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0日凌晨，日本長崎一家壽司店的老闆開啟店門，發現門前的街道上、屋頂上、院落裡到處都是白色的紙片。
老闆拾起幾張紙片，上面印著漢日對照的文字：“爾國侵略中國，罪惡深重。爾再不訓，則百萬傳單將一變為千噸炸彈。爾再戒之。”
老闆盯著傳單上的文字陷入了沉思：這麼多的傳單是從哪裡來的呢？雖說日本本土有不少反戰的中國留學生，但他們不可能一夜之間悄無聲息地散發這麼多的傳單。
那會是中國本土來的嗎？可是長崎地處日本九州，與中國內地遙隔千里，中國怎麼可能將這些傳單憑空“傳送”過來呢？
那麼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的飛機飛躍海洋，“空襲”了號稱“防衛嚴密、固若金湯”的日本本土。
果不其然，當日本安保部門將這些傳單送到木工廠進行化驗後，證實了這些傳單確實來自中國。
而這，便是世界航空作戰史上絕無僅有的“紙片轟炸”，也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外國飛機襲擊。
只是令日本人不解的是，當時日本的空軍正在中國本土進行狂轟濫炸，而既然中國的空軍已經飛到了日本本土，為什麼不直接投下炸彈，而是隻散發了上百萬張沒有生命威脅的“紙片”呢？這個問題的答案還要從頭說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到了1938年初，經過半年多的戰爭，中國東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區已經淪陷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中國軍隊損失慘重。
而隨著淞滬會戰的失敗，南京淪陷，國民政府不得不遷都重慶，遷都重慶後，武漢成了重慶政府的政治軍事中心和作戰物資主要集散地。
擁有2700多架飛機的日本空軍，加緊對武漢實施空襲和轟炸，成噸的炸彈使得昔日繁華的城市變得滿目瘡痍。
與此同時，日軍又在中國其他地方到處狂轟濫炸，連醫院、學校都不放過，其殘暴之舉激起舉國同憤。
為了警告日本當局者，國民政府最高當局決定採取一次重大行動，派空軍跨海東征，對日本進行“政治空襲”，以此阻止日軍的瘋狂行動。
於是，國民黨空軍司令部制定了《空軍對敵國內地襲擊計劃》，空襲時間定在了1938年5月下旬，目標是九州、長崎、福岡等城市。
然而，計劃定下來之後，問題也隨之而來。當時中國的空軍力量十分薄弱，戰鬥機幾乎全靠外國的援助，但這些戰鬥機的效能都不佳，最遠航程也不足1000公里，很難支援遠距離航空作戰，尤其是飛到日本本土的這種跨洋空襲。
早在1937年9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中國軍事代表團赴蘇聯洽談軍事援華問題時，便收到蔣介石密令：務必購買可用於轟炸日本的遠端重型轟炸機。
當時蔣介石想要200架驅逐機和100架重型轟炸機，但蘇聯最終只提供了6架重型轟炸機。到了10月，6架TB-3重型轟炸機從蘇聯如願飛抵蘭州。
11月30日，其中的5架由蘭州經漢口飛南昌，進行對日轟炸前的臨戰訓練。
不幸的是，日方得到了南昌有中國重型轟炸機的情報後，於12月13日空襲南昌機場，當場炸燬我方兩架飛機，炸傷3架，剩下的戰機被迫飛返蘭州躲避空襲。這一次意外轟炸，幾乎炸碎了中國空軍遠端空襲日本的最後希望。
外籍空軍飛行員
而現在唯一的希望只能寄託在當時以民眾募集的資金向美國訂購的馬丁-139WC轟炸機上。
只是這些馬丁轟炸機當時劃歸為第14中隊，該中隊是由美、英、法等國的志願飛行員組成的，由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的美國顧問陳納德直接指揮。
當時空襲日本本土的計劃確定之後，外籍飛行員稱任務風險太大，開出了一人10萬美元的酬金作為任務的報酬。
蔣介石對此很不滿，價格高昂只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張口就談報酬的外籍飛行員顯然沒有赴湯蹈火的勇氣和熱血，萬一遇到一點波折就半途而返，或者棄機保命，豈不是得不償失？所以一定要找一名願意為國為民而甘心赴湯蹈火的本土飛行員。
徐煥升
就在這時，空軍飛行員徐煥升上尉主動請纓，他說：“身為革命軍人，應把自己貢獻給國家。不論面臨任何危險，我都義不容辭。”
他是中央航校第一期畢業生，曾被選派到德國實習，並擔任過蔣介石的專機駕駛員，是中國空軍資深飛行員。由他擔任此次任務的主角再合適不過。
一切準備妥當，就在蔣介石簽發轟炸命令之時，航委會秘書長宋美齡提出了不同意見，即：這次空襲不投炸彈，只投“紙彈”——即散發傳單。
這樣做的目的一是出於人道考慮，實施精神攻擊。因為把炸彈扔到日本無辜的平民身上，似乎有點不夠人道。日本的侵略行徑是“狗咬人”，但我們不能反過來“咬狗”啊！
此外，在日本國內，反對戰爭的人也有很多，扔炸彈只會更加激怒日本國民，而傳單恰好有分化、震懾作用。
第二個目的是為了儲存有生力量。其實當時中國空軍的飛機本來就很少，遠端轟炸機更是寥寥無幾。
少數的幾架轟炸機只能在日軍毫無防備的情況之下得逞，等到日本人有所防備，再次實施轟炸就難上加難了。並且日軍海空主力還停留在本土，過分激化矛盾就會得不償失了。
在綜合考量之下，蔣介石同意了宋美齡的提議，即這次空襲不投炸彈，只投“紙彈”。而編印“紙彈”傳單的任務最終被國共合作時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攬了下來，周恩來交給了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具體負責。
郭沫若馬上付諸實施，編寫的《告日本國民書》的傳單多至數十種，物件包括了日本的工人、農民、士兵、工商業者等等。
在他定稿後又請在華的日本友人、反戰作家鹿地亙翻譯成日文。日本反戰同盟緊密配合，署名編寫了《反戰同盟告日本士兵書》、《一 樁真實事》兩種。
最終，傳單總印數達到了一百多萬份，都是明白易懂的文字，其中有警示，有勸諭，有告誡，其詞懇意切，令人動容。如《告日本國民書》上寫:
“我們大中華民國的空軍，現在飛到貴國的上空了，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傷害貴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我們的使命，是向日本國民，說明貴國的軍閥，在中國全領土作著怎麼樣的罪惡。”
又如《告日本工人書》上寫:
“諸君，等著等著，解放是不會自己來的，現在正是人民爭回自由的時候了。你們是掌握著生產，掌握著日本軍閥之心臟的工人兄弟!覺醒諸君偉大的力量吧!諸君掌握著東洋的命運，打倒日本軍閥，為著解除兩國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罷工來戰鬥吧！”
就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人道主義遠征”從苦難的中華大地上起航了。
徐煥升
徐煥升接管第14中隊後，取得了對轟炸機的控制。接著，他們開始緊張的戰前準備。他們先是將飛機炸彈艙改裝為油箱以增加航程，並加裝無線電定向儀以保障遠端飛行的航向準確；接著又抽調駕駛過馬丁轟炸機的空勤人員在四川北部鳳凰山基地進行集訓，以模擬實戰的長途夜航訓練。
最終經過近兩個月的訓練和篩選，確定了由徐煥升為隊長，駕駛編號為1403的長（zhǎng）機，佟彥博為副隊長，駕駛編號為1404的僚機，與其他6名隊員一起，組成“空襲”小隊遠征日本。
經研究決定：轟炸行動以寧波為出發基地，沿舟山群島南部，避開日軍的防空警戒系統，橫渡東海，以日本九州的鹿兒島為目的地。
轟炸機將全部攜帶傳單，既可顯示中國空軍擁有攻擊日本本土的能力，又能顯示中國泱泱大國的慈悲胸懷，比起日軍的殘暴，更具有對比性。
而遠征日本，本應選擇風小的月夜飛行，可是，5月間正值梅雨季節，氣候一直不適合越洋航行。而中國沒有日本本土的氣象資訊，只能根據東亞周邊地帶的氣象進行推測。
到了5月19日，是執行東征日本的最後期限，儘管天氣仍不理想，徐煥升還是毅然下令出發。他決定在飛往日本本土時根據空中觀測的天氣臨場應變。
1938年5月19日晚23時30分，兩架馬丁轟炸機從寧波起飛，以3000米高度向東飛行。
飛行了一刻鐘左右，中國海岸的5艘燈火通明的日艦大概聽到了飛機的聲響，正用探照燈向空中掃射，又不時盲目開炮，夜空中彈光四射。徐煥升等人則沉著應對，繼續向日本本土航行。
到了5月20日零時35分，徐煥升給基地發回電報：“雲太高，不見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飛行。”
剛出發時，兩架轟炸機還能靠寧波地面電臺導航。遠離大陸後，他們就只能憑藉儀表進行盲目飛行了。
又過了兩個小時，凌晨2點20分，機組發現了海岸線，與航行圖對照，確定為日本九州島。當徐煥升看到地面閃爍的燈光時，不禁欣喜若狂。
飛行員查證航圖，推定下面的城市就是長崎，於是飛機降低高度，繞城盤旋一週，將各自尾艙內裝滿傳單的麻袋搬出，當飛機高度降至3500米時，一份份傳單像白色的炸彈從艙板下的方形射擊孔投出，紛紛揚揚地飄向日本本土。
到了3點45分，飛機進入了福岡。日方發現上空有飛機後，立即發出防空警報，探照燈對空亂照一氣。
機組人員鎮靜自若，一面投下照明彈，一面投下傳單。4時32分，編隊飛越九州上空，第三次撒下傳單。兩架飛機在日本上空盤旋了兩個多小時，把帶去的一百多萬份傳單全部投完後，又從容返航。
5月20日拂曉，飛機飛抵我國東海岸時，隊員們發現有日機試圖攔截，並遭到海上日艦高射炮的襲擊。
東征勇士利用雲霧作掩護，以高超的飛行技術沉著應對。徐煥升意識到，如果返回寧波，跟在後面的日機很可能尾隨轟炸寧波機場，便臨時決定直飛南昌。
在南昌加完油後，飛機繼續起航西行，於中午11時30分安全降落在漢口機場。東征勇士們經過16個小時的長途飛行，圓滿完成了這次任務。
孔祥熙、何應欽歡迎東征勇士歸來
東征勇士勝利歸來的喜訊很快在武漢三鎮傳開。各界代表雲集漢口機場，國民黨高層的孔祥熙、何應欽、錢大鈞在機場舉行了盛大歡迎儀式。
蔣介石也從洛陽發來專電，嘉慰徐煥升等八位遠征勇士。中國共產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代表周恩來、王明等人也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向徐煥升等空軍勇士進行慰問並贈送錦旗。
而徐煥升等八勇士東征日本，完成“人道遠征”的新聞轟動了全世界，各國電臺、報紙爭相報道，予以高度評價，稱此次行動為“文明與野蠻的對比”。
英國《新聞記事報》社論稱：“中國空軍日前飛往日本散發傳單，喚醒日本人民推翻軍閥，此事意義重大，亦饒有趣味。”
蘇聯《莫斯科新聞》也不吝讚美之詞：“中國空軍在抗戰中佔重要地位，在未來無疑將充當更為重要的角色。”
美國《華盛頓郵報》稱讚中國為人道遠征，“中國空軍報復日機之轟炸為散佈傳單，與日本之文明相較，實令日本置身無地”。
香港報紙也評論稱：“傳單比炸彈更具威力，中國空軍來去自如，足見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後日人不得安寧矣”。
此評論一語成讖，4年後的1942年，美軍少校杜立特率16架B-25重型轟炸機空襲日本東京後成功返回，被譽為了二戰中的英雄。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國《生活》雜誌評選刊登了二戰中聞名於世的12名飛行員照片，徐煥升的照片也在其間，並註明“徐煥升是先於杜立特轟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徐煥升的這次“紙片轟炸”和“人道遠征”雖然沒有改變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徑，但卻是整個世界航空作戰史上最有特色、最輝煌的作戰行動之一。
無論從政治上、軍事上還是心理上，它都具有重大的意義。正如西方媒體所言，這是一次“文明與野蠻的對比”，願中國乃至全世界人民都能記得這次偉大的“遠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