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驛站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與碰撞的重要見證。在唐代，絲路驛站既是軍事防禦、資訊傳遞、物資往來的重要支撐，也是文人赴幕出使不可繞過的場所，文人對絲路驛站的題詠難以勝計，並藉由驛路傳誦流播。盛唐邊塞詩人岑參的詩歌堪稱西域輿地實錄，對西域驛站和館舍著力寫實刻畫的，岑參也是第一人。
從出土文獻可知，岑參與西域館驛關係密切。吐魯番出土的馬料文卷記載了西州多所館驛迎送岑參、封常清、武判官、崔夐等人的情況，可與岑參行跡及其詩歌相印證。唐代西部驛道“本備軍速”（劉俊文《唐律疏義箋解》），貞觀十四年（640）侯君集伐高昌，“乘驛進路，同會虜庭”（《唐大詔令集》），戰事克定，又修路置驛，遣使宣撫；顯慶二年（657）蘇定方大破賀魯，“西域悉平”，依舊“開通道路，別置館驛”（《唐會要》）。天寶年間，岑參兩度出塞，分赴安西與北庭，常懷“好奇”又獨抱詩心，藉由他的詩篇，文獻記錄中的涼州館、金城臨河驛、玉關驛、安西館、鐵關西館、銀山磧西館等驛館，都從時空中立體起來，而涼州館尤為重要。
涼州城是唐代絲綢之路東段兩條支線（隴關道與蕭關道）的西端交匯點，是督統軍事、控扼驛道的重鎮，不僅是軍事力量最強的河西節度使治所，“斷隔羌胡”（《舊唐書》），也是通商西域的殷富之都，“商侶往來，無有停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岑參先後在涼州館作詩三首，僅這三首詩，就分別展現出涼州館中詩人曾經的孤清寂歷、悲壯慷慨與興會淋漓。細細讀之，可以幫助我們還原唐代西域館驛旅居空間，窺見唐人邊陲生活的諸般況味。
天寶十載（751）五月高仙芝遠征大食，擔任掌書記的岑參留守駐地，與幕中同僚還至武威（涼州天寶元年改為武威郡），眼前的“邊城細草出，客館梨花飛”喚起岑參無邊的苦悶與鄉愁，涼州館就是他孤清寂歷的回憶之場。岑參嚮往勳業卻不得隨軍西征，在失望中沉滯近三個月。初赴安西途中，他曾在風摧沙裂的大磧峽口驛館中作詩明志：“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銀山磧西館》）。此時身還涼州，獨對“黃鸝上戍樓”的明麗春景，卻只能“塞花飄客淚，邊柳掛鄉愁”（《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他在涼州館寫下《河西春暮憶秦中》：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歸。邊城細草出，客館梨花飛。別後鄉夢數，昨來家信稀。涼州三月半，猶未脫寒衣。
梨花本是館驛庭植的觀賞植物，如岑參題於冀州客舍的“客舍梨花繁，深花隱鳴鳩”，但因“梨”“離”諧音，梨花就成為詩人眼中離愁別思的凝結物。地域之間強烈的物候反差，更令人思接千里。漂泊塞外的岑參，常將鄉思寄託夢境與家書，館驛就是“夢”與“信”的雙過載體。首先，作為旅居空間，絲路館驛無疑承載了未歸人的孤夜夢思，所謂“別後鄉夢數”，詩人在館驛中度過了無數個在夢裡“假想式”還鄉的夜晚。岑參在隴州分水驛亦詩云：“別家賴歸夢，山塞多離憂。”（《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宿於鐵關西館時，由於相去日已遠，身似飄蓬而心失所繫，夢境已迷濛難辨：“塞迥心常怯，鄉遙夢亦迷。”（《宿鐵關西館》）其次，作為通訊場所，館驛中本可期待家信頻傳，但唐初對文書寄遞管理嚴格，私人信件只能託付驛卒順便遞送，絲路驛站以傳遞軍情為要務，越向西去，通傳私信越難。所以在涼州館，是“昨來家信稀”，到了安西館，就已經“不與家信通”（《安西館中思長安》）了。總之，對於去國萬里的官職人員而言，館驛提供了相對獨立的私密空間，疲憊的身軀得以暫時安頓，而生命漂泊的孤獨與迷惘卻被催發甚至放大了。
驛站也是官方餞別場所。僚友馳赴安西，岑參為之長歌壯行，涼州館成為悲壯慷慨的餞送之場。高仙芝出師大食，岑參與同僚在涼州館餞別隨行赴安西的劉單判官，作《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其詩以震人心魄的發調，展開遼闊蒼茫的西域世界：“熱海亙鐵門，火山赫金方。白草磨天涯，胡沙莽茫茫。”欲將此前親赴安西曾經感受過的震撼呈現於人前。他在詩中激賞劉單“男兒感忠義”的許身報國精神，而對其“馬疾過飛鳥，天窮超夕陽”的形象刻畫也是岑參自己的英雄理想。詩的後半部分“呈高開府”，渲染高仙芝的赫赫軍威：揚旗拂崑崙，伐鼓震蒲昌。太白引官軍，天威臨大荒。西望雲似蛇，戎夷知喪亡。
“西望雲似蛇”一句，據敦煌殘卷《佔雲氣書》可知，唐人行軍作戰，望雲佔吉凶已十分普遍，其中有“有云雙青蛇，雲去可擊，大勝”的圖注，盤桓安西兩年的岑參可謂深諳此道。一入詩筆，星雲更添雄奇之色，在他的想象中，唐軍克敵制勝如有天助。其後筆鋒突轉，鋪寫交河城“風土斷人腸”的荒涼蕭條：“塞驛遠如點，邊烽互相望……地上多髑髏，皆是古戰場。”死亡恐懼錘鍊勇毅的意志，但也時時侵襲塞卒征夫的心靈，既然此去生死難料，何妨醉臥一場？於是岑參將視線收回到涼州館，寫道：置酒高館夕，邊城月蒼蒼。軍中宰肥牛，堂上羅羽觴。紅淚金燭盤，嬌歌豔新妝。望君仰青冥，短翮難可翔。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
奢華客館中，佳餚在側，歌聲助興，但一想到前途未卜，短暫的歡樂便為壯行更添悲壯之聲色。一場別筵投入了岑參激賞英才、建立功業、昂揚國威、有志難酬等複雜深沉的情感，同時也折射出邊城涼州“金氣堅剛，人事慷慨”（《太平寰宇記》）的雍容神采與軍鎮氣派。
涼州館又是興會淋漓的宴集之場。天寶十三載（754），充任北庭節度判官的岑參再度途經武威，與幾年不見的昔日同僚在涼州館中重聚，開懷夜宴，於席間作《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花門樓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
前半部分使用頂針句法，讀來音節婉轉，就像即席和唱的助酒歌，詩與樂珠輝玉映，將這場宴會寫得璀璨奪目、激動人心。大笑醉倒，既能見出故友敘舊的情誼深切，又可反襯涼州琵琶極強的音樂感染力。岑參在北庭軍幕中、酒泉太守席上，也曾見到琵琶佐酒：“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琵琶登場，說明此時的涼州館已兼具綜合性社交娛樂空間的功能，儘管“一曲腸堪斷”，但於這胡風甚盛的音樂狂歡中暢飲，足令詩人痛快豪腸，鬱悶得以釋放，個性得以張揚，暫時融入萬民安居、胡漢和諧、文化昌盛的邊州氛圍中。
總之，隨著絲路驛道的開闢和修繕，通都大邑的配套館驛建設迅速跟進，館驛不僅功能擴大了，而且內具極大的社會活動容量，縮小了邊城居民與過往使客的距離，增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作為回憶之場、餞送之場與宴集之場，以涼州館為代表的絲綢之路館驛是複雜的價值追求、生活情趣的集散地，有限的空間承載著岑參等履邊文人無限的人生追尋。此點是歷來人們論邊塞詩時鮮少注意者，故表而出之。
（作者：燕曉洋，系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