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首席記者 賀梨萍
如果沒有這場席捲全球的疫情，劉勇軍會頻繁穿梭於中國的蘇州和美國馬里蘭及波士頓之間。然而，疫情改變了“空中飛人”原本忙碌的軌跡，在一個地方駐留的時間明顯拉長。
“還是挺好的，熟悉一下公司，每天和我們的科學家在一起交流。”近日，在國內首個民間科學獎項“未來科學大獎”出爐之際，未來科學大獎科學委員會委員、信達生物製藥集團總裁劉勇軍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專訪時談到，近三個月來是他三十多年來在中國停留最久的一段時光。
信達生物的創始人、董事長兼執行長俞德超和劉勇軍相識多年，過去二人在學術和工作上都有諸多交流。在加入信達之前劉勇軍就曾多次訪問信達，也一直關注信達的發展動向。在這過程中，他發現似乎每次來訪信達時俞德超跟他說要做的事情，第二次來訪都會變成現實並且超額完成。
在一年前的盛夏之際，二人又“聊了聊”，俞德超問他有沒有興趣加入信達生物，“聊得非常有緣，我就同意了。”理由並不複雜，“我就覺得我在歐洲和美國的學術界和工業界學得差不多了，最後這份工作想回到一家中國企業做，希望有機會給中國的企業錦上添花。”
2020年10月15日，信達生物正式官宣：任命生物醫藥行業世界著名科學家劉勇軍博士為集團總裁。加入信達生物後，劉博士將負責集團全球研發、管線戰略、商務合作及國際業務等工作，向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執行長俞德超博士彙報。
劉勇軍在學術界和產業都成績斐然。其於1984年於白求恩醫科大學取得內科醫學博士學位，1989年於英國伯明翰大學醫學院獲得免疫學博士學位，隨後在該校完成2年的博士後培訓。此後，劉勇軍開始進入產業界，先後作為高階科學家加入跨國製藥公司法國里昂先靈葆雅、加入先靈葆雅旗下美國生物技術公司DNAX研究所擔任主任科學家。
2002年，劉勇軍重回學術界，被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聘為Vivian Smith傑出講席教授、免疫學系主任和癌症免疫研究中心創始主任。2011年，被貝勒研究所聘為首席科學官和貝勒免疫研究所所長。
10餘年後，劉勇軍再度融入產業界。2014年，其被阿斯利康旗下全球生物製藥子公司Medimmune聘為首席科學官和全球研究負責人。加入信達生物之前的2016年至2020年期間，劉勇軍擔任賽諾菲全球研究負責人。
對於劉勇軍的加入，俞德超表示，“劉博士的經歷與信達生物研發全球First-in-Class管線的戰略目標十分契合。我們相信劉博士的加入將助力信達生物進一步加強內部研發與創新能力，搭建全球研發平臺和全球化研發團隊，開發出更多具有全球First-in-Class潛力的創新品種，深化產品鏈價值，加快信達創新的步伐。劉博士的加入將為信達生物‘成為國際一流的生物製藥公司’的發展願景帶來新的動能。”
“實際上，整個中國的生物製藥介面臨著最重要的轉折點和挑戰，就是如何做原創的東西？如何能做出一個變革性的藥物？我們還有很多病人對於很多藥反應不好、療效不好。”劉勇軍表示，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要用科學來解決。
未來科學大獎科學委員會委員、信達生物製藥集團總裁劉勇軍。
中國醫藥創新轉折點
劉勇軍和國內長期保持著緊密的聯絡。在加入信達生物之前，每年的8月，他會回到國內停留1個月，和國內的學術界、產業界開會、交流。
4年前，劉勇軍還成為了中國首個世界級民間科學大獎——未來科學大獎的科學委員會成員。9月12日，這一大獎第六個年頭的獲獎名單在北京出爐。“科學家是需要尊重、需要表彰的，我們要讓年輕人知道，不光是歌星和電影明星受人尊敬，科學家也是受人尊敬的。”
劉勇軍談到，世界上所有的大獎都是為了推動科學，推動科學的一個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要激勵年輕人對科學有興趣。“未來科學大獎有很多活動，會讓一些學生、年輕的科學家參與進來，特別是大中華地區的科學家，有很多科學家貢獻很大，但是他們並沒有被認可和支援。”
支援國內的科學發展之餘，劉勇軍更多的是感受國內創新生態的變遷。“中國的生物製藥創新在20多年前就開始了，當初國內的基礎還不是很強，大家都在學，那個時候都是在做‘Me-too’藥物。”
對於近十年來，劉勇軍用一個“快”字來形容看到的改變。“主要是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這5年來的改革，這個是一個劃時代的改革，沒有這個改革，中國的醫藥創新是起不來的。”
2015年，中國的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大幕正式拉開。“現在整個流程都更加合理、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支撐我們的創新。”劉勇軍認為，自此，中國醫藥創新的瓶頸被開啟。
同時，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積累下來的財富，開始尋找新的投資方向。“很多人都比較熱心投入到生命科學和製藥科學，大家都想活得生活質量好一點，所以投資人自然就很多。”
劉勇軍提到的另一點是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大批的人才迴歸。“二十幾年前，甚至十幾年前，朋友談話都是談怎麼出國深造和尋找機會，這幾年一般都是談怎麼回國。”悄然間，人才流動的風向已經大不相同。
政策、資本、人才各就各位，打磨了數年的中國生物製藥產業如何更進一步？“實際上，整個中國的生物製藥介面臨著最重要的轉折點和挑戰，就是如何做原創的東西？如何能做出一個變革性的藥物？”
劉勇軍列舉著人類在疾病面前依然束手無策的諸多窘境：我們還有很多病人對於很多藥反應不好、療效不好；即使我們有了PD-1，還有70%的腫瘤病人對PD-1的反應療效不好；其他的疾病，比如說風溼病，世界上銷量最大的藥是艾伯維的修美樂，可以幫助病人，但是還有50%-70%的病人，用了兩年以後就開始耐藥……
“所以必須要創新，必須要找到一些新的靶點，或者尋求一些新的組合來解決這些病人的需求，沒有藥的需求、耐藥的需求、對某種藥反應不良的需求，這都是很大的需求。”
在採訪中，劉勇軍的聲音始終保持頗為平靜，但觀點鮮明，“這些都必須要用科學來解決。”
做藥是一門“藝術”
中國的生物製藥產業在過去的幾年裡，基礎日益夯實。
信達生物是其中的佼佼者，劉勇軍的迴歸，也證明著這家公司有著不小的吸引力。“很多公司都已經建立了非常好的團隊，特別是信達，10年間已建立一個非常棒的團隊。”劉勇軍如此評價。
信達生物成立於2011年，致力於開發、生產和銷售用於治療腫瘤等重大疾病的創新藥物。創始人俞德超是中國科學院遺傳學博士，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博士後。其從事生物製藥創新研究逾20年，目前為止我國唯一一位發明三個國家1類生物新藥的科學家。
2018年10月31日，信達生物製藥在香港聯交所主機板掛牌上市。上市之前，信達生物共進行了5輪融資，合計融資達5.62億美金，期間受到富達、禮來亞洲、紅杉資本、國投創新、淡馬錫控股、君聯資本、元禾資本、中國人壽、先進製造產業基金等眾多大牌投資機構的青睞。
也就在2018年，國產PD-1元年開啟。當年12月，信達生物與禮來製藥也共同宣佈，雙方共同開發的創新腫瘤藥物達伯舒（重組全人源抗PD-1單克隆抗體，化學通用名：信迪利單抗注射液）正式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准，用於至少經過二線系統化療的復發或難治性經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療。達伯舒也是第一個納入國家醫保目錄的PD-1類新藥。
“在很短的10年內，上市了5個產品，同時建立了世界一流的蛋白抗體藥物生產線，以及非常強的臨床研究團隊。同時，為了迎接未來創新的10年，信達成立了國清院。”
劉勇軍稱，這些對其都有著非常大的吸引力，“我希望可以在他們這10年的基礎上錦上添花，能和他們大家一起走下一個創新的10年，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當然，把劉勇軍拉近國內的還有“鄉情”，“我在中國長大，在中國讀的醫學院，我的母親還在中國。”
如何錦上添花？劉勇軍毫不掩藏其加入信達的目標，就是要和信達的科學家一起努力，真正做幾款我們有全世界權益的創新的原研藥。“我基本上跟大家說，最少要做出2個，在10年之內。”
創新什麼樣的藥？又如何佈局？劉勇軍談到，首先還是要看病人的需求是什麼，這是最關鍵的。“要看到病人的需求，然後要研究好這個疾病有沒有靶點。有的疾病還沒有靶點，所以我們要靜下心來好好研究疾病的病理學，把引起疾病的因素找出來，這樣有可能找到靶點。還有一些疾病，我們知道靶點，但是沒有辦法來靶向靶點，所以就要有新的技術來解決這個問題。”
做一款創新的原研藥，極為不易。“一般都需要十幾年的時間，都要上10億甚至20億美金的投資，也會有很多失敗。”即使開發成功上市的藥物，社會價值也不盡相同，“有的藥並不能解決很大的問題，所以革命性的創新，像PD-1、修美樂這樣的藥，是需要10年、20年積累，才能做出來。”
這位生物醫藥界的深耕者感慨，做藥實際上是一門“藝術”。“需要非常深的生物學等基礎研究，需要技術上的突破，也要有做藥的經驗，知道什麼時候研究的東西有可能成藥，什麼時候成藥的可能性不大，這都需要經驗。”
在劉勇軍看來，這都不是用物理和數學能算出來的，它是實驗和經驗的積累。
“要做別人趕不上的”
中國生物製藥依然處於上升的通道中，上述的PD-1無疑是這一程序中繁華的寫照之一。已經上市6個國產PD-1之際，外界忍不住頻頻討論其“內卷”，以及對企業創新的啟示。
問及這一賽道目前的狀況，劉勇軍表示，首先，國內的這幾家企業開發了高質量的PD-1，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給中國的老百姓帶來了非常大的好處。“原來是有錢也買不到藥，或者有藥你買不起，現在我們這兩個問題都解決了，中國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我們國產的PD-1。”
劉勇軍稱，這也是信達生物的宗旨，“‘始於信，達於行’，開發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質量生物藥，信達這10年證明了他的確是這樣做的。”
今年的5月18日，信達生物和禮來共同對外公佈，聯合開發的創新生物藥PD-1單克隆抗體達伯舒，上市申請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受理並進入正式審評階段。“世界上的老百姓也能用到高質量且能夠擔負得起的這種藥。因為國外的藥很貴，如果他們再多幾個PD-1，對患者來講，有可能價錢就會更好一點。”
也正如外界討論，賽道的日益擁擠正在威脅著這些製藥公司的盈利。“我們的壓力是以後一定要做出全球創新藥，因為公司是需要把十幾年的研發投入收回來的，如果收不回來的話，再創新就沒有能力了，也就無法持續下去。”劉勇軍說，這的確是一個挑戰和壓力。
如何解局？劉勇軍稱，眼下都是市場調節行為，“你再後面出來的公司，賽道這麼擁擠，能不能賺到錢，能不能活下去？這都是有問題的。”而對於包括信達生物在內的前幾名，也在透過進一步擴大適應證和聯合用藥創新來進一步捍衛自己的市場。
迴歸到公司本身的戰略，劉勇軍堅定地稱，要避免賽道擁擠，就要做出“別人一時半會兒趕也趕不上的藥。”
從跨國藥企轉身投入國內生物製藥企業，劉勇軍感受到的區別是，國內的生物製藥公司“更快”，然而在資金、團隊規模等方面，“我們跟他們還是沒有辦法比。”
劉勇軍加入信達生物後的職責之一是，提升藥物研發創新能力。“就生產、工藝、控制等而言，信達已經是世界一流了。到今年年底我們將是中國PD-1產能最大的企業，達到6萬升；而在不久的將來6萬升還會繼續翻倍。”他強調，現在還需要提升的是早期的藥物研發能力。
劉勇軍希望，到明年年底，帶領信達完成兩個團隊的建立，這兩個團隊將和世界上所有領先的製藥公司具有可比性。“一個是在蛋白質抗體工程發現的團隊，到明年年底，我們會從30多人擴充到150人，這是一個非常快速的擴增。第二個就是免疫學團隊，也會從30多人擴增到100人。”
劉勇軍稱，這兩個團隊都將是國際一流的團隊，而後者將由免疫學出身的他親自組建。將這兩個方向作為重點，不難解釋，“現在世界上前20個大藥物，有一半以上是抗體藥物，而也有差不多一半是和免疫有關的藥物，免疫學對醫學的貢獻還會很持久。”
“和全球排名前十的製藥公司相比，我們還差得很遠，所以我們也不能像大的製藥公司那樣去廣撒網布局，我們還是要看哪些東西最值得我們聚焦，然後把它做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劉勇軍認為，隨著公司的擴充套件，他們會最終找到一些突破口，抓住機會繼續擴大。
對於國內生物製藥公司來說，另一個關鍵的戰略新要點是全球化能力。劉勇軍稱，和走創新的路一樣，走全球化的路同樣是必須的，這是沒有選擇的。
劉勇軍加入信達的另一項重要職責也是負責全球化。這顯然是和信達生物的雄心相符的，這家公司未來5-10年的兩項核心戰略目標是，實現first-in-class（首創新藥）創新產品的全球上市與實現信達生物的業務全球化，為信達“成為國際一流的生物製藥公司”的長遠願景指明發展方向。
“任何一家國際一流的公司，你不可能只著眼於本土，同時你也需要利用全球的創新、聘用全球的人才，這些都很重要。”劉勇軍強調，一個國家並不能覆蓋整個科學的所有創新，“特別是在生物醫學制藥領域，美國和歐洲仍然非常領先。”
中國的生物製藥公司離這樣的國際一流巨頭還有多遠？劉勇軍的答案是可能需要10年的時間，“中國會有幾家這樣的國際一流巨頭公司出現，我相信信達將是其中的一家。”
責任編輯：李躍群
校對：張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