎？難道王耀祖能用他那顫動的老手為感知到那些恥辱的我們換回一點點心理平衡嗎？”似乎能，但實際上不能。因為歷史不能改寫，已成為歷史的恥辱不能由現在的榮光所替代，已成為記憶的歷史的傷痛不能由現在的快慰所治癒。在這個意義上，王龍飛的感覺是真實的：“我本以為我早已告別了查干淖爾大草原，早已告別了塔頭灘和霍林河……可是活生生的現實仍然在提醒著我，讓我對歷史的記憶越來越清晰。”
由於王耀祖的逃離導致王家的“轉場”，作品實際上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問題。比如，王家幾代人在塔頭灘的一路落敗，是敗給了草原特有的生物競爭的法則，還是缺失了勇者精神？王耀祖、王龍飛進入城市的人生打拼，是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還是時代給人們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查干淖爾大草原的生態損毀與風光不再，顯然是人為因素所致，這樣的情形能不能儘量避免，這種巨大的損失可不可以彌補，又怎樣去彌補？如許問題，都會在人們心裡縈繞，揮之不去，既引人思忖，又令人糾結。由此，作品的內蘊便平添了豐厚，意味也更加深長起來。
王懷宇寫作《血色草原》，確實用了心思，下了氣力。雖然作品在結構上、敘事上仍然有不足與缺憾，如社會歷史的內容在前半部分略為稀薄，作品從第34章開始明顯地分成了前後兩個部分等，但整體來看，作者對草原多樣生態的欣羨之情殷殷可感，對於草原精神的禮讚之意溢滲於字裡行間。就以草原為題材和主題的寫作而言，這部作品是有力度的、有特色的，是打上了作者個人鮮明標記的。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
來源： 中國藝術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