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了二十多年，他還是一個人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最後一次聯絡，四舅按照我母親說的，讓李英還錢。李英卻說，錢全花了，還不上了，也不會再來北京打工了，讓四舅忘了她。
配圖 |《暴裂無聲》劇照
月漸圓，近中秋，母親又在唸叨：“不知你四舅還能回來過節嗎？”
我知道，母親又在惦記四舅了。在每個閤家團圓的日子裡，母親為了不讓單身的四舅感到孤單，都會提前邀請他來家裡過節。每年我總要陪母親往返幾次北京，去看望四舅。
每次去北京看四舅，我心情都非常矛盾。一方面，我也惦記著四舅的狀況，另一方面，又擔心已經花甲的母親身體吃不消。每次回家後的那段日子，母親總是吃不好，睡不著，只反覆唸叨一件事：“你說你四舅，這輩子還能不能尋個媳婦？”
今年已經54歲的四舅一直沒有成家，按農村的說法，是打了半輩子光棍。姥姥去世後，他就孤身一人在北京打工，算來也有近20年了。他的終身大事，始終是母親的一塊心病，因為姥姥在臨終前曾給母親交代過，讓她無論如何“也要給四弟說上媳婦成個家”。
所以，一眾姐弟裡，母親最心疼、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四舅，也為他的婚事操碎了心。
1
母親說四舅是一個命大的人，也是個命苦的人。
1960年代的農村條件艱苦，姥姥和姥爺拉扯著七個孩子，忍飢挨餓是常事。四舅還不到兩歲時，在春天發起了高燒。那時在農村，幾乎沒有人會因為感冒發燒去看醫生（村子裡只有一個赤腳醫生），熬點薑湯，吃碗熱麵湯，再用被子捂一下，發發汗，也就挺過去了。
那次四舅燒了三天，體溫仍是沒退，還開始口吐白沫、抽搐起來了。姥爺見狀，趕緊跟鄰居借了幾毛錢，抱著他去了鄉衛生院——四舅前面曾有一個姐姐，在三歲時因為高燒夭折，姥爺怕四舅也挺不過這一關，不敢怠慢了。衛生院的醫生也沒有太多的辦法，只能給開了安乃近（1912年在德國上市的一種解熱鎮痛藥，我國於1950年後大量國產，曾是60到70年代醫生常用的一種退燒藥，因為副作用過大，已於2020年被禁用），姥姥把藥片壓成面面，就給四舅灌了下去。
醫生提醒姥姥說，孩子發燒這麼厲害，“怕不是什麼好病”，不要讓他傳染給其他孩子。回家後，姥姥就狠下心來，把四舅送進了柴房。
那時候村裡家家都是孩子成群，為了防止傳染病，幾乎每家都會把病孩子關到柴房裡單獨搭的小床上隔離起來。如果病孩子能吃東西，就喂幾口小米湯，如果不吃，就不再喂，等幾天後病孩子沒了鼻息，就把屍體埋到村裡的亂墳崗裡。村裡的風俗，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埋進祖墳，所以那片亂墳崗裡每年都要埋十幾個病孩子。母親和我絮叨起小時候的事時，曾說：“那時我就七八歲吧，常常看到野狗拖著那些病孩子的屍體亂啃，嚇得從不敢去那裡打豬草。”
灌了兩天藥，四舅的高燒總算退下來了，張著小嘴還到處找東西吃。母親感慨地說：“我尋思他都活不了呢，沒想到，他這麼命大！”
四舅頑強地活下來了，但好像因為吃藥留下了後遺症，長大後做什麼反應都比別人慢半拍，在家裡時常被三個哥哥呵斥。他鋤草時能比別人慢一壟地，揚麥子時又總會把太多的麥粒揚在地上。
轉眼到了80年代初，有一年夏天天氣酷熱，作為麥收主要勞動力的二舅和三舅都被換回家休息，留下了四舅和五舅在打麥場上看麥子。看著兩個哥哥不在，五舅轉身就溜到運河裡洗澡了，只剩下了實心眼的四舅還在那裡。沒過多久，天上突然烏雲密佈，眼看一場大雨就要傾盆而下，急得四舅連忙拿起鐵鍁去堆麥子。他心裡一急，手裡就亂了方向，等二舅他們趕到打麥場時，麥子被四舅堆得亂七八糟，氣得二舅把他臭罵了一頓，還踹了幾腳。
自那以後，四舅就有了想走出家門看看的念頭，他後來對我母親說，“如果一直在家幹農活，早晚會被哥哥們罵死”。
隔年春天縣武裝部招兵時，村裡照例動員男娃多的家長。姥姥有五個兒子，自然成為了重點的動員物件。當時大舅已經成家，二舅在學木匠手藝，五舅還小，只有滿了16週歲的三舅和四舅夠得上當兵的年齡。但姥姥並不想讓兩個兒子去——三舅幹得一手好莊稼活，是姥姥最得力的幫手，家裡和地裡都不能少了他；不想讓四舅去，純粹是因為他心眼不靈活，怕他在部隊受欺負——其實，四舅幹農活雖然慢，但幹別的事還是很利索，像洗洗涮涮、打掃衛生這樣的活計，他能幹得特別好。
四舅瞞著姥姥，在一個清晨偷偷地和村裡的夥伴們約好，一起去了鎮上報名體檢。他雖然只有小學文化，但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濃眉大眼，身體素質很好，挑選的軍官一下子就看上了。
等他“驗兵”後回家，告訴姥姥姥爺他馬上要去入伍時，家裡人都嚇了一跳，誰都沒有想到這個平時不言不語的榆木疙瘩老四，竟然還會有自己的想法。
4年後（當時是四年制義務兵），四舅復員回家了，經過軍旅生活的磨鍊，他待人客氣、懂禮貌，講究衛生，做事也成熟了許多。
在四舅當兵期間，姥爺去世，家裡失去了頂樑柱，姥姥帶著還沒成家的四個子女，勒緊褲腰帶，省吃儉用地給二舅蓋房、結婚，幾乎把家底都掏空了。四舅從部隊回來後，又添了一張吃飯的嘴，土裡刨食的日子愈發艱難，我母親四處託人，最後為他在縣食品廠謀了份臨時工。
2
從我記事起，母親總在張羅著給四舅說媳婦。
1989年，四舅遇到了他的初戀女友王月。身材瘦小的王月和四舅是同事，是食品廠裡的正式工。
記得有一次我去四舅的宿舍玩，王月也在，正懶洋洋坐在床上，指使著四舅幹活。她一會兒讓四舅給她削蘋果，一會兒又讓四舅給她洗衣服，邊吃蘋果邊數落四舅，“上次你把我粉色的裙子都染成黑色了，這次你要賠我一件。”四舅笑呵呵地說，“放心，我再給你買一件粉色的。”
那時在我這個不到十歲的孩子眼裡，單眼皮、膚色黝黑、長得並不漂亮的王月就像個可惡的地主婆。四舅給我也遞過來一個蘋果：“丫頭，吃蘋果啊。”我氣呼呼地沒接，轉身跑出了他的宿舍，身後傳來他的喊聲：“別走，給你媽媽捎幾個蘋果！”
王月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四舅的照顧，四舅也沒有任何怨言，甘之如飴地為她付出著。看著四舅這麼中意王月，我母親便託人到王月的家裡提親，沒想到卻遭到了王家的拒絕。母親覺得蹊蹺，便偷偷去打聽，才曉得原來王月腳踩兩隻船，她這邊和四舅談著戀愛，可眼看著四舅這個臨時工遲遲轉不了正，便又揹著四舅談了鄰縣一個工廠裡的正式工，最近已經跟那男人訂了婚。
實心眼的四舅被王月耍了。
為了讓四舅從初戀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我母親以每月安排一次相親的頻率為他介紹女朋友，但因為各種原因，四舅卻再也沒有找到合適的物件。
1994年，母親託人在鄰村找了一戶人家，想讓四舅去當上門女婿。這戶人家只有一個女兒，條件不錯，結果，人家女孩沒有看上四舅，倒是相中了陪四舅一起去相親的五舅。五舅倒插門後，姥姥總覺得這件事實在對不起老實、孝順的四兒子，於是更加拼命地攢錢，想給四舅蓋間好房子，讓他儘快成家。
1997年我上了中學，寄宿。等到第一個暑假，回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父母去姥姥家——要給四舅蓋的房子上房梁了，在我老家，這是和婚喪嫁娶一樣的大事。那天父親找來了一輛大卡車幫著拉木料，姥姥家來了二十多位親戚朋友捧場。大家議論最多的，就是姥姥這個寡婦老太太怎麼這麼能幹。
四十歲就守寡的姥姥，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為五個兒子每人蓋上一間新房子、娶上媳婦。我難以想象姥姥這個宏願實現的困難程度，只知道她幾十年省吃儉用，一分錢一分錢地攢，又欠下無數外債，榨乾了自己的每一滴血汗，終於把五個舅舅的新房全部蓋好了——除了四舅，幾個舅舅都各自娶了媳婦，有了自己的小家。
四舅當天也很高興，熱情地招呼著親戚朋友們。在噼裡啪啦的鞭炮聲中，姥姥花白的頭髮、佝僂的身體和笑盈盈的臉龐，成了四舅新房前最美麗的陪襯。我陪著姥姥在新房四周轉了一圈又一圈，她高興地指著那些磚和瓦對我說：“你看，等房子都蓋好了，你就要吃上四舅的喜糖了。”
當時，我們祖孫倆都固執地認為，蓋好了房子，四舅很快就能娶上媳婦了。
1999年的正月剛過，六十六歲的姥姥還沒有完成她給四兒子成家的心願，就離開了我們。
那天，田野還沒化凍，地裡也沒有活，姥姥就去鄰居家串門。她一邊給四舅做著布鞋，一邊跟鄰居大娘打聽著方圓的村子裡還有哪家姑娘沒有尋下婆家。鄰居大娘說，前村有一個姓姜的老姑娘，她可以替四舅上門說媒。姥姥哈哈大笑地說，“好，好”，然後身子突然往後一仰，摔倒在了地上。
姥姥是突發腦溢血，等三舅開著拖拉機把她送到鎮醫院時，人早已駕鶴西去，再搶救也沒用了。
姥姥去世後，四舅工作的縣食品廠也破產了，他找我母親商量以後的生活怎麼辦，母親便讓他來我家和我們一起生活——那時我們家已經搬進了縣城裡住，這樣平時四舅就可以去周圍的工廠打打零工。
但這個建議遭到了四舅的拒絕：“姐，孩子們還在上學，你們家也不富裕，我不能給你添麻煩。我想到外面闖一闖，農活我也不會幹，這麼大歲數還沒說上媳婦，不想再回村裡讓鄉親們天天笑話了。”
母親覺得四舅說得也有道理，姥姥不在了，四舅一個人回村裡生活，她也不放心。
於是，四舅回了趟村裡，先把姥姥住的老宅子鎖了，又把他自己的新房子也鎖了（新房子裡面還沒有安裝窗戶、屋門，也沒有裝修，只有一個大門），然後揹著一個蛇皮袋、捲了一套被褥，就和老鄉一起去北京打工了。
3
剛到北京時，四舅在一個老鄉開的醬菜廠裡工作。廠子在北京的遠郊區，開始母親還去廠子裡給四舅送東西，擔心他不能適應，“十幾個老爺們住在一個宿舍，東西擺得到處都是，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也不知道你四舅受得了嗎？他那麼愛乾淨”。
可四舅並沒有向我母親抱怨什麼，踏踏實實地工作，過春節也沒有回來。
第二年春天，我放學回家，開門卻撞見四舅正坐在客廳裡。聽他和母親聊天，才知道原來是工廠宿舍裡有人用“熱得快”，把電線線路燒了，然後整個宿舍都被火燒著了。當時四舅正好在車間上班，知道訊息後想衝進宿舍拿衣服和被褥，可已經來不及了——火勢太大，行李和日用品全被燒成了灰燼。
四舅這趟請假回家，是想讓我母親給他做幾床被褥。我見他的右手大拇指和中指的關節腫大，還微微泛著亮光，就問他怎麼回事。他說，這是長期切菜累的，冬天醬菜廠裡也沒有暖氣，蔬菜都凍成冰疙瘩，為了方便切菜，他有時會摘下橡皮手套，結果現在手指一碰涼水就腫，有時還疼。
母親從老家買來了最好的棉花，準備為四舅做四套新被褥。等著被褥做好的那幾天，四舅也沒有閒下來，他總是第一個起床，把我家裡的小院打掃乾淨，給需要上早自習的我做好早飯。每天放學回家，我總會發現四舅給我們的驚喜：他把蜂窩煤從大門挪到廚房的角落，又把小院前的一片菜地都翻了一遍，黑乎乎的廚房被他收拾得光潔明亮。
當時四舅已是三十多歲的大齡青年了。醬菜廠裡有熱心同事給他介紹物件，是一個離了婚後自己帶著孩子生活的女人，叫王麗，老家在東北。四舅和她談了半年多，王麗也覺得四舅老實、可靠，是一個值得託付的物件。
那一年年底，他們一起回到王麗的老家去見王麗的父母，可萬萬沒想到，王麗的父母竟然嫌棄四舅窮，跟女兒暴怒，還把四舅趕出了門。
從那以後，四舅再也沒有見過王麗。
四舅在醬菜廠幹了四年才離開。後面的十幾年，一直在一家貿易公司做送貨工，工作還算穩定：週一至週五白天上班，在繁華的大北京四處給超市送貨，將成箱的色拉油、醬油、各種調味料一件件地扛拉到倉庫；晚上下班後還要到出租屋附近的學校、超市門口去打爆米花，週六、日休息的時間，他就去收破爛。木訥的他靠著一雙勤勞的雙手，養活了自己，這點很讓我母親自豪。
母親也斷斷續續地又給四舅介紹過幾個物件，我記得有我父親老家的一個堂妹，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了兩個孩子。母親帶著這個堂姑子去了北京，和四舅見了一面，堂姑子提出讓四舅去她家門上過日子，四舅卻害怕到人家受氣，又擔心自己幹不好農活，無法養活人家的兩個孩子，便推脫了這番好意。
還說過一個四十歲的“王姑娘”，當時母親喜滋滋地把四舅的手機號親自送到王姑娘手上。誰知，這個王姑娘脾氣古怪，和不善言談的四舅完全找不到共同語言。於是，這門看上去年紀相當、門當戶對的親事也吹了。
4
2015年春節前，母親和四舅打電話時，聽他說找了個物件，已處了大半年時間。這下，母親在家裡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就命令我買車票，去北京看四舅，順便看看他的物件李英。
“快，給你四舅打電話，問問他今天晚上還去不去打爆米花？”那天到了北京郊區，剛邁進賓館的房間，母親就催促我。
臨近春節，四舅正忙著到處送貨。七點多天黑透了，外面下起了小雪，四舅來到了賓館。他比前一年春天見面時瘦了一些，凹陷的兩腮把眼睛襯托得更大了，身上那件黑色的羽絨服油膩膩地泛著白光，頭上還沾著些許沒來得及融化的雪花。他給母親拎來了一袋子蘋果，說是公司發的福利，讓我們嚐嚐。
“老四，以後下雪、下雨的，就別出門打爆米花了。別光顧著掙錢，身體做下病就晚了！”母親拉四舅坐在了賓館雪白的床上，四舅不停地在蹭自己沾滿泥巴的鞋，把地毯的一角抹得黑乎乎的，很惹眼。
“你們怎麼樣了？”
“李英說要跟我回老家訂婚。”四舅小聲地嘟囔著，“但是不能結婚，她找人算卦了，說結婚後會克我，非死即傷。”
聽四舅說，這個叫李英的女人，多年前丈夫車禍而亡，留下她和一個十九歲的兒子相依為命。她大了四舅五歲，在北京做保潔員，是經老鄉介紹認識的四舅。他倆同居已經半年，這段時間的吃穿用度，以及李英在老家的那個兒子的一切開銷，全是四舅一個人在負擔。
一聽女方遲遲不肯結婚，可把我母親急壞了，她給四舅下了最後通牒：“你和她攤牌，她要不同意結婚就分手；如果同意，就儘快把這婚事給辦了。”
四舅“嗯”了一聲，像想起來什麼似的，憨憨地笑著，從羽絨服內兜裡掏出了一張皺皺巴巴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著潔白的婚紗，濃妝豔抹的精緻妝容，也掩飾不住的她蒼老的年齡。
“怎麼樣？”四舅興致勃勃地問我。
“還行吧。”我含糊地回答了一句，不忍心讓他傷心。
我和母親心知肚明，這女人十有八九是在騙四舅。這麼長時間了，她不讓四舅跟她回老家見父母，更不肯訂婚，一直在找各種理由推脫著。
賓館的暖氣開得很足，母親叫四舅把羽絨服脫了。四舅拉開羽絨服拉鍊，指著裡面穿的大紅的保暖內衣說：“這是她買的。”那語氣像是找到了什麼值得誇耀的東西，讓我母親寬心。
我一時竟有些理解四舅了——偌大的北京，十幾年的孤苦無依，終於有一個女人願意關心他，知冷知熱地疼他，縱然是騙，他大概也是心甘情願的。
隔天晚上，我和母親去了四舅和李英的住處。母親的本意是想看看李英，親自盯問一下她是不是想真心和自己弟弟過日子。但是我們那晚並沒有如願，因為春節前正是保潔員們最忙的時候。
在四舅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了他在六環外的出租房。那是一棟郊區農民的自建樓，樓右側的空地還有工人正在蓋樓，建築垃圾和生活垃圾隨意地堆在樓前。穿過一條四五米寬的過道，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一個藍色車棚，裡面雜亂地堆放著許多三輪車、摩托車和電動車。昏暗的燈光下，車棚的最外側停著一輛鏽跡斑斑的三輪車，上面放著一個小型煤氣爐和一個爆米花用的小鍋。
“姐，這就是我花三百元錢買的三輪車。”
看著這輛三輪車，母親擔心地勸四舅：“你出門時小心點，北京車多人多，不要讓人撞了。”
“沒事兒，我騎習慣了，打爆米花騎它，收破爛也是騎它。”四舅安慰母親。
我和母親進到了四舅的住處看了看，五層的自建樓，一個一個房間出租，左右兩側分別有兩個衛生間。四舅和李英租的是一樓的房間，裡面放了兩張高低床，下面住人，上面放了一些雜物。一張藍色的布簾分隔出了臥室和廚房，“臥室”裡還有一臺電腦。
“四舅，你什麼時候學會電腦了？”我問。
“這是個二手電腦。”四舅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只會QQ聊天什麼的，李英也有時和孩子聊聊天。”
一個煤氣灶佔據了“廚房”的大半空間，菜板、鍋碗瓢盆擺得錯落有致。看到廚房收拾得乾淨整潔，母親高興地說，“這才像個過日子的樣子”。
一番探視下來，母親似乎改變了判斷，在心裡認定李英應該是想和四舅好好過日子的。臨走前，她又摸了摸四舅的被子，發現有些薄，就說要給四舅和李英再做兩床家鄉的棉被寄過來。
那時，四舅每月工資兩千多元，每天出門打爆米花也能掙下幾十元，再加上週六日到處收廢紙賣，一個月大概能賺四千多元。有一個知冷知熱的女人疼他，兩人一起幹活、吃飯、攢錢，四舅的日子雖辛苦，但是有奔頭。
一眨眼到了2018年，李英對四舅說，兒子長大了，要她回老家張羅著娶媳婦。臨走前，她向四舅借錢，四舅沒有猶豫，給她取來了自己全部的五萬元積蓄。李英回到老家後，一開始還跟四舅有聯絡，說那些錢都給兒子說媳婦用了，沒法還他，後來又說讓四舅好好工作，等她回北京就結婚。
可說歸說，半年過去了，李英遲遲沒有回來的意思。最後一次聯絡，四舅按照我母親說的，讓李英還錢。李英卻說，錢全花了，還不上了，也不會再來北京打工了，讓四舅忘了她。
後來我母親氣得在電話裡不停地罵四舅：“老四啊老四，咱在女人身上吃的虧還少嗎？再也不許給女人花錢了，自己歲數也不小了，給自己留點養老錢吧！”
四舅沒有去李英的家鄉討要借債，只是更賣力地工作，下班後，還去附近打爆米花，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有時晚上十點半，我母親給他打電話，他說還在外面打爆米花沒有回家。
5
禍不單行，2019年，四舅在一次公司組織的體檢中查出了甲狀腺瘤。
這十幾年，他一直在這家貿易公司工作，每次見我和母親，從不對我們喊苦喊累。他說的更多的是公司待遇好，很照顧他，還給他這個十年多的老員工簽訂了合同，繳納了醫保和社保，每年還組織他們去附近的景點旅遊。有時，我帶著孩子陪同母親去看他，他還會拿出準備好的兩百或三百元錢，非要塞給我，說給孩子買零食。
體檢時查出了這個病後，貿易公司給我母親打來電話，說要家裡人陪他檢查、做手術。此時大舅也已去世，剩下的幾個舅舅都是當了爺爺的人，平時要照顧孫子孫女，和四舅聯絡很少。只有母親還時常記掛四舅，堅持每年到北京看他。如今，六十多歲的母親和父親，只好再一次來到北京。
父親找到公司的工會主席、經理，把四舅的情況和他們說了一下。好在公司的領導們都很同情四舅，保證在他手術後公司還會和他籤合同，並把他調到工作更輕鬆的倉庫工作。
四舅在檢查時，我父母一直陪著他。在他手術前，父親把老家的二舅、三舅和小舅全部叫到了北京，他害怕四舅有個三長兩短，他承擔不起這個責任。
四舅挨個問了侄子侄女們的情況，又特意問了問姥姥給他置下的那棟房子。在老家的三舅說，房子院牆早已坍塌，大門也被鄉親們當作廢品收走了，房頂的磚瓦都沒有了，成了露天的房框子。
“算了，等退休後再收拾吧。”四舅並沒有表現得特別傷心。
我知道，他本來希望退休後，能有個老伴一起和他搬進農村的老宅子裡養老。
活檢結果顯示四舅的甲狀腺瘤是良性，沒有癌變。只是需要定期檢查、按時吃藥。好在公司給他入了醫保，醫藥費都能報銷。
休息半年後，四舅又回到了貿易公司上班。領導們兌現了承諾，把他分配到了倉庫，他的新工作就是清點貨物，貼貼標籤，輕鬆多了。
尾聲
“有了醫保和社保，你四舅養老不成問題了。”母親和四舅通完電話，又和我念叨，“只是不知道，這輩子他還能不能說上個老伴。”
這時，我的手機顯示，四舅在微信轉來了一千元，還發來一段語音：“給你媽買點東西過節吧！”
我眼裡一熱，不想去接母親的話頭，也沒有去收四舅的紅包。我望著被各種燈光襯托下並不明亮的月亮，想起了十歲時，四舅追在我身後喊：“丫頭別跑，給你媽媽捎幾個蘋果！”
中秋節後，我一定再陪母親去北京看他。
（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編輯 | 許智博 運營 | 嘉宇 實習 | 雅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