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海濤（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由美日印澳四國構建的“四國安全對話”機制（以下簡稱“四國機制”）日前在華盛頓舉行了首次線下首腦會晤。這是四國領導人繼今年3月舉行的線上峰會後第一次聚首白宮，共同商討如何維護所謂“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等問題。顯然，由美國主導的“四國機制”視中國為假想敵的戰略意圖十分明確，其蓄意挑唆衝突、誘發對抗的做法既不符合相關國家的根本利益，也同地區發展進步的總體要求背道而馳。正因如此，美國以拉幫結夥的方式在亞太地區阻遏中國和平崛起的任何企圖都難逃最終失敗的結局。
“四國機制”的前世今生
2004年印度洋海嘯後，美日印澳四國展開了聯合人道主義救援行動。基於四國合作的經歷，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2007年在訪問新德里時提議建立“四國安全對話”機制，但該機制的主要目標卻從協調人道主義救援行動轉化為“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漸增長的影響力”。在其後的10年間，囿於各種條件，“四國機制”徒有其名，並未推出任何實質性的共識與舉措。特朗普上臺後，“四國機制”停滯不前的狀況出現了變化。在對幾乎所有傳統盟友和多邊機制採取不合作乃至蔑視態度的同時，特朗普政府唯獨對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合作表現出極大興趣，全面接納了由日本原創的地緣戰略概念，順帶將所謂的“印太戰略”與“四國機制”一併收入囊中，刻意復活了原本行將就木的“四國安全對話”平臺。2017年11月，特朗普在首次出訪亞洲期間提出了美國的“印太戰略”構想，“對抗中國”是該構想的核心目標，而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則被特朗普政府視為實現構想的重要依託。在2017年釋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和2019年釋出的《印太戰略報告》等一系列國家安全戰略檔案中，特朗普政府不斷強調“印太區域”是美國對外戰略的優先區域，而確保軍事優勢、制衡中國影響則是其“印太戰略”的核心目標。
拜登政府上臺後，其在對華戰略上繼承了特朗普時代的大部分政治遺產。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承認，民主黨內部認為特朗普的對華戰略“大致上是正確的”，他還進一步強調“盟友是美國未來應對中國的關鍵”。事實上，高度重視恢復盟友關係和重建領導地位的拜登上任伊始就先後與日澳印領導人通話，同意透過“四國機制”的平臺加強“印太地區”安全。針對本次四國領導人面對面峰會，白宮發言人聲稱，四方重點聚焦深化關係並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應對氣候變化、新興科技、網路空間和推動構建“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等領域務實合作，其言辭間完全沒有涉及中國。然而政策分析界普遍認為，拜登政府高度重視“四國機制”，特別希望其在安全和軍事方面發揮制衡中國的作用。從停滯不前到恢復對話、從部長級會晤到實現領導人面對面峰會，“四國機制”由虛向實，逐步升級。然而無論參與各方如何使用外交辭令掩飾真實意圖，推動“四國機制”實現所謂“飛躍式發展”的根源正是美國決策者對中國崛起可能削弱美國地區霸權地位的“深刻擔憂”。
美“反華聯合陣線”構想的關鍵一環
傳統上，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安全體系呈現出明顯的“輻輳”結構，即以美國為中心，以美日、美韓、美澳、美菲和美泰等雙邊軍事同盟為主要支撐構成地區安全網路。這種以雙邊軍事同盟為主要構成方式的安全體系具有較強的排他性，並且除美日韓和美日澳等少數三邊關係外，美國的盟友之間大都沒有發展具有實質意義的雙邊或多邊安全關係。
建設長期穩定的多邊安全機制，首先要確立共同的風險與安全認知，然而亞太地區各國在地緣政治、軍事安全和經濟貿易等領域關係錯綜複雜，形成共同認知的難度很大，構建單一多邊機制的門檻極高。對美國而言，在多邊機制中維持主導地位的成本高昂，並且有可能出現被盟友“牽連”而被動介入紛爭的危險。因此，美國向來對具有較強約束力的亞太正式多邊安全機制建設興趣不大。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安倍提出“印太構想”和“四國機制”之初美方意興闌珊，並未積極參與。然而，近年來中國對地區發展的貢獻日增，尤其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在地區經濟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引領和推動作用。美國對此狀況如坐針氈，認為其在亞太區域的霸權地位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有鑑於此，作為當前美國地區戰略調整的重要抓手，“四國機制”的復活與升級集中展現了美國試圖攪亂既有秩序、挑唆地區矛盾以維護一己之私的行動邏輯。
首先，以“四國機制”撬動並重構地區政治經濟和安全秩序。雖然將太平洋和印度洋區域連線為一個整體的思路發端於日本，但美國充分接受了日方從“印太動態耦合”到“民主安全菱形構想”直至“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概念。特朗普政府將“印太戰略”提升為國家總體政策框架，試圖在地緣上形成遏制中國的包圍圈，透過軍事威懾、政治遏制、經濟對沖和話語詆譭等手段對中國進行全方位戰略壓制。透過“四國機制”的平臺，美國力圖將印度等人口眾多、經濟潛力較大、地緣位置重要的地區大國繫結到“反華合唱”中，以使美國構築的包圍圈在形式上更加嚴密，並可以對本地區其他國家形成所謂的示範效應。同時，“四國機制”作為美國亞太雙邊軍事同盟體系的補充，將在議程和規則設定方面提供更多的著力點和突破口，為美國深度介入地區事務創造條件，並將直接削弱東盟在歷史上形成的對亞太地區安全議題的話語權，顛覆本地區業已形成且有效運作的多邊機制。拜登政府在“印太戰略”架構下快速升級“四國機制”，凸顯了美國亟欲按照自身意圖與規劃建立地區政治經濟安全新秩序的急迫心態。
其次，刻意挑動地區矛盾以凝聚反華“共識”。當前，遏制中國、鞏固霸權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核心戰略目標。由於本地區國家國情殊異，因此美國在不同領域針對相關國家關注的具體問題進行政治操作，試圖尋找和塑造各國在對華政策上的共同立場。例如，美方利用中國與部分周邊國家存在的領土糾紛、海洋爭端和經貿爭議等問題，刻意兜售“中國威脅論”，將區域性和孤立的雙邊矛盾誇大為全域性性和系統性問題，將中國的合理維權行為曲解為對周邊國家的“霸凌”。在“四國機制”的復活與升級過程中，“中國威脅”始終被作為拉攏和黏合各方的關鍵話語。
再次，操弄意識形態話題，構建“反華聯合陣線”。美國政府在推進“印太戰略”和“四國機制”時有意塑造一種“民主國家的集合”對抗“修正主義國家”的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敘事。自反恐戰爭後，美國開始頻繁運用“自願聯盟”的形式構築“反華聯合陣線”。相比於正式的多邊安全機制，“聯合陣線”更為靈活，留給了美國更多的政策選擇空間。而另一方面，美國將自由主義價值觀作為“自願”的基礎，試圖透過鞏固意識形態小圈子來促進相關國家在戰略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事實上，在美國對外戰略中“民主、自由”等話語經常被用於掩蓋其真實的戰略意圖。由此可見，“四國機制”是當前美國在印太地區構建“反華聯合陣線”的重要環節，但必然不會是其遏制中國的最後一種嘗試。
所謂“小北約”行之不遠
“四國機制”雖然並沒有設定有約束力的權利義務關係，但美國將之視作重構“印太區域”權力平衡的關鍵，其功能與定位正在明朗化。然而，美國精心構建的“反華聯合陣線”看似聲勢浩大，實則矛盾重重，其未來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
首先，隨著世界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美國已經不可能如冷戰時期那樣將歐洲和亞洲的盟友牢牢捆綁在自己的戰車之上，“四國機制”轉化為北約式軍事同盟幾無可能。“四國機制”成員雖然自稱“志同道合”，但實際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以印度為例，儘管中印之間存在領土爭議甚至一度爆發邊境流血衝突，但從2008年至今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中國都是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雙方始終保持著強勁的經濟關係。政策分析界大都認為，印度更願意透過對沖的方式維護獨立的地區大國地位，並不會一味追隨美國。對於“四國機制”可能的“示範效應”，地區其他主要國家對此並不以為然。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等東盟國家均明確表示“選邊站”不符合本國利益，對於美國主導下針對中國的安全和軍事合作始終保持警惕，不願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馬前卒。
其次，“反華聯合陣線”為美國提供了更大的行動自由，但嚴重損害了美國承諾的可信度。美國一方面拉幫結夥遏制中國，另一方面又擔心被盟友牽連，利益受損。此外，在本次四國首腦峰會之前，美英澳三國宣佈建立“澳英美聯盟”三邊安全夥伴關係。這一舉措看似提升了美國遏制中國的資本，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國對現有聯合陣線信心不足，必須求諸所謂盎格魯-撒克遜特殊關係。同樣，對於美國多方下注的做法，地區各國瞭然於胸，尤其是疊加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嚴重的現實，美國作為一個可信盟友的形象早已蕩然無存。
最後，作為當今世界最具發展潛力與活力的地區，亞太地區和平發展的需求是各國的優先選項。中國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忠實維護地區安全與和平，主張以對話解決爭端，專注於同地區各國共享發展機遇。任何真正負責任的地區國家，只要不戴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都能夠在中美迥異的對外戰略取向間作出公允的判斷。
中國的發展從來沒有損害美國利益。然而自覺霸權地位受到挑戰的美國，或拉攏誘導、或沆瀣一氣，加緊組建“反華聯合陣線”，嚴重破壞了地區秩序與合作氛圍。如果美國真心希望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就應該克服冷戰時代遺留的心魔，摒棄陳舊無效的對抗思路，多做有利於本地區發展的好事，使中美關係發展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13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