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陸柯言 徐詩琪 佘曉晨
編輯 | 宋佳楠
2010年1月27日，55歲的史蒂夫·喬布斯穿著人們熟悉的黑色高領毛衣與牛仔褲出現在初代iPad的釋出會上。他先是痛批了一番當時流行的“上網本”，認為它低價而劣質，接著拿出了一臺輕巧的iPad，坐在舞臺中央的沙發上，向觀眾們展示如何使用iPad。臺下立刻傳來了歡呼與口哨聲。
但後來人們才意識到，這是一次令人感到哀傷的釋出會，初代iPad競是他生前釋出的最後一款重要產品——與胰腺癌鬥爭多年、身型瘦弱的喬布斯，不得不坐在沙發上完成演說。那時的他很清楚，死亡已不可避免。
2011年10月5日，喬布斯病逝的訊息傳出，享年56歲。
他離世的訊息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空前關注。那一個月裡，喬布斯家門前，蘋果公司總部門口，甚至各地Apple Store門口，都擺滿了果粉們送來的鮮花。
中國的果粉們喜歡稱他為“喬幫主”。他們是喬布斯的信徒，甚至集結成“幫派”。每逢蘋果釋出會，果粉們都會熬夜蹲守。諸如雷軍、羅永浩、周鴻禕、張小龍等科技圈中的大佬們，也都表達過對他的欣賞甚至崇拜。
在喬布斯離開的這十年，科技與商業的更迭速度比十年前更快了；共享經濟、VR、AR、人工智慧、自動駕駛……一波接一波的技術熱潮不斷湧現，但能造就和喬布斯同等影響力的人少之又少。
很多人會懷念他給矽谷以及世界帶來的全新變化，還有很多人開始思考，沒有了喬布斯的矽谷，將如何延續他所引領的創新精神？
“革命者”
喬布斯離開的這十年來，有大量科技公司迅速崛起，也有大批科技產品相繼問世，但“喬布斯”這一名字從未被人遺忘。
提起他時，矽谷人和一些企業家從不吝嗇讚美之語：他主導的iPhone、iPod、iPad等產品開創了個人智慧裝置的新時代，人類傑出代表，矽谷的role model，創業路上的北極星，具有偏執的創新精神等等。
“似乎人類歷史上每隔10到15年，都會出現一個特別牛的人，之後人們都在這人所開創的領域內做改進。”安克創新創始人陽萌對介面新聞說，喬布斯就是那個被時代選中的人。曾在谷歌工作的陽萌，最初創立的充電配件品牌Anker，正是這“改進”的一部分。
“我們在谷歌的時候會做一個‘關燈試驗’，每次關閉一個搜尋演算法的模組，然後看哪個模組的影響最大。換作是人，如果把一個人從歷史中拿掉，這個行業會受到多大的影響？”陽萌認為，真正有影響力的人在引領時代，而其他人只是時代選擇了他。
學生時代的陽萌和很多人一樣蹲守過喬布斯的演講，也曾被那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深深打動過。在他看來，失去了喬布斯的矽谷，就是失去了一位革命引領者。
如今的矽谷明星、引領者變成了馬斯克，他也是人們懷念喬布斯時必然會提起的人物。陽萌覺得，兩人的相似之處在於“專注和極致”，不同的是，喬布斯為科技注入了人文與情感——“沒有他，手機可能不會這樣美”，馬斯克則注重硬科技的功能性——開創了電動車與商業航天的新時代。
也有人對此持不同看法。“喬布斯逝世後，矽谷迎來了精神降維。”在矽谷工作八年的安妮說。
安妮眼中的馬斯克商人性質濃厚，至少炒幣就充滿了“割韭菜”性質。相較之下，喬布斯像個藝術家。“矽谷從來不缺天才與聰明人。但喬布斯這麼任性，卻能讓這些人都臣服於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產品是藝術。”安妮說。
喬布斯為人詬病的問題有許多：個性刻薄甚至粗魯，對工作細節吹毛求疵，甚至不承認自己的親生女兒麗薩等等。他絕非完美的天才，相反，正是他彌補自身缺憾的過程和經歷過的苦難，造就了蘋果新的輝煌。
在喬布斯之後，擁有強烈個人色彩的創業者似乎越來越少了，更多的是想著“成為下一個喬布斯”的模仿者，例如同在矽谷創立了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的伊麗莎白·霍爾姆斯，不僅模仿著喬布斯的衣著、嗓音，甚至擺出同樣的拍照姿勢。只是，喬布斯書寫了創新的歷史，但伊麗莎白·霍爾姆斯卻上演了一場百億美元的騙局。
眼下的世界還能誕生革命者嗎？按照陽萌的觀點，革命者的出現有周期性，只有在特定的社會與時代背景下才能誕生，“或許，就在90與00後這一代，也可能是再創業的80後。”
不過，幾乎被所有人認同的是，喬布斯是矽谷精神的代表，但絕不是矽谷的全部。在喬布斯之前，矽谷已經有了很多年的科技創新積累。
1939年，兩位斯坦福大學畢業生在自家車庫創辦了老牌科技公司惠普；1957年，被稱為“矽谷八叛逆”的8位年輕科學家創立了半導體生產企業快捷半導體公司，為矽谷的創新打下基礎，培養了眾多科技人才。
現在的矽谷仍在等待著新的革命者誕生。
矽谷“祛魅”？
人們之所以如此懷念追求完美、理想主義的喬布斯，背後也隱含著一種對矽谷現狀的質疑：如今的矽谷商業化氛圍更加濃厚，創業者的初衷也不斷向“錢”靠近。
矽谷真的跌下神壇了嗎？
十年前，那些在矽谷打拼的年輕人會斬釘截鐵地說“不”。但如今，無論是身在矽谷，亦或懷揣著創業夢想的創業者們，已經很難給出確定的答案。
很長一段時間裡，頂尖的技術、成熟的風投模式和以斯坦福大學為首的高校，為矽谷打造了一個又一個創業神話。從AMD、英特爾等半導體公司崛起，到蘋果開啟消費硬體新時代，再到谷歌和Facebook定義網際網路入口、Uber玩轉共享經濟、特斯拉帶動電動車風潮，矽谷始終是全球的創新高地。但如今，這種對產業和普通人生活的徹底革新，似乎陷入了停滯。
在安妮看來，過去十年是矽谷“祛魅”的十年。
“現在，矽谷仍在推動前沿科技的發展，例如智慧硬體、AR/VR、自動駕駛技術等，但很難再看到一個像蘋果那樣徹底改變普通人生活的公司誕生了。”安妮說，至少到目前為止，無論是AR/VR還是自動駕駛，都還沒能真正成熟落地，而近幾年被炒得火熱的區塊鏈，在造富之餘，也“把矽谷搞得烏煙瘴氣”。
安妮在矽谷經營一家公關公司。身為華人的她，親歷了矽谷從“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的變遷。十年前，中國公司“抄襲”美國是家常便飯，但如今，從外賣軟體、直播帶貨、短影片到移動支付，中國商業模式正在反向輸出到美國乃至全世界，切實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
“Copy from China”的商業模式大部分都來自於娛樂消費行業——畢竟擁有巨量網民規模的中國是絕佳的生意試驗場。中國科技力量的崛起，的確分走了不少外界投射在矽谷身上的目光。甚至在美國本土，科技公司和那些全世界最聰明的IT精英們也開始逃離矽谷。
位於德州的奧斯汀正在成為繼矽谷之後最受歡迎的科技公司駐紮地。甲骨文、惠普企業已經將總部遷到這裡，蘋果和特斯拉開始在此建設各自的園區或工廠。就連馬斯克本人，也把居住地搬到了德州——他需要花更多時間在特斯拉新工廠和Space X的火箭發射實驗上。
背後的原因很現實：削減成本。加州徵收的州所得稅率為全美最高，對企業的監管也更加嚴格，整體營商環境一直被各大科技公司所詬病。相比之下，德州稅賦更輕，房價也更加友好，對追求品質生活的矽谷人來說，搬去德州不失為一個舒適的選擇。
這是一個產業區乃至一座城市都逃不過去的難題。過去五十年來，無數科技精英在這裡締造了難以複製的商業傳奇。時至今日，矽谷仍然引領著全世界的前沿科技，但產業繁榮帶來的高房價和工作壓力，也促使科技精英們重新思考去留。
“矽谷變了。”安妮說，缺乏像喬布斯這樣的精神指引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大環境的不確定——疫情帶來了世界的割裂，兩個科技大國的關係也時刻影響著創業環境。“在矽谷，那些純粹想做好產品和公司的人越來越少，賺快錢的想法和短線操作越來越多。”
安妮記得，她2013年剛來矽谷時，加州的陽光沙灘和幾乎每天都會有的交流活動，讓人篤定地相信這裡是最適合造夢的地方。“現在加州的陽光依然很好，但居家辦公讓矽谷冷清了不少。看著空空蕩蕩的街道，經常會讓人懷疑，矽谷的黃金時代是不是一去不復返了？”
造富重要，改變世界更重要
儘管近年來矽谷不斷遭受著吸引力下降的質疑，但更多的人願意相信，矽谷還是想改變世界的人最好的去處。
過去幾年，即使“逃離矽谷”的熱潮湧動，可舊金山灣區的人口仍在緩慢增長，有多少科技公司和本地居民因為不堪忍受高房價和高稅收遷出矽谷，就有多少外來移民和年輕人口為追求創業和成功的夢想來到這裡。
一些人認為矽谷商業氛圍過於濃厚，創業只想著賺快錢，但在矽谷投資人、Fusion Fund創始合夥人張璐看來，穩定的商業生態恰恰是矽谷的特質之一，它幫助矽谷保持著活力。
張璐覺得，矽谷本身就是一個將創新商業化的地方，從投資機構到創業者和學校的人才庫，早已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生態。而這種商業化恰恰可以加速創新的落地，驅動前沿技術繼續發展。
“矽谷不只是一個造夢的地方，也不是所有創新都在矽谷發生，只是矽谷把它們放大了，加速了創新的成長。”在張璐眼裡，這是整個矽谷生態的核心價值。
張璐在六年前有過醫療行業的創業經歷，彼時網際網路創業炙手可熱，成本低、變現快，相比之下，需要長期沉澱的deep-tech和醫療類企業很難受到資本青睞。但現在，技術的發展趨於成熟，一些基礎軟硬體的成本變低，縮短了研發週期，使得矽谷資本對於deep-tech更有興趣，甚至成為資本熱捧的領域之一。
“10年前，你會覺得做太空科技需要很大的資金投入，好像在做夢一樣。10年後，包括SpaceX在內的很多新興太空科技公司，基本很少自己做硬體。太空中交通管理、資訊傳輸等平臺已經搭好了，它最主要的任務是在平臺的基礎上做應用。”張璐說。
她認為，如今的矽谷開始嚮應用創新發展——“以前在基礎創新的時候，大家會直觀地看到硬體的誕生，例如智慧手機，現在則是在技術平臺上做應用創新，比如AR/VR。”
“矽谷創業都是以核心科技為中心，以打造一個跨時代的產品為目的，然後配以合適的商業模式，進行商業化。”一位從矽谷歸國的自動駕駛公司創始人告訴介面新聞，如今的矽谷並不存在技術停滯，反而是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更加高效地創新，例如電動汽車、無人駕駛、太空科技等等，都是技術創新的例子。
不可否認的是，中美關係、監管壓力等種種因素，讓矽谷面臨更大的考驗，特別是新冠疫情爆發後，大量矽谷公司傳出裁員的訊息。在這種境況下，矽谷更需要指路的“明燈”。
上述創始人也認為，喬布斯啟發了無數矽谷的創業者，帶領整個人類文明走向了新的高度，而馬斯克為如何在嘈雜的外部環境中做出正確的選擇提供了非常好的方法論。他強調，如果以做生意為核心、缺乏為社會創造巨大價值的願景和對科研的長期投入，就不符合矽谷的精神。
在張璐多年的矽谷投資生涯裡，她發現，凡是在矽谷能做成偉大企業的人，都有偉大的願景。
“大家都有很強的動力要創造財富，但最終的目的是改變世界。”這是她眼中真正的矽谷精神，或許也是喬布斯為矽谷留下的最寶貴的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