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
曹髦，字彥士，魏文帝曹丕之孫、東海定王曹霖之子，曹魏第四位皇帝，史稱“高貴鄉公”。關於曹髦之死，《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只有一句話：“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至於死因，則隻字未提，反而透過郭太后之口，痛斥曹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為善”，豈料他“既行悖逆不道”，企圖謀害太后，“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云云。
這位痛斥曹髦的郭太后，是魏明帝曹叡的第二任皇后，史稱“明元郭皇后”。《三國志·魏書·后妃傳》載，曹魏黃初年間，河南西平縣出現騷亂，遭到官府殘酷鎮壓，一名當地美女郭氏，在動亂中被捲入曹魏宮掖，至於她如何搭上太子曹叡，並與之定情，史無明載，天曉得也。黃初七年（226）五月，文帝曹丕駕崩，22歲的曹叡即位，是為魏明帝，郭氏時來運轉，“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到了景初三年（239）正月初一，曹叡病危，望著眼前哭得梨花帶雨的郭夫人，深感悲憫，立意給她個名分，“帝疾困，遂立為皇后”。
曹叡
曹叡在病勢沉重之際，將郭氏封為皇后，她也從此進入曹魏易代之際的亂流之中。曹叡病死，其養子曹芳繼位，郭皇后始稱郭太后。嘉平六年（254），曹芳被司馬師廢黜，扶立高貴鄉公曹髦繼位，甘露五年（260），曹髦被刺殺，司馬昭扶立16歲的曹奐為傀儡皇帝。至此，曹魏末代“三幼主”曹芳、曹髦、曹奐相繼登場，郭太后成了舉足輕重的定鼎之人——“值三幼主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諮啟於太后而後施行”（《三國志·魏書·后妃傳》）。其實，郭太后不過是司馬昭手裡的一枚“橡皮圖章”，一面遮掩自己霸凌嘴臉的炫麗彩旗罷了。郭太后對他畏之如虎、言聽計從，那是絕對必然的。即如曹髦死後，郭太后當即下了一道詔書，不是問責兇手，而是斥責可憐的曹髦。陳壽如此“照本宣科”，照錄譴責之詞，顯然屬於“選擇性”記述，飄漾著幾絲為司馬氏曲筆開脫之疑雲。
關於曹髦的喪儀，大將軍司馬昭與太傅司馬孚、太尉高柔、司徒鄭衝聯名上書太后：“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如此嚴厲斥責，陳壽也是“實錄”，其“扶強凌弱”、為尊者諱之痼疾，霍然在目矣。
郭太后
南朝史學家裴松之註釋《三國志》，引用《漢晉春秋》之記載，補充還原了這段史實：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
“文王”，即司馬昭；“佃”，司馬昭之弟、屯騎校尉司馬佃。曹髦召集自己的親信，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等人，發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呼號，發誓與司馬氏決一死戰，隨後他徑直入宮稟報郭太后，王沈、王業則一溜煙跑到大將軍府，向司馬昭告密。
此後，曹髦拔劍登車，鼓譟出擊，演繹了一出“雞蛋撞石頭”之悲劇。在東止車門，一干人遭遇屯騎校尉司馬伷及其麾下，盛怒的曹髦厲聲呵斥，左右哇呀呀大聲嚎叫，司馬伷撥馬而走，隨從呼嘯而去；在皇宮南闕門，曹髦與中護軍賈充迎面相撞，皇帝舉劍砍殺，眾人惶遽欲退，太子舍人成濟衝著賈充大喊：局勢危急，咋辦啊？賈充說，司馬公平日養著你們，不正是為了今天嗎，還要問我咋辦？——成濟舉刀向前，直刺皇帝，“刃出於背”！
《漢晉春秋》並記載了曹髦喪儀：“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瀍澗”，指瀍河與澗河之間夾峙流域；“旌旐”，即銘旌，導引靈柩的招魂幡。
由陳壽《三國志》蜻蜓點水式簡述，到裴松之引用《漢晉春秋》補記，可以感知魏晉易幟之際波譎雲詭之動盪，略窺史家選擇性書寫造成的歷史“黑洞”，以及司馬昭處事之陰狠酷虐，曹髦後事之草率淒涼。所謂“歷史記載”，不過如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