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原王朝所面臨的邊患其實一直不少：北面、西面、南面都有不少的少數民族，但對中原王朝威脅最大的其實一直是北方的遊牧民族。商周時期的犬戎、秦漢時期的匈奴、隋唐時期的突厥以及宋代以後的契丹、女真、蒙古都曾是中原王朝面對的勁敵。西晉、北宋、南宋、明朝等王朝因為打不過這些遊牧民族而最終被滅。這種情況一般都發生在王朝動亂時期，中原王朝在和平穩定時期還是能應對北方遊牧民族的。
公元220年魏王曹丕接受了漢獻帝劉協的禪讓。儘管此時劉備還在大西南打著大漢的旗幟，不過還是有很多明白人清楚地知道那個曾發出“雖遠必誅”的時代強音、那個曾令四夷賓服、那個曾打通絲綢之路遠播國威的大漢王朝已成為歷史。接下來的三國時代被視為亂世。遊牧民族對中原王朝威脅最大的時候一般都是在中原王朝內亂的時候。魏、蜀、吳打成一鍋粥的三國混戰時期其實同樣是有外族入侵現象的。
在經過兩漢雖遠必誅的持續打擊之下強悍的匈奴已然倒下：這時北匈奴正在西遷；南匈奴已逐漸與漢人雜居融合。公元216年曹操拘留南匈奴末代單于呼廚泉單于，派右賢王去卑監國，將南匈奴分成左、右、南、北、中五部分別安置在陝西、山西、河北一帶。此時在北方草原上曾被匈奴征服過的鮮卑、烏桓等民族正日益崛起並漸漸有取代匈奴稱雄的跡象。
統一了北中國的曹操堅持“奉天子以討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的政治經濟政策和唯才是舉的人才政策，曹魏政權的軍事力量和經濟潛力都在穩步提升。曹魏對自己構成潛在威脅的外族勢力採取了主動出擊的策略：事實上早在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就開始計劃對烏桓採取軍事行動，這時他甚至尚未完全統一北中國。曹操為什麼要遠征烏桓呢？這實際上始於烏桓對袁紹之子袁尚、袁熙的收留。
官渡之戰後曹操將統一北中國的形勢已日漸明朗，烏桓在此時收留袁尚、袁熙暗含南下與曹魏爭鋒的意圖，對此曹操力排眾議堅持主動出擊烏桓。當年五月曹操親率大軍到達無終（今薊縣）。這時正值雨季、道路積水。曹軍在當地人田疇的引導下繞道出盧龍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於八月猶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現在距離烏桓老巢柳城（今遼寧朝陽南）不足二百里的地方。
烏桓遼西部單于蹋頓與袁尚、袁熙率數萬騎兵迎戰曹軍，曹軍將領張遼指揮先鋒部隊趁烏桓軍陣稍動之機發起猛攻，當場斬殺烏桓遼西部單于蹋頓，迫使烏桓及二袁的二十餘萬部隊投降。十一月曹軍進至易水，這時烏桓另外兩大部族——代郡烏丸和上郡烏丸行的首領已得知遼西部烏桓的首領蹋頓在與曹軍的對抗中身死之事，於是遣使前來朝賀，至此烏桓各部均歸順於曹魏政權。
烏桓的勢力被壓制下去了，然而鮮卑的實力正悄然壯大起來：軻比能本是鮮卑一個小部落的首領。由於他的部落靠近邊塞，因此接納了很多為躲避中原戰禍而逃奔草原的漢人。這些漢人帶來了更先進的武器和文明，漸漸地鮮卑軍隊也學會了用軍旗、戰鼓作為號令。軻比能早年曾透過護烏丸校尉閻柔向朝廷進貢。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征關中十一路諸侯時田銀、蘇伯在河間反叛，軻比能率三千騎兵隨閻柔平定叛亂。
延康元年（220年）軻比能派人向朝廷獻馬，他因此被魏王曹丕封軻比能為附義王。然而隨著軻比能的勢力日漸強大起來就把統一鮮卑諸部提上了議事日程。全盛時期的軻比能統領十餘萬部眾。如果他面對的是一個大一統王朝，那麼十餘萬部眾並不算多，可不要忘了此時正值亂世，這就使軻比能認為自己能亂中取利。太和五年（231年）蜀漢丞相諸葛亮出祁山北伐曹魏。
這就使軻比能自我感覺機會來了，於是他兵屯石城坐觀成敗。青龍元年（233年）軻比能誘使東部鮮卑首領步度根依附。步度根在軻比能的支援下與幷州刺史畢軌為敵，畢軌派部將蘇尚、董弼等部出擊，軻比能派兵在樓煩與蘇尚等會戰並將其殺死。青龍三年（235年）曹魏的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韓龍刺死軻比能，換立軻比能的弟弟為王。之後鮮卑種落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曹魏的邊陲因此得以安息。
曹魏還秉承了兩漢開拓西域的既定國策。過去傳統的史籍中對西域的記載多見於漢唐時期，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對西域的記載則是相對比較偏少的。尤其是西方史學界甚至一度以為西域在這一時期脫離了中央政府的管轄，以致於劍橋大學修的中國史中只有漢、唐、清三個朝代才把西域算在中國版圖之內，然而事實上曹魏一直對西域進行著有效管轄。
早在曹丕剛承襲曹操的魏王爵位時就令蘇則平定武威三種胡、酒泉和張掖的叛亂； 曹丕稱帝之後命曹真督軍大破羌胡聯軍，平定河西，遣使復通西域，恢復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統治。從此曹魏的西域長史府延續著漢代的西域都護府繼續治理西域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不過中原地區的戰亂還是波及到了西域：位於河西走廊和西域交界處的絲綢之路重鎮敦煌因為戰亂的緣故竟出現了太守職務空缺二十多年的現象。
一時間當地豪門大戶強橫自大，無人加以約束。曹魏統一北方後儘管仍要面臨和蜀、吳兩國的戰爭，不過比起群雄並起的東漢末年而言：天下的局勢總算安定了不少。在這樣的局面下曹魏將在敦煌重新設立太守提上議事日程，但受命任職的這位郡太守懼怕豪強勢力，無力改變當地的混亂局面，使曹魏定敦煌以通西域的構想無法實現。公元231年倉慈臨危受命被提升為敦煌太守。
他上任後一改前任姑息退讓的作風，以剛柔並濟的手法來對付大大小小的地方勢力：有的招降，有的剷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接著倉慈又迅速採取了幾項有力措施：減免賦稅，恢復發展農業生產；抑制和打擊豪強，伸張正義；撫慰各方商旅，許諾一定保護他們的利益。由此豪強勢力受到抑制，貧弱的百姓受到救濟。從前所屬縣城的訟訴案件大量堆積，縣令不能判決，多數都彙集到郡太守這裡。
倉慈都親自去審閱，斟酌挑選輕重，如果不是犯了嚴重的死罪，只是用鞭或棍責罰後就釋放了。一年當中判刑的還不超過十個人。平常西域各族胡人要來中原貢獻財物，但各豪門大戶多攔路阻斷不準過往。在和胡人買賣販運的時候欺騙侮辱輕視，交易是否公平也大多說不清。胡人們對此怨恨，倉慈都慰勞他們：凡是要去洛陽的就為他們出具過關的憑證並封蓋官印；想從敦煌郡返回西域的就給他們公平換取錢物。
倉慈還派官吏和百姓在路上護送他們，因此老百姓和各族胡人一起稱讚他的品德和恩惠。幾年後倉慈死在任內，郡裡的官吏和百姓悲傷痛苦好像死了親屬一樣。用畫圖繪製他的形象，懷念他生前的容貌。等到西域的各族胡人聽到倉慈的死訊都共同聚會在主管西域的將軍戊己（派駐巡視）校尉和當地官長的駐地舉行弔唁活動，胡人放聲大哭，有的用刀劃破面容，以表明出自內心深處的誠意。
事實上很多人傳統的三國印象包括了漢末群雄並起時期和歷史上真正的三國時期兩個時間段。最能說明這點的就是：曹操其實並不是三國時期的人。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和百度百科對他的定義都是東漢末年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可從來沒說過他是三國時代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曹操和董卓、袁紹、袁術、呂布、劉表、劉璋、張魯、孫堅等人 各自崛起稱雄一方。
經過不斷的合縱連橫和相互兼併後最終曹魏、蜀漢和東吳三方勢力在群雄爭霸的過程中逐漸脫穎而出。當魏、蜀、吳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時其他各路群雄基本已灰飛煙滅，不過也有兩個崛起於群雄並起時代的割據政權存活了下來，從而成為和魏、蜀、吳並存的一方割據政權。這兩個政權分別是遼東公孫家建立的燕國和交州計程車氏政權。這兩個政權開創者分別是公孫度和士燮。
公孫度 （150年－204年）字升濟，遼東襄平（今遼寧遼陽）人。公孫度少年時隨父遷居玄菟郡。當時玄菟太守公孫琙的兒子公孫豹年方十八，但卻早折了。公孫度少時也叫公孫豹，又與公孫琙的兒子年齡相仿，所以公孫琙一見到他就很喜愛。公孫琙送公孫度去學習，後來又為他娶了妻子。建寧二年（169年）朝廷下詔推舉有道之士：公孫度與東郡謝弼、東海陳敦一起被舉薦擔任尚書郎（後漢書為郎中）。
初平元年（190年）公孫度的同鄉徐榮推薦公孫度做了遼東太守。儘管公孫度做了遼東太守，但因為出身卑微一直不被當地的世家大族看重。在公孫度升任遼東太守之前襄平縣令公孫昭曾刻意打壓公孫度之子公孫康——將其貶為伍長。公孫度一上任就將公孫昭抓了起來，在襄平市中將其鞭打而死。郡中豪門望族如田韶等家只因在平時的來往上對公孫度沒有恩惠，就都被他找藉口殺了。
被他如此誅滅的豪族有一百多家，一時間郡中人個個驚恐萬狀。這是施威於內，對外他則雄張海東、威服外夷：扶餘國王尉仇臺更是主動成為遼東的附屬，而公孫度也因為扶余在當時強盛的高句麗和鮮卑之間，將自己的宗族之女（《隋書》記載為公孫度之女）嫁給了尉仇臺。在公孫度擴張海東期間高句麗王伯固畏懼公孫度的威名，在公孫度討伐富山賊時亦派遣大加（大加為高句麗官名）優居、主簿然人等相助。
之後公孫度更是東征高句麗、西征烏丸，一時間威震海外。 當時中原人士為躲避戰亂多逃往遼東，其中亦有管寧、邴原、王烈、太史慈等知名人物。至此公孫度正式成為一方割據勢力，然而他並不滿足於已取得的成就：他趁中原戰亂之機南取遼東半島，越海取膠東半島北部東萊諸縣；又招賢納士、設館開學、廣招流民，儼然以遼東王自居。建安九年（204年）公孫度病逝，子公孫康繼承其位。
建安十四年（209年）公孫康大破高句麗，此後又討伐韓濊，設定帶方郡。至此遼東公孫家成為東北亞區域霸主：分佈在今天中國東北、朝鮮半島及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扶余、高句麗、烏桓等政權莫不臣服於公孫家。公元238年魏將司馬懿平定遼東公孫家，興起於漢四郡之一玄菟郡治下的高句麗縣的高句麗部族本來承諾與曹魏夾擊遼東公孫家。司馬懿直接將遼東併入了魏國版圖，一無所得的高句麗發兵襲擊了遼東。
正始五年（244年）、正始六年（245年）曹魏將領毌丘儉還曾兩次東征高句麗。毌丘儉領導的東征是中原王朝對東北地區有史以來最遠的一次征討。戰後魏之勢力遠至今俄羅斯濱海地區。毌丘儉東征使中原王朝對朝鮮半島的實際統治版圖、控制力度達到了空前的規模。曹魏在恢復了漢代設於朝鮮半島的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地數千裡。曹魏的帶方郡太守甚至曾以宗主國的名義調解倭國內戰。
曹魏在對待外族入侵問題上採取了主動出擊的辦法，而東吳和蜀漢在對待外族的態度上幾乎也是一樣。黃龍二年（230年）孫權命衛溫與諸葛直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臺灣）。這是歷史上有明確文字記載的中國大陸先民首次開拓臺灣之舉。孫權還想趁此次造訪夷洲的機會順便前往亶洲。《吳主傳》中記載：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
由此可見亶洲大概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稱謂。東吳對日本的認知及其聯絡其實是落後於曹魏的。《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中記載了”彼時日本島有邪馬臺國、狗奴國等數十個小國“等資訊。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還曾多次遣使向曹魏進貢。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正式冊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並賜予印綬、財物。同一時期東吳與日本並無官方層面的往來。
不過吳地會稽郡的人偶爾能遇到從亶洲來的人，會稽郡人出海航行也有落難漂到亶洲的。也許孫權此舉是試圖與曹魏爭奪藩屬國。衛溫、諸葛直的夷洲之行在當時看來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敗之舉：孫權交給他們的任務是出海訪求夷洲、亶洲，然而衛溫、諸葛直最終沒能找到亶洲。衛溫一行歷時一年僅成功抵達夷洲並帶回了幾千名夷洲人，但出海的萬名士兵卻“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
這次行為不僅沒使東吳的疆域得以擴大，反而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此惱羞成怒的孫權將衛溫、諸葛直下獄處死。然而如果我們站在歷史的高度上看待這次夷洲之行，那麼完全可以說這是功在千秋之舉——至少東吳的海上開拓舉動為臺灣納入中華版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來在夷洲之行的同時孫權還試圖攻取朱崖。朱崖就是今天的海南島，和夷洲不同的是海南島並非東吳最先開拓的。
早在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在海南島上設立九個郡，朱崖在當時本是九郡之一，後來逐漸演變為整個海南島的代稱。按說從這時起海南島就已成為中國領土，但在東漢末年的混亂狀態下當地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夷洲之行的失敗使原來進軍朱崖的計劃直到十二年後才得以施行——《吳主傳》載：（東吳赤烏五年，公元242年）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朱崖、儋耳。
東吳對位於海南島南方的南海諸島礁的方位、距離和海況也都已有詳細記錄。東吳以南海島礁作為補給基地同東南亞各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絡。《梁書·諸夷列傳》記錄了吳人康泰、朱應出使扶南國等多條東吳船隊遠涉海外的珍貴資料：公元243年扶南國王範旃遣使到吳國貢獻樂人和方物。同年孫權派遣中郎康泰回訪扶南，九年後又派宣化從事朱應出使扶南。
康泰和朱應在扶南碰到了出訪扶南的兩位天竺使者，從他們口中瞭解了一些關於印度的資訊，據此撰寫出《吳時外國傳》、《扶南異物志》兩部重要著作。在《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中收錄的《吳時外國傳》的內容中有這樣一句：從加那調州乘大伯舶，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秦，大秦國也。這裡提到的大秦國是當時中國人對羅馬帝國的稱呼。
《梁書·諸夷列傳》中記載了孫權遣使臣劉鹹將大秦國商人秦論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之事，這可以佐證出東吳具備著強大到可遠涉海外抵達羅馬帝國的海運能力。吳人康泰在出使扶南歸國後彙報稱：在海外人眼中天下有三眾“大秦國寶眾-中國人眾-月氏國馬眾”——羅馬帝國盛產珠寶，中國人口龐大，控制中亞東部的貴霜帝國則經常出口良馬。由此可見當時中國和羅馬的影響力都已輻射到東南亞、南亞一帶。
當時一個叫秦倫的羅馬人走海路來到了吳國都城並參見了孫權。孫權對於羅馬的國家制度和物產非常有興趣，於是多次對他諮詢。後來孫權還把他在討伐山越時虜獲的那些身材矮小、面板較黑的越人也送給秦倫，後來孫權又遣使臣劉鹹將大秦國商人秦論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東吳的海外擴張之路範圍廣泛：北抵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南達臺灣與海南島，甚至於東南亞地區、歐洲羅馬帝國等地均有涉足。
公元223年（蜀漢章武三年）夏四月劉備病逝後南中地區發生叛亂。公元225年（蜀漢建興三年）3月蜀漢丞相諸葛亮親率大軍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達僰道（今四川宜賓），而後以僰道為前進基地開始分兵行動：東路馬忠軍自僰道向東南的牂柯郡進兵；中路的李恢軍自駐地平夷沿小路南下益州郡偷襲孟獲的後方；諸葛亮的西路主力自僰道折向西面，進軍到安上（今四川屏山）一帶。
在平叛過程中諸葛亮採取了“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方針，堅持軍事打擊與政治攻勢相結合的策略，最終迫使以孟獲為代表的南中豪強心悅誠服歸順於蜀漢。除了平定南中之外蜀漢政權也曾多次擊敗羌兵。諸葛亮治蜀時期對西南少數民族推行平等相待的政策以爭取人心。這樣的民族政策確保了西南邊陲的穩定，而西南邊陲穩定的形勢更使蜀漢得以進一步與南方的緬甸、印度等地取得聯絡。
張騫通西域時曾在中亞的大夏國發現：當地市場上竟有蜀地所產的蜀布，後經詢問得知此物系從南方的身毒國（秦漢時期對古印度的稱呼）傳來，張騫據此推測：在中國的大西南有一條從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實上早在張騫通使西域開闢北方絲綢之路前西南先民們就已打通了一條從四川成都至雲南滇東一帶的“五尺道”。五尺道是秦始皇嬴政統一中國後派遣將軍常頞率軍築路而成。
這條道路雖只寬五尺，但卻和貫通全國各地的大秦直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東漢王朝在雲南保山設立永昌郡後漢王朝得以徹底掌控由屬地通往如今緬甸、印度等地的商道。這條古道被稱為“蜀身毒道”（又名南方絲綢之路）。這條古道從成都出發，一路經行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十多個州縣，從騰衝進入緬甸抵達印度次大陸，當時中國的絲綢等產品就沿著這條道路大量銷售出去。
諸葛亮治蜀時期把這條商道視為是和都江堰工程一樣重要而加以保護。蜀漢在三國之中地盤最小、人口最少，蜀漢的經濟來源除了農業生產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蜀繡的銷售。所以諸葛亮專門在成都設立“錦官”，“蜀身毒道”因為直接關係到蜀繡的對外銷售也就必須在戰略上對其予以高度重視。蜀漢不僅透過這條古道與周邊的緬甸、印度等地取得了聯絡，甚至和東吳一樣也曾接待過遠道而來的羅馬人。
當時羅馬商人進入中國除了透過與東吳之間的海上通道之外還有另一條通道：當羅馬商人抵達印度後會向東透過緬甸沿伊洛瓦底江到達蜀漢治理下的雲南永昌郡。隨著“蜀身毒道”貿易的火熱使蜀漢都城“錦官城”成都成為了西南地區重要的“國際化都市”。曹魏滅亡蜀漢後羅馬使節仍同樣從先從海路來到緬甸，然後經過“蜀身毒道”抵達洛陽。崇山峻嶺中的這條“蜀身毒道”堪稱是東西方交往史上的一座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