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來，科舉為不少寒門學子提供了一飛沖天的可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並不是說說就算了。

一旦能夠身居廟堂之上，人生價值與社會地位便可以得到急速的提升，獲得最好的社會資源，從而福庇子孫。

但有個現象非常奇怪，古代官員不管官做到多大，一旦卸任，無一例外都會選擇遣散僕人，告老還鄉，一路輕裝簡從，顯得有些許落寞。

那麼問題也就來了，這些人多擔任朝廷的要員，在任期間在朝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為國家立有大功，要錢有錢，要權有權，他們為何不選擇在任職地購買房產，而選擇離開這個生活多年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鄉呢？

歷史上的怪現象

不管是在唐宋時期，還是明清時期，無一例外的是都有著更好的教育資源和社會資源，尤其是在社會資源嚴重不平衡的古代。

可是在幾千年的歷史上，各朝各代的官員都在奉行“告老還鄉”的“潛規則”，這在古代叫“致仕”。

“致仕”興起於周代，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雖然在形式與政策方面，每個朝代都不一樣，但是方式卻大同小異。

簡單來說，就是官員將自己手裡的權力還給皇帝的一種方式。

這對於卸任的官員來說，著實有幾分殘酷。要知道，朝堂之上的這些官員，當時可都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返回原籍之後，他們便要“夾著尾巴”做人了。

回到地方之後，這些卸任的官員，見到縣令都要給幾分薄面，即便這些人當時還是自己的下屬，但是在卸任後，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樣了。

卸任後的官員就是個百姓，但是在職的縣令，還是朝廷的正式官員，身份地位對照之下，高低立判。

可即便是這樣，可不要以為縣令可以對當年的老上司公報私仇，因為這些“老上司”雖然人已經退休了，可是他們在朝堂上還有朋友，學生，以及這麼多年來的關係網。

與縣令掰一掰手腕，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話雖如此，“致仕”官員多不會與地方官產生正面衝突，因為他們還要顧及到皇帝這一層關係。

即便是卸任了官職，皇帝也多會派遣眼線去跟蹤和監視，看他們有沒有為禍一方。當年嬴政賜呂不韋回封地養老，但呂不韋沒認清自己，繼續接待六國使者，最終被嬴政賜死，便有這方面的原因。

皇帝想看到的是一個安分守己的退休者，而不是一個為患一方的“刁民”。明朝時期，李善長便是在退休之後，還在千方百計地刷存在感。

除了給湯和借兵蓋房子之外，還對於胡惟庸造反選擇知情不報，導致自己在70多歲還被朱元璋殘忍殺害，這就完全可以理解為“自作孽不可活”。

官員為了不在任職地買房

雖然一些寒門學子取得了官職，也獲得了房子、車子和票子，狀元郎運氣好還會獲得某些高官家的千金小姐，但這一切，除了老婆和錢是自己的，房子和車子卻是屬於朝廷。

朝廷分配給官員的豪宅，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不同的官員等級對應著不同的住房等級，他們會隨著職位調動而隨時搬家。

要知道，在古代，官員升遷罷免非常頻繁，如果每個官員都“贈一套”房子，那國內大部分的賦稅都要用到給官員蓋房子上面去了。

可以這麼理解，官員的房子都是朝廷的“福利房”，僅僅是在任期間使用，離任之後就要收回去。

既然如此，那麼官員為何不在任職地買房置田？並不是因為他們買不起，而是因為官員購置的房產在歷朝歷代都受到了很嚴格的限制，不少朝代都明令禁止官員私購住房。

這個原因可以簡單理解為：官員想買而不能買。

皇帝的真實想法

如果所有的官員都留在當地養老，那麼這些官員將成為最尾大不掉的一批人。原本皇帝作職位變更，便是為了能夠補充朝堂上面的新鮮血液。

可如果這些老臣還生活在都城，他們利用自己的關係干預朝堂上的決策，會讓皇帝之前的戰略佈局成為泡影。

最簡單有效的一種方式，那便是“眼不見心不煩”，將他們驅離京城，然後再派幾個人監視一段時間，以做到心中有數。

如此一來，既解決了都城住房擁堵問題，又將這群“頑固勢力”驅離京城，最大限度上保障了皇帝的利益。

皇帝作為一名決策者，他既確保了自己的戰略構想得以實現，又確保這些官員可以“安穩度日”，這招實在是高。

葉落歸根的思想

中國人講究“根”，更希望自己能夠葉落歸根。從思想層面來說，中國人對於自己的家鄉以及自己的出生地都有著很深的印象。

不管走到何方，家鄉都是這些老臣們內心最難以割捨的淨土，年輕人不管怎麼跑，年紀大了之後，金錢美女或再不是他們的追求，他們更多的是追求一份感情的寄託。

家鄉雖然不富裕，但卻是他們內心最渴望到達的地方。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家鄉反而成為了最合適的地方。

後記

綜上所述，官員之所以選擇告老還鄉，一方面是他們在任職當地沒有住處，不得不選擇回老家。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皇帝安心，遠離京城這個是非之地，省得影響朝堂上面的決議，讓皇帝心裡膈應。

最後一方面因素，是因為人們對於家鄉發自內心的渴望吧，回到自己出身的地方，安安穩穩地度過餘生，葉落歸根也未嘗不是一個最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