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成立。在大會的會場上，身為副部長的李克農宣佈了外交部幹部任命，當他念到外交部機要處長是誰的時候，這個陌生的名字令參加會議的所有人都不禁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圖|李克農
底下的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甚至有人直接出聲詢問：“這是哪一位同志？他做過什麼相關工作嗎？”
其實不怪大家質疑，實在是因為在場的人大部分都沒聽過這個名字，把機要處長這樣一個重要位置交給他，是很難讓大家信服的。
周總理把所有人的顧慮與疑惑都看在眼裡，他站了出來，鄭重地當眾介紹了這位外交部的新成員。在簡短列舉了他的過往與功勞後，周總理堅定地說：“沒有人比他更適合機要處長這個位置。”
那麼，此人究竟是誰，為什麼周總理如此信任他，甚至判斷他可以委以重任？
他的名字，叫周竹安。
圖|周竹安
1891年12月27日，周竹安在湖南長沙一戶農耕家庭裡降生了。周家往上數三輩都是以佃地耕種為生，由於家境貧困，周竹安從幼年起就常常飢一餐、飽一餐，但這並不影響他的求學之心。
周竹安天資聰穎，是塊讀書的好材料，家裡為此省吃儉用供他上學，而他也對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也十分珍惜，每天，周竹安除了幫家裡幹活，就是捧著書本學習。沒過多長時間，他就憑藉自己優異的成績順利考上了長沙師範學校。
在這所學校裡，他認識了一個對自己一生都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人，那就是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當時徐特立恰好就是長沙師範學校的校長，他很快就注意到了勤奮刻苦、成績出類拔萃的周竹安，於是常常關心照顧這名學生。
圖|徐特立
兩人之間深厚的師生情誼並沒有因周竹安畢業而中斷，恰恰相反，他們的感情因革命事業而更加堅固，一直持續到了生命的盡頭。
幼年貧苦的環境讓周竹安深刻地明白中國最底層的那批勞動人民正在遭受怎樣的折磨，外有帝國主義，內有封建軍閥，對於他們而言，能活下去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一件事。周竹安想要找到一種方法，可以解救他們，可以解救這個已經完全腐朽的中國。
於是他和那個年代所有有志之士一樣，跌跌撞撞地走在佈滿荊棘的道路上，企圖為中國人民闖出一個光明的未來。
在徐特立的影響下，周竹安首先萌生了教育救國的想法，在畢業之後，他在長沙師範附屬小學裡做了一個主事。在這段時間裡，他結識了包括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在內的一群想要改變中國命運的進步青年，星星之火在這些人的胸膛裡燃燒，愈演愈烈。
1925年，周竹安受到啟發，正式參加革命，第二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黨早期的情報人員。
1927年，蔣介石率先發難，掀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個月後，長沙地區的反動軍閥和國民黨右派相互勾結，發動了針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馬日事變。
圖|“四一二”老照片
無數革命義士的鮮血染紅了大地，但他們不屈的魂靈依舊陪伴著正在工作崗位上堅持為革命事業奮鬥的其他同志們。
當時被黨組織調至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的周竹安和夏明翰等人臨危受命，留在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的長沙，開始從事地下工作。
1928年春天，中共湖南省委在分析過當前中國的局勢後，決定將謝覺哉、夏明翰、周竹安三人調至湖北省委工作。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由於反動派的搜捕與迫害，夏明翰不幸被捕。
他在獄中受盡敵人的嚴刑拷打，卻始終堅守了自己身為一名共產黨員的氣節，沒有吐露半點有關共產黨的情報，敵人無計可施之下決定將其殺害。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留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這首震撼人心的就義詩，慷慨赴死。
圖|夏明翰
周竹安對於好兄弟的犧牲，當然是萬分痛心的。但同時他也時刻警醒自己，以後執行任務的時候要更加小心謹慎。在武漢工作這段期間，周竹安為了掩蓋自己地下黨員的身份，化名周道南，暫住在一家旅館裡。由於周竹安藝術造詣極高，尤其擅長篆刻，所以他對外自稱是一個幫人刻章的小商販。
白天的時候，周竹安大大方方開門做生意，那些搜查共產黨人的特務和反動警察哪怕看到了，也不會懷疑會有共產黨員敢在他們眼皮子底下活動，周竹安反而因此成功地偽裝了自己的真實身份。
而自從夏明翰出事後，敵人像是嗅到血腥味的狗，進一步加大了追蹤武漢地下黨員的力度。1928年的5月，中共湖北省委的一名地下交通員不幸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敵人仔細地搜查了他身上的所有物品，找到了一個信封。
圖|影視劇裡的女交通員
這個信封是空的，裡面沒有記述任何與共產黨地下活動有關的資訊，但是信封上卻寫著周竹安、熊瑾玎（dīng）的化名，以及中共省委秘書處的地址。該交通員此次的任務，就是將這封信交給周竹安，然後借周竹安聯絡當時化名為熊泰愚的熊瑾玎。
要知道，熊瑾玎可是國民黨反動派密切關注的共產黨人之一，一看到這個信封，敵人就興奮地傾巢而出，順著信封上的內容前去捉拿二人。先一步接到訊息，熊瑾玎以最快速度轉移，順利保留了革命力量，但周竹安卻慢了一步，在小旅館中不幸被捕了。
國民黨特務堅信，在周竹安的身上一定有自己想要的訊息，他們使用了各種非人的手段折磨周竹安，逼迫他說出自己的真實身份和有關共產黨的一切情報。
圖|老年時的周竹安
但敵人不知道，周竹安從加入共產黨的那一天起，就已經做好了為革命事業獻出生命的準備。所以無論敵人問什麼，他只說自己是一個刻圖章的小販，不知道什麼共產黨，也不知道信上為什麼會有自己的名字。
敵人想盡了一切辦法，最後都沒能撬開周竹安的嘴，最後，一方面因為信裡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證明周竹安的身份，另一方面，黨組織在知道周竹安被捕後就想方設法展開營救行動。
在同志們的努力下，沒有確鑿證據的敵人只好把周竹安放了。
雖然周竹安這次幸運地死裡逃生，但他在武漢已經暴露，國民黨的特務表面上不再懷疑他，實際背地裡一直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黨組織根據目前的情況，安排周竹安、徐特立和熊瑾玎先後前往上海，負責黨中央的保衛工作。
圖|熊瑾玎
當時，黨中央已經由武漢遷至上海，中央領導人周恩來、李維漢等人就住在愛多亞路，也就是現在的延安東路。而周竹安在黨組織的指示下，在這條路上也租下了一間店鋪，名義上是做生意，實際則是作為中央開會辦公的聯絡點。
周竹安以店主的身份打理著這間店鋪，同時利用店鋪掩護黨組織的活動，一直到1928年冬天，黨中央交代給了他另一件重要的任務，那就是以留學的名義前往法國，作為中共駐歐洲支部負責人之一，開展地下情報工作，建立緊密可靠的情報網收集情報發回國內，為國內的情報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周竹安一到法國，就受到了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吳克堅的歡迎。他遵照黨組織的指示，在巴黎的一所大學裡勤工儉學，順便補習自己的法語，為接下來的工作打基礎。
兩年半後，周竹安前往比利時學習與工作，但就在他於比利時宣講工作的時候，不慎被比利時的執政政府發現。周竹安當時並沒有簽證，所以不能領取居留證，比利時當局於是把他驅逐出境。
幾經輾轉，周竹安最終回到了巴黎，重新聯絡上了黨組織，開始了新一輪的情報收集工作，他接受安排，前往法國“阿讓德驛”人造絲廠做工，併成功地融入進工人群眾中。
周竹安一邊組織活動、籌集資金，一邊成立華僑抗日救國會、創辦報社。他以刊物的形式讓國內的訊息在旅歐華僑中傳播，報刊裡的文章不僅揭露列強侵略中國的真相，還為這些海外華僑提供了與祖國聯絡的通道。
圖|周竹安
1939年秋天，由於德法戰爭爆發，一直從事旅歐華僑的統戰工作的周竹安奉命回到國內。
他離開自己的故國已經整整11年了！
重新踏上國土的周竹安休息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又被派往重慶工作，開始進行黨的隱蔽工作。周竹安首先在化龍橋《新華日報》的報社找到吳克堅，當時的吳克堅已經是報社的總經理，在他的安排下，周竹安以總編輯的身份進入報社工作。
由於工作的特殊性質，周竹安經常改頭換面，穿梭在不同行業之間。他早在法國工作期間就已經積累了許多組織革命活動的經驗，對於這份工作可以說是駕輕就熟，沒過多長時間，他就在重慶鋪開了自己的人脈關係網。別人提起他，都說他“出手大方，且有俠義心腸”，所以無論黑道白道，周竹安都能說上兩句話。
圖|新華日報
周竹安憑藉自己的長袖善舞，順利地潛伏在當時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重慶，他總能以不同的形式，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展開工作，和其他地下黨同志一起建立起覆蓋了這一整座城市的聯絡網，為後續的情報獲取工作鋪墊了堅固的基石。
而周竹安被安排到重慶工作後，做出的功績還不止於此。
《新華日報》其實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機關報，而報社如果想要持續運營，是需要大筆資金作為支撐的。那個為《新華日報》籌集大量資金的人，就是周竹安。
圖|中共中央南方局辦事處舊址
知道內情的人曾經半開玩笑地形容過周竹安在那段艱苦歲月中對《新華日報》的重要性：“他可以說是新華日報的金庫。”
1940年，周竹安被安排到了重慶國防動力酒精廠，成為了酒精廠老闆任宗德的得力干將。任宗德聽取他的建議，不僅出資開辦了麵粉廠、鋸木廠，還重組了一家銀行，這也讓任宗德獲得了不菲的收益，他們將這筆收益作為《新華日報》的週轉資金。
後來任宗德在回憶這段經歷的時候說過：“我對周竹安是非常信任和尊重的，辦廠的一些具體事務都是直接交給他處理，所有的資金也都放在他手上，無論是支票還是公私圖章，全部隨他取用。只要周竹安向我開口，無論是要多少錢，我都答應，因為我清楚，周竹安一定是把這些錢是用在正道上，這也算是我對抗日救國的一點貢獻了。”
在酒精廠工作的這段時間裡，周竹安的第一任妻子病逝，在組織的安排下，他與當時在一家銀行裡做小職員的金先倜結為夫妻。金先倜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湖南省銀行副總經理金貢安的女兒。
由於地下工作的隱蔽性需要，周竹安從未向妻子提起過自己的真實身份，但在周竹安的女兒接受採訪時說：當時她年紀還小，只知道父親的工作總是神神秘秘的，有時候家裡來了朋友，他們聊天的時候不僅要關上門，還特地留一個人在外面看著，不許別人靠近。母親把這一切看在眼裡，但是什麼也不說，因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做一件利國利民的大事。
到了放假的時候，金先倜就跟著周竹安來到家中看望父親，周竹安也會趁機從金貢安口中套取一些重要情報。
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周竹安與任宗德一起於1946年前往上海，在這裡，周恩來交給了他們兩個任務：第一，辦好大孚出版公司；第二，儘可能地辦好新組建起來的聯華影藝社，要是條件允許的話，最好可以辦一個電影製片廠。
圖|日本無條件投降
周恩來很有前瞻性，他意識到，電影製片廠必定會成為我黨在國統區文化戰線上的一個重要文藝陣地，而周、任兩人要是堅守住了這個陣地，將給我黨的宣傳工作提供巨大的幫助。
周竹安承擔了這個艱鉅的任務，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的編輯，兼任籌建中的崑崙電影製片廠秘書，後來還升任為製片廠的副經理。該製片廠團結了一大批文化藝術界裡的進步人士，其中包括了田漢、蔡楚生、黃宗英等如雷貫耳的名家。
1949年，在蕭勁光、陳賡、程子華的指揮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分三面包圍湖南，時任湖南國民黨省長的程潛與兵團司令陳明仁有意起義，迎接和平解放，但有一個難題擺在他們面前。
——他們聯絡不上毛主席。
圖|程潛
中共上海社會部負責人吳克堅決定，派周竹安前往湖南聯絡程、陳二人，並且設立秘密電臺。周竹安不假思索地踏上了新的旅程，他喬裝成商人，把收音機和資料藏在行李裡，一路和敵人周旋，突破敵人的重重封鎖線，最終抵達長沙。
1949年4月，徐淡廬接到了吳克堅的指示，前往漢口找武漢地區的情報系統負責人吳化之，讓吳化之派交通員攜帶電臺前往長沙。周竹安帶著譯電員章樸經過多番考察，最終決定把秘密電臺建立在長沙九福鄉周啟鐸家中。
有了秘密電臺，情報蒐集工作就能在長沙展開，我黨的情報人員各司其職，將蒐集到的大量情報透過電臺源源不斷地彙報給了黨中央，讓我黨能夠時刻掌握湖南國民黨軍隊的一舉一動。
另一邊，周竹安為了說服此時還搖擺不定的程潛、陳明仁起義，首先找到了一個人，那個人的名字叫黃雍。
黃雍曾是黃埔軍校的學生，在早期也加入過中國共產黨的隊伍，1927年，由於蔣介石等國民黨反動勢力作祟，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1929年，黃雍脫離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工作。
這些年裡，黃雍見到了國民黨官員的腐敗，也見到了蔣介石一派的陰險面孔，他知道蔣介石的言行早就和孫中山的理念背道而馳，因此對國民黨失去了信心。
周竹安決定爭取到這個早就不願與豺狼為伍的人，他常常拜訪黃雍，和黃雍談話，引導對方走上正確的道路，為和平解放湖南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最終，黃雍堅決地倒向了共產黨。
圖|黃雍
透過黃雍，原湖南綏靖副總司令王勁修、國軍第36師師長湯季楠等人也紛紛加入了共產黨的隊伍中。在解放湖南這場戰役正式打響前，勝利的天平就已經向我軍傾斜。
但要想爭取和平解放湖南，還需要穩定程潛的思想。1949年5月的時候，由於白崇禧率領麾下桂軍撤退至湖南，這讓程潛十分慌張，他害怕白崇禧發覺自己起義的念頭，到時候對自己下毒手，因此思想產生動搖。
密切注意著程潛態度的周竹安敏銳地發覺了他的變化，並將這件事報告給了黨中央，同時多加安撫程潛，讓他不必恐慌。
透過周竹安，程潛、陳明仁與毛主席取得直接聯絡。在毛主席的親筆信送到程潛手中時，他反覆閱讀上面的字句，眼中依稀含著一些淚水。周竹安起身準備告辭，程潛卻把他留了下來，並且邀請他和自己一起吃飯。
這個舉動足以表明，程潛已經下定決心領兵起義。1949年8月5日，國民黨十萬大軍在長沙宣佈起義，長沙和平解放。
圖|湖南解放後笑容滿面的解放軍戰士
解放軍進城時，周竹安帶著年僅八歲的女兒走上上街，站在歡呼的人群中一起迎接黨的隊伍。自1928年離開長沙至今，已經過了足足二十一年，他從來沒有這麼輕鬆自在地走過家鄉的路。
女兒在講述這段往事時說：“在我的記憶中，父親一生只流了兩次眼淚。”
周竹安是個堅強冷靜的人，數年的地下情報工作讓他習慣將自己的情緒掩藏，但是長沙正式解放的那天，他抱著女兒痛哭流涕。年幼的女兒當時並不知道，對於周竹安來說，長沙解放意味著理想的實現。
周竹安成功地完成了黨中央交予的重任，無數情報工作人員組建的長沙秘密電臺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圖|周竹安（紅圈處）
同年9月，周竹安抵達北平，先向李克農彙報了自己此行的工作經歷，接著撰寫了一份報告上交給中央。周恩來審閱後在上面欣然批示：“竹安同志立了大功，工作分配請克農同志安排。”
恰好，李克農那時候正在協助周恩來籌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當他看到周總理的這句批示後，一拍大腿，決定讓周竹安也參加到外交部的籌建工作中來。
這一年，經歷了幾十年風風雨雨、總算和其他同志一起迎來新中國成立的周竹安已經長出了白髮。李克農當眾宣佈任命他為外交部機要處處長時，他神態平和，因為在這個老人的心目中，他所求的只是將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獻給新中國，無論在什麼崗位上，他都會盡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1952年，周竹安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1954年，已經是到耳順之年的周老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保加利亞大使，一直到1958年年初，由於工作操勞，身體情況已經不容樂觀的周竹安才回到祖國，在家休養。
圖|周竹安（右一）
1977年7月23日，為中國共產黨奉獻一生的周竹安因病逝世，享年86歲。在臨終之前，他提到的還是新中國。
周竹安的前半生，幾乎可以說是在地下情報工作中度過的。數年隱姓埋名的工作，讓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身份，也不清楚他究竟為黨的事業奉獻出了多少心力，但他從沒有任何抱怨，也沒有在人前刻意彰顯自己的功績。
他和那個年代裡無數的能人志士一樣，無畏生死，不問榮辱，一心為了革命理想，也為了千千萬萬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拋頭顱、灑熱血，傾盡一生。
這種紅色精神，是促使新中國能有如今成就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