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法家是戰國的終結者，以商鞅、韓非和李斯為代表的法家輔佐秦國一統天下，終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秦帝國卻二世而亡。
此後的傳統帝制中，雖然不再言法家，但很多人都認為是“儒表法裡”。
在春秋戰國的紛爭中，秦國並不屬於中原文化圈，一直被視為虎狼之國，尤其是秦孝公在採納了商鞅關於變法的措施後，國家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迅速增強。這是法傢俱備的先秦其他學派不具備的優勢，而這一優勢也最終促成了最終的大一統。
但是為戰爭為存在的法家學說，有著致命的漏洞與缺陷，它過於緊張，對普通的束縛過重，對人們的管控過於嚴厲，所以我們就會看到秦朝土崩瓦解之快，令人咂舌。
先秦法家的一整套學說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了大一統，為了君主而服務。
商鞅，韓非都是洞悉人性的政治家、理論家。
商鞅說：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逸，苦則求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
在他的眼裡，人是趨利避害的動物，人做任何事情都是靠著這個本能去做的，餓了想吃飯，勞動就像休息，困苦就像安樂，卑微就像榮華富貴。
在對人的本性的分析中，韓非舉出了大量的例子論證，無論人與人之間處於何種關係，背後都是赤裸裸的利害計算。在親情關係中，孩子會抱怨父母沒有好好地撫養自己，父母又會抱怨孩子沒有盡到贍養的責任，身為至親，卻“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意思是都會抱怨對自己不好。
當時社會中有著濃厚的重男輕女的風氣，生男孩則慶祝，生女孩就殺掉，其原因不過是出於利益的計算考量罷了。因為生的女孩遲早要嫁到他家，而男孩則能更好地贍養父母，“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
當君主妃子的會盼望著君主快點死去，因為只有這樣自己才可以母憑子貴，開棺材店的會希望死的人越來越多，因為只有死人自己才會有生意可做。在韓非的眼中，社會的規則也好，人們之間的關係也罷，都被還原成了利害的計算，“利之所在，民之歸也。”
如此我們就會看到，法家學說對黑暗現實的赤裸裸的洞察力，實際上直到現在為止仍然有這種現象存在。人與人之間，往往是單純的利益關係，人被換算成金錢，變成了可被利用的工具。
但是如果把人類所有的關係都用簡單的公式概括，那就是大錯特錯了，法家也承擔了這一惡果，當人們僅有的一點選擇權都喪失的時候，爆發起來也是劇烈無比的。
秉持著此種人性論的法家，建立了自己一整套的學說。
在秦國統治下的人，沒有別的出路可選，要麼耕地，要麼打仗。
“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
你有很多欲望要實現，可以。但是你只能按照我說的去做，去做農民耕地，去當士兵打仗。
只要立下戰功，無論你是什麼出身都可以獲得爵位。這在看重出身的先秦時期是具有開創性的，對人們的誘惑也很大。秦國的強盛很大程度都來自於此。
作為君主應該制定法律去禁止人們從事其它的職業，“多禁以止能”，讓人們畏懼而不敢有更多的想法，達到所謂“民樸”的愚民目的，讓老百姓一心一意的耕戰。
在這樣的社會里，出於自願也好，被迫也罷，沒有了其他謀生的出路，只能聽從統治者的安排，在戰爭上奮力殺敵以獲得想要的地位和財富，從而達到商鞅筆下的“壹賞”，即“利祿官爵摶出於兵”。
在社會中偏偏有一部分人不受君主賞罰的約束，既不從事農業，也不去戰場廝殺，韓非把他們斥之為“五蠹”，他們是分別為儒者、縱橫家、遊俠、逃兵役者和商人。這些人在韓非的眼裡簡直是禍國殃民般的存在，“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對待他們的辦法就是消滅之。秦國後來的“焚書坑儒”就是實踐。而後世則透過不同的方式繼續實踐。
如此，我們就會看到，在法家的思想體系中，看不到除了耕戰之外的其它選擇。
每個人都像一根螺絲釘，處在國家這個大機器的一環之中，為了整體的利益所服務，卻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普通人對於法家來說只是工具，法家根本不關注個體是否真正的願意從事耕戰。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法家的耕戰思想也不是真正為了使民眾能夠富裕，而是為了國家的統一而服務，一旦民眾力量過於強大，則會想方設法的去削弱民眾的力量，掠奪民眾的錢財，剝奪民眾的地位。因為一旦普通人有了一定的金錢和地位，必然不願意再從事辛苦的勞作與戰爭，這是法家所不想看到的。
隨著秦國靠著對人們嚴酷的控制而促成的大一統局面，原先僅僅是秦國農民的遭遇擴大到了其他的國家之中，人們苦不堪言，又無處可逃，只好在沉默中爆發，最終迎來了秦末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