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釋啟鵬 |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導讀】近日，中美洲國家宏都拉斯的自由和重建黨候選人希奧瑪拉·卡斯特羅宣佈贏得總統大選。宏都拉斯是中國臺灣地區為數不多的所謂“建交國”，卡斯特羅在競選中曾提出將與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對於宏都拉斯，多數國人的第一反應是“香蕉共和國”，但對宏都拉斯乃至於中美洲的政治經濟狀況還知之甚少，研究也相當薄弱。
宏都拉斯在西語中是“深淵”的意思。2020年，其人均GDP僅有2000美元，貧困、社會暴力、販毒、腐敗長久困擾著這個國家。自由和重建黨曾提出要走查韋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del socialismo del siglo XXI）路線，即將繼任的卡斯特羅在一次競選演講中說：“我堅信，我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是將宏都拉斯從被新自由主義、毒品獨裁者和腐敗的深淵中拉出來的解決方案。”為何卡斯特羅會對宏都拉斯做出這樣的“診斷”？
本文指出，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中美洲五國先後開啟了以土地私有化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改革。這場自由主義改革和所謂的以民主政治、產權保護等為代表的“好制度”卻並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真正的繁榮。基於中美洲五國的改革史實，採用比較歷史分析的視角，本文提出，倘若一國在國內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在世界體系中相對獨立性較差，那麼“好制度”不僅很難促進經濟發展，反而會鞏固甚至加劇既有的不平等秩序。宏都拉斯此次政壇變革，正是要拋棄已經行不通的老路、探索一條真正能實現發展的道路。
本文節選自《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1年第5期，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原題為《“好制度”為何不能總是帶來“好結果”？——中美洲國家興衰的比較歷史分析》，文章僅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好制度”為何不能總是帶來“好結果”?
——中美洲國家興衰的比較歷史分析
在社會科學的諸多研究任務中，最具魅力的莫過於“解釋諸種生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績效特徵，包括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在人類福利上的根本差異，以及發生這種績效差異的截然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信念和社會結構”。回顧關於國家富裕或貧窮的激烈爭論，制度決定論無疑是當下最具影響力的一支。新制度主義對發展理論的重大貢獻，“堪比DNA的雙螺旋物理結構對微生物學和遺傳學的影響”。面對“有文字記載人類歷史”以來的國家興衰，制度主義的擁躉者無不強調“制度在社會中具有更為基礎性的作用，它們是決定長期經濟績效的根本因素”。在20餘年的時間裡，“制度崇拜”的浪潮在學界全面鋪開。制度決定論者為國家發展提供了一條簡潔且清晰的方案，那就是按照“好制度”的標準實行變革；且“制度的有效性並不依賴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無論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居於何種位置，理想化的英美式政治經濟制度總是國家發展的最佳選擇”。制度崇拜論者們透過大量的資料與模型編織起當下發展研究的主流正規化，並以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面孔在政策層面廣為傳播。在這套話語體系中，“好制度”主要包括民主政治、“好”的官僚制度、獨立的司法、對私有財產權的強力保護、透明且以市場為導向的公司治理和金融制度等。
然而，如此流行甚至被奉為“常識”的理論在現實中卻面臨諸多困境：從拉美到非洲，許多采取了“好制度”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真正實現發展，反而出現了貧窮與不平等的加劇。這種“創造性的毀滅”甚至摧毀了勞動分工、社會關係、福利供給、技術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產活動、本地歸屬和情感習性。為什麼“好制度”並不總能帶來“好結果”?面對這一理論與現實難題，主流發展經濟學大多沉溺於“制度崇拜”的窠臼中難以自拔，為此，普熱沃斯基等抱怨道，“制度主義者往往只會在他們自己精心設計的繁文縟節裡面打轉”。
本文立足第三世界的比較歷史分析，發現私有產權制度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存在嚴苛的前提條件，很多情況下反倒是“好制度”的建立阻礙了經濟發展並加劇社會不平等。
▍ 發展研究系譜中的“制度崇拜”
回顧發展研究的理論系譜，圍繞“制度崇拜”的“理論神話”的出現是十分晚近的事。在古典時期，土地和人口被視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後來，資本和技術成為主角；直到半個世紀之前，組織與制度的力量方才嶄露頭角。“制度崇拜”得以在學界建構有賴於兩代學者的持續努力。對於奠基人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而言，他的開創性工作是將國家興衰之錨定於制度。基於西歐經濟史的詳細考察，諾斯及其合作者認為，西方世界的興起“起因於一種適宜所有權演進的環境，這種環境促進了從繼承權到完全無限制的土地所有權、自由勞動力、保護私有財產、專利法和其他對知識財產所有制的鼓勵，直到形成一套旨在減少產品和資本市場缺陷的制度安排”。“光榮革命”實現了政府對商人財富的有效保護，為長期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不僅如此，私有產權的確立同樣是誘發兩次工業革命的關鍵所在。
“建構神話”的第二步，是將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聯絡起來，並將研究視角擴充套件到第三世界。立足第三世界國家的興衰探源，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人的系列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作者基於64個前殖民地的計量資料，論證了由不同殖民方式所造就的制度形態決定著殖民地國家日後經濟發展水平;在歷時性比較上，他們在排除地理、文化等競爭性解釋的基礎上，確立了殖民地國家“財富逆轉”的制度之源;在共時性比較上，他們立足大西洋貿易之於不同國家的影響，揭示了對王權限制以及私有財產的保護是開啟工業革命的先決條件。透過一系列的研究，新一代的發展經濟學者們重申，“一個社會是否能實現增長，其關鍵在於經濟制度”，並進一步提出差異化的經濟制度主要源於不同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制度。這種“找回歷史”的制度分析模式吸引了一大批信徒，研究者使用微觀資料和更復雜的分析技術以期確定為什麼歷史中形成的特定製度形式如此重要。
在“制度很重要”的共享信念下，研究者對“好制度”的具體定義卻莫衷一是。在筆者看來，發展經濟學脈絡中的“好制度”是作為輻射型範疇（radial category）而存在的：該範疇下的所有成員不必然具備定義屬性的所有特徵，且輻射型範疇的所有含義都體現在一個“核心子範疇”上，而這個子範疇是整體範疇的最佳範例。阿西莫格魯等人的定義可以視作“好制度”的核心子範疇，即“能夠確保廣泛的社會階層享有有效財產權利的社會組織形式”。然而，這一定義在現實世界中卻很難真正實現，這主要是因為產權的排他性與社會利益的普遍性之間的持續張力。為此，研究者更傾向於將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安排視作國家繁榮的關鍵。在他們看來，經濟發展依賴於投資，那些利用知識或資本進行投資的人們希望能夠自由地使用這些要素並從中獲利，但如果面臨被政府或其他個人徵收的風險，那麼投資者們顯然不會在這些地方投資。只有當產權得到保護時，個人在儲備、投資和創新等方面的意願才能得到有效激勵，而“激勵是經濟績效的基本決定因素”。具體來說，保護產權對經濟活動與資源分配的影響主要聚焦於保障安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為交易提供便利四種渠道。
當然，將意涵龐雜甚至可能存在內部不一致的觀念納入“制度崇拜論”的陣營，並將保護私有產權視作其核心特徵，這種“奧卡姆剃刀”式的操作多少會引來爭議。除了基於“範疇”構型的邏輯為這種操作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之外，我們同樣可以在現實中理解這一抽象化過程。不難發現，制度決定論者宿命論的觀點與新自由主義主張糾纏在一起。它們都認為國家應該支援牢固的財產權、法治以及令市場和自由貿易得以運轉自由的制度，這些被視為保障個人自由所必需的制度安排。而缺乏明晰的私有產權被視為阻礙經濟發展和人類幸福的最大障礙，保護私有產權則是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並防止“公用地悲劇”的有效手段。這種學術觀點與具體政策的糾纏使得我們相信，新自由主義實踐是制度崇拜論的現實映像。
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華盛頓共識”確立了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目標。但就其效果而言，“即便是最熱衷的支持者也承認事情並沒有按照預期的方向發展，拉美經濟增長持續低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經歷的嚴重危機都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合理性造成了重大挑戰”。是時候反思“制度崇拜”了。面對理論與現實的張力，研究者有必要重新思考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安排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複雜關係。
▍ 中美洲的發展迷思與歷史性因果敘述
訴諸歷史是理解這種複雜關係的有效途徑。為此，筆者需要找尋一項關鍵事件，它一方面足以展現“好制度”的形成過程，另一方面足以決定國家的長期發展命運，由此我們便可以理解“好制度”與國家發展之間的真實邏輯。在本文中，筆者將這一關鍵事件定位於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尼加拉瓜與哥斯大黎加中美洲五國的自由主義改革。
1870～1930年，由於深受歐洲自由主義思潮浸染，這五個國家的執政者陸續開展了以變更土地所有制為核心的變革。國家明確了土地擁有者的排他性產權，土地私有制代替了殖民時代確立的公共土地所有制和村社土地所有制，“私有財產不可侵犯”被寫入法律條文。在諾斯等人的經典研究中，缺少私有產權的土地制度是阻礙西屬殖民地發展的重要因素。而中美洲自由主義改革的實踐，恰恰反映了主流發展經濟學所推崇的用“有效產權”替代“無效產權”。
按照實證主義的邏輯，選擇中美洲五國符合“控制性比較”的基本要求：五個國家空間毗鄰、歷史相似且同處於世界體系邊緣，在增強可比性的同時排除了地理、文化等競爭性解釋；素有“中美洲瑞士”之稱的哥斯大黎加取得了遠超其他四國的發展成就，這種差異性構成了分析的起點。這種寓意於相似性的差異性的確提供了現實世界的“疑題”（puzzle），但我們卻無法在控制性比較中明確因果關係。因為在實證主義的脈絡下，“除非放棄小樣本比較，轉而擁抱大樣本統計或定性比較分析（QCA），案例研究在因果推斷上面臨的種種難題永遠無法得到真正克服”。於是，筆者試圖超越“力向因果”（forcing-cause）的實證主義窠臼，在歷史性因果敘述中理解中美洲自由主義改革及與之相關的社會情形是如何形成並穩定的（見圖1）。
▲ 圖1：1920～1995年中美洲五國人均GDP變化（單位：美元，1970年購買力平價）。圖源：Rosemary Thorp, Progress,Poverty,and Exclusion:An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New York: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8,p.353.
複雜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並透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連線起來向前發展。其中，有兩個結構性因素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過程：其一是國內社會結構，尤其是階級關係以及權力精英；其二是跨國權力結構，尤其是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以及霸權國家的干預。圍繞這兩種結構性力量，筆者將中美洲五國的資料組織起來形成了特定的歷史性因果敘述。實現因果推論的關鍵，是理解這些關鍵因素及其意涵的緣起、嬗變與糾葛，並進一步展現結構性因素以及關鍵行動者是如何被自由主義改革重塑並不斷實現自我塑造。中美洲經由自由主義改革的經濟繁榮稍縱即逝，“好制度”的建立並沒有實現人們所期待的美好藍圖，反而成了阻礙發展水平、擴大發展差距的結構性根源。
在本文的歷史敘述中，“國家”等因素並沒有被充分討論。這種權衡與取捨，主要取決於筆者的理論框架。對於自由主義時期的中美洲五國而言，“國家的職責是維護秩序，經濟政策完全放任自由，以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作為它的指導原則”，因此它們很難發揮獨立作用。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美洲國家的統治者僅是咖啡出口商的代言人。例如在瓜地馬拉，激進的改革措施與其說是反映了咖啡種植園主的關切，毋寧說是直接體現了時任總統為了打擊舊勢力的訴求。自由主義改革始終伴隨著國家建設，也正是國家能力的進一步增強，改革才得以推進。然而，國家建設的最終結果是統治精英更有能力透過強制手段實現其經濟意願——鑑於統治精英的自由主義底色，我們依舊可以認為中美洲國家的偏好反映了主導性社會階級的偏好。
▍ 西班牙殖民統治及其遺產
正如經濟史學家保羅·貝洛赫所言，“導致欠發達境遇的大量結構性因素的歷史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歐洲殖民統治時期”。因此，本文同樣將分析起點追溯到殖民時代。在西班牙殖民初期，重商主義是歐洲主流經濟思想。在推行重商主義的國家看來，“佔便宜的最好辦法，就是把世界上儘可能多的貴金屬儲備吸引到自己一邊，並防止本國的貴金屬外流”。為此，殖民者建立起關稅保護制度，出臺了排他性的航海條例等配套措施。16世紀中期以後，銀礦成為西屬殖民地的主要出口商品。由於開採銀礦需要大量勞動力，早期殖民者因而傾向於在那些人口密集且已建立起統治秩序的地區定居。這一特徵，決定了西班牙殖民主義在不同地區的程度差異。
瓜地馬拉處於阿茲特克文明的中心地帶，擁有更加完整統治結構和更加豐富的勞動力，西班牙殖民者因而在此建立了許多據點。16世紀中葉，西班牙在中美洲及墨西哥南部建立起的瓜地馬拉王國。王國首府聖地亞哥控制了中美洲的大部分貿易，一群透過歧視性政策中獲取暴利的重商主義權力精英在16世紀末逐漸興起。他們“擁有最遼闊和最為肥沃的土地，壟斷城市和礦區的市場，控制信貸來源，用操縱對外、對內貿易網的方法取得大部分貨幣收入”。為了榨取利潤，他們建立起將土地和勞動力捆綁在一起的莊園制並從事壓迫型勞動。這個“以大土地所有制同對礦業和商業部門取得資本壟斷”為基礎權力精英掌握著殖民地的經濟來源，因此也被視作“瓜地馬拉王國寡頭政治的社會基礎”。中美洲其他國家，則或因缺乏自然資源、或因缺乏豐富的勞動力而長期處於殖民體系邊緣，到17世紀末，當莊園制在瓜地馬拉已經十分普遍之時，其他四國依舊以小型農場的耕作模式為主。
1700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改變了宗主國的統治秩序，殖民地的情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波旁王朝採取了一系列不同於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措施，包括取消了對港口的限制，承認大西洋貿易的合法化，並削弱教會力量以增強政府權力。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不但釋放了殖民地的經濟活力，而且改變了權力執行模式。隨著出口貿易的繁榮，自由主義的殖民模式為西屬殖民地孕育了新的商人階層。不同於重商主義殖民時期的土地—商業精英，新的商業精英抑或說自由主義精英主要透過貿易獲利，因此，他們更加註重自由貿易以及經濟的長期增長。這種基於不同生產方式構成的精英分野，為日後的自由主義改革時期的政策選擇奠定了基礎。
然而，宗主國的“自由主義轉向”在中美洲五國開展得並不順利。在瓜地馬拉，貿易寡頭和土地貴族的地位在18世紀已經得到了極大鞏固，這一操控貿易並擁有地方政治權力的階級“是傳統重商主義模式的堅定捍衛者”。當改革受到舊勢力的抵制，宗主國便選擇在其他地區開闢新的港口，從而直接導致瓜地馬拉在殖民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下降。當出口貿易在新興商業精英的推動下日趨繁榮的時候，土地貴族與貿易寡頭依舊透過壓榨勞動力以獲得高額利潤，甚至透過以次充好的方式以彌補貿易虧損。由於國民生產僅僅依靠單一的出口作物且缺乏必要的技術裝置，瓜地馬拉的經濟在世界市場大幅波動後逐漸走向衰落。
中美洲其他國家受自由主義轉向的影響同樣有限，他們依舊處於殖民體系邊緣：薩爾瓦多的糧食生產雖然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但由於瓜地馬拉的土地—商業精英對貿易和港口的控制，最終導致該地區的貿易並沒有多大起色；在宏都拉斯，勞動力的匱乏使新發現的礦藏無法有效開採，而且新開闢的港口缺少戰略價值；尼加拉瓜則因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的雙重缺乏而被殖民者忽視；人口稀少的哥斯大黎加雖然適於自由主義者重建殖民秩序，但是由於礦產貧乏且缺少優良港口，它直至殖民統治結束時依舊處於較為落後的狀態。
瓜地馬拉的經驗表明，前殖民社會越富有、越穩定、越複雜，重商主義的殖民精英就越有可能建立起牟取眼前暴利而犧牲長期發展的制度體系。但即便如此，我們依舊無法將中美洲五國的發展差異簡單歸咎於殖民遺產。除瓜地馬拉之外，其他四國的社會結構與階級關係十分相似，甚至宏都拉斯受殖民統治的影響還要弱於哥斯大黎加。因此，認為缺少攫取型殖民遺產以及民主制度是形成“哥斯大黎加例外論”的觀點並不符合歷史真相。而且，哥斯大黎加的民主制度在20世紀50年代才最終定型，但中美洲國家的發展差異在20世紀初就開始出現明顯差異。況且21世紀之後，中美洲普遍實行自由民主政體，但這並沒有改變它們落後的局面。為此，我們需將視野轉向中美洲獨立之後的自由主義改革。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研究者可以忽視殖民時期的關鍵作用。中美洲早期的社會狀況以及與特定殖民主義型別的“絞合”塑造了不同國家的階級—社會關係，而這一條件影響著自由主義改革時期精英的策略選擇。
▍ 大分流：中美洲的自由主義改革
自由主義改革時期是中美洲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大約橫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把這一階段冠之以“自由主義”改革的原因在於：一方面，這一時期那些信奉自由主義的精英相繼從之前執政的保守派精英和考迪羅政府手中奪取了權力；另一方面，這些領導人成功地實施了自由主義性質的改革，推動各國的商品經濟急劇擴張並迅速被納入世界市場。雖然各國的開啟時間與具體措施上存在差異，但一些相似的措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包括但不限於廢除專制統治、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加強地方自治、擴大農產品出口、推動農業商業化以及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等。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將中美洲國家興衰的大分流與自由主義改革相聯絡，正是因為在這一時期，五國的自由主義精英透過涉及生產方式與權力關係的結構性變革，實現了國家角色和社會經濟關係的根本轉變。對於執政精英而言，他們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實現國家的經濟發展。這不單是為他們的統治尋求合法性，更是為了透過自由主義的發展策略來強化自身經濟基礎，以打擊保守派以及殖民時代的權力精英。當自由主義精英試圖將所有土地都用來種植經濟作物以換取高額利潤時，傳統的村社制以及殖民時期所形成的莊園土地所有制就成為最大阻礙。為此，將土地公有制部分或全部地轉變為土地私有制並對私有產權進行保護，構成了中美洲自由主義改革的核心特徵。
隨著五國不同型別的改革相繼展開，決定著國家發展命運的階級關係與社會結構在歷史程序的複雜變動中開始了塑造與自我塑造之旅。面對咖啡出口獲得的鉅額利潤，那些商品經濟長期處於落後的國家必然意圖透過激進改革以實現“趕超”，薩爾瓦多即為代表。該國的咖啡種植業長期滯後，種植園規模也十分有限。面對大量的公有制土地以及家庭式的咖啡種植模式，薩爾瓦多的自由派在19世紀70年代之後便採取了五國中最為激進且徹底的土地私有化方案。1881年，薩爾瓦多政府頒佈法令廢除公共土地制度，成千上萬的農民被剝奪了共有的土地而不得不去莊園去當佃農。一些咖啡種植園的持有者藉機擴大規模，從中小型種植園主變身為了大種植園主，形成了以“14家族”為代表的寡頭集團。21世紀初，薩爾瓦多甚至成立了專門的武裝力量以維持咖啡種植園的安全與秩序。
激進改革同樣可能是對抗性衝突的產物，它或源自新舊權力精英的衝突，或源自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分歧。對於瓜地馬拉而言，那些在殖民時代就已經形成的地主階級與商業寡頭是自由派掌權的最大阻礙，透過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以獲得財富的方式與自由主義邏輯格格不入。再加上經歷了20年的考迪羅統治，瓜地馬拉的自由派一掌權便採取了最為激進的改革方式。1871～1883年，瓜地馬拉政府共出售土地397755公頃以建設咖啡種植園。為了保障充足的勞動力，瓜地馬拉在1877年的法案中允許種植園主招募印第安人作僱工，以法律的形式為從事壓迫型勞動提供了合法保障。由於大莊園主尋求更高效率和利潤，他們從村莊、小土地擁有者和農民手中奪取更多的土地，造成了流離失所的無地農民人數日益增加，民憤四起。
而對於尼加拉瓜的自由主義精英而言，最大的挑戰來自於保守派。當中美洲其他國家的自由主義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尼加拉瓜依舊在保守黨的統治之下並一直持續到1893年。在此期間，自由派受到了極大壓制。在掌權之後，尼加拉瓜的自由主義者們同樣採取了激進的策略。自1895年開始，自由派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土地私有化改革，土著居民被迫將土地低價賣給種植園主。除此之外，尼加拉瓜針對頒佈了反流浪人士的法律，並設法把農民變成僱傭工人。隨著咖啡種植業突飛猛進，尼加拉瓜的經濟執行模式逐漸與瓜地馬拉、薩爾瓦多趨同，大型種植園成為最重要的農業生產單位。據統計，尼加拉瓜是除瓜地馬拉之外大型種植園面積最大的國家。
透過激進改革，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及尼加拉瓜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土地所有權從“無效”到“有效”的轉變，自由主義改革伴隨著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安排極大推進了這些國家出口經濟的繁榮。然而，改革的另一項結果則是土地為少數人攫取，大地主、大種植園主的興起成為這些國家日後經濟難以持續增長的結構性阻礙。相較於這些國家，哥斯大黎加則走了一條更為緩和的改革之路。早在19世紀中期，咖啡出口就已經成為哥斯大黎加的經濟支柱。因此，自由派掌權之後依舊延續著中小規模咖啡種植園的發展模式。這種生產方式所形成的主導性社會階級的財富和權力並非源於土地，而是源於咖啡的加工銷售。基於相對同質化的社會結構，咖啡出口的財政收入為哥斯大黎加的國家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撐。在20世紀初，哥斯大黎加用於教育的支出已經與軍費齊平。
在自由主義改革的具體策略上，宏都拉斯與哥斯大黎加頗為相似。儘管自由主義精英抵制傳統土地制度，但他們並沒有採取激進的再分配措施。宏都拉斯的執政者將中小型農場作為主要生產單位，鼓勵農民立足現有土地進行耕種，並透過“家庭份地”（family plots）的方式將公有制土地分給無地少地農民。與此同時，政府還提供了各種保障性措施以提高農業生產，例如發放種子和肥料並提供多種政策補貼等。然而，宏都拉斯最終放棄了這種自主發展的模式。由於缺乏咖啡出口產業，宏都拉斯的自由派採取了出讓礦山權益的策略。而到了20世紀初，當宏都拉斯終於依靠香蕉等“飛地經濟”融入世界市場時，聯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等實力雄厚的國際資本集團卻在經濟波動期乘虛而入，同宏都拉斯簽訂了大量租讓土地的合同。到了1925年，香蕉出口額構成了宏都拉斯全國出口總額的88%,但是這些利潤基本都被國際資本集團攫取了。到了20年代後期，美國控制了宏都拉斯幾乎所有的對外貿易。與此同時，美國多次直接干預宏都拉斯的內政，導致該國曾在三年內發生了17場政變。
由此可見，跨國權力結構對邊緣國家的影響何其深遠，尤其是對中美洲國家而言，美國牢牢地扼住了其國家發展的咽喉。無獨有偶，由於美國長期視尼加拉瓜為開鑿跨洋通道的最佳選擇，該國自1910年開始就長期駐有美國軍隊，海關、銀行以及鐵路也被美方接管。許多尼加拉瓜精英的觀念和行為甚至因此發生了扭曲，導致國家在“政治上的成功取決於公眾確信某個人或某一派享有美國的明確支援”。而與這些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哥斯大黎加，它的成功與其說是領導人的商業頭腦或政治遠見，毋寧說是他們更有能力進行持續的改革，“而能夠完成這一壯舉的先決條件，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捲入對該地區造成嚴重破壞的戰爭與外部干預”。
如表1所示，筆者透過“改革策略”與“外部環境”這兩個要素，勾勒了中美洲自由主義改革是如何透過重塑階級與權力關係進而對國家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中美洲五國藉助出口經濟的繁榮完全捲入世界市場，雖然實現了經濟增長，但同時也形成了制約其長期發展的阻力。官員、地主和商人在自由主義改革中相互結盟，由此形成的不同形態的“國家—社會—資本”的三角關係，造成了國家發展軌跡的“大分流”。這就是為什麼五個國家在20世紀初走上了不同的自由主義改革道路：
- 咖啡出口為哥斯大黎加創造了財富，溫和的自由化改革與社會階級結構相適應，為經濟健康發展以及民主政治的奠定了基礎；
- 瓜地馬拉和薩爾瓦多透過強有力的改革取消了小地主，卻培養了大種植園寡頭，他們在出口貿易的繁榮中不斷獲取政治經濟權力，進而成了經濟長期發展的巨大障礙；
- 宏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則淪落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庸，不平等的交換關係加之美國的干預使它們的發展戰略頻頻失敗。
▲ 表1：改革策略、外部環境與中美洲發展
至於之後的故事，毫無意外地按照關鍵時刻所廓定的發展命運繼續演進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削弱了出口部門與國際市場的聯絡，失業率的上升和實際收入的下降導致所有中美洲國家出現大眾抗議與組織化的勞工運動。哥斯大黎加妥善地處理了工人運動，並在菲格雷斯（José Figueres Ferrer）領導的革命中走向了發展主義道路。國家干預的增強、銀行和基礎設施的國有化迎來了較高的社會福利，國家也適時地迎來了民主改革。這些措施不僅緩和了社會矛盾，同時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更加堅實的制度保障。時至今日，哥斯大黎加在整個拉美地區都處於高水平發展行列。雖然我們不能忽然其存在的各類社會矛盾，但這相較於鄰國而言已殊為不易了。
在工人運動興起、國家依附性變弱的視窗期，中美洲其他國家就不那麼幸運了。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的大地主階級勢力龐大，他們在商業和金融領域擁有權益或與之前商業精英合二為一；而宏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則被跨國勢力把控，金融、鐵路、海關等重要部門都失去了自主權。對於這些國家而言，歷史遺產形成社會結構已經編織起了商人、政客、軍人以及外國資本相互盤根錯節的巨大精英網路。在經濟精英中佔支配地位的大地主和依附於外國勢力的資產階級結成聯盟，完全掌控了國家發展的命脈。使這些中美洲國家想從根本上扭轉命運變得難上加難。
▍ 餘論: 重思私有產權制度與經濟發展
對中美洲國家興衰的探源，很難讓我們繼續簡單地把保護私有產權與經濟發展劃上等號。對於許多國家而言，正是這些“好制度”阻礙了國家發展、加劇了社會矛盾。回顧第三世界的發展歷程，巴西“經濟奇蹟”的中斷、墨西哥暴力政治的泛濫以及菲律賓“封建制民主”的興起無不與這些國家盲目擁抱“好制度”“好政策”有關。故而正如張夏準所言，私有產權是否促進經濟發展，取決於技術、人口、政治權力乃至意識形態的複雜變化，許多破壞現有產權並創造新的產權的活動反而有利於經濟發展。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斷然拋卻發展經濟學的豐碩成果。目前，依舊有足夠經驗證據可以支撐保護私有產權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正向關係。有學者基於對墨西哥革命時期的研究表明，國家實現經濟增長只需要政府給某些型別的資產所有者提供選擇性的可信承諾。換言之，只要能保證那些能賺錢的人可以賺錢，那麼即便是國家處於動盪時期，依舊可以經濟增長。然而，“經濟增長”與“發展”存在截然不同的意涵，雖然前者是後者的基礎，但二者並不必然一致。這種差異背後的“身份意識”在於，社會科學研究者關注的不應僅僅是冰冷的經濟數字，更應該關心普通民眾的切身境遇。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片面推崇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安排彷彿將全體民眾塞入了兩部截然不同的扶梯：精英所在的那部扶梯因“好制度”而上升得更快；但另一部搭載著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扶梯卻因“好制度”紋絲不動甚至不斷下墜。由此，不平等的社會結構被進一步強化，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安排不僅難以為“發展”提供持續的激勵，相反，嚴重的貧富分化還會破壞社會的激勵結構。
為此，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結構性因素以及權力關係的作用。對西方發展經濟學而言，絕大多數研究者“只研究經濟關係中的數量關係和函式關係，不研究生產關係，甚至不知道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有不同的生產關係，當然也不瞭解生產關係對它所揭示的函式關係的制約作用”。基於理性選擇理論的經濟學家習慣將制度視作解決集體行動困境並使各方面獲益的合作機制，並天真地認為有了好的制度設計，經濟增長就能水到渠成。然而，政治過程往往會產生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損的制度安排，這取決於誰有更有權力強加其意願。對於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在一個收入分配比較平均的社會中，“好制度”才有可能為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激勵；相反，如果一個國家處於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之中，抑或是難以在世界體系中保持相對自主性，那麼私有產權制度建立的過程就必然伴隨著強勢行動者利用權力對弱者實施剝奪，那些被賦予美好希冀的制度安排也終將淪為維持和擴大貧富分化的工具。
結構與權力如此重要，以致落後國家改變自身命運的關鍵並非是採取了特定的制度或政策建議。由此觀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發展成就絕非選擇市場經濟那麼簡單——畢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選擇了市場化改革，但它們鮮有成功，其中的關鍵差別在於是否經歷了社會革命所催動的整體變革。國家政權與階級結構的雙重變革摧毀了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桎梏，從而避免了日後的發展成果被舊時代的精英所攫取。而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以及教育和醫療保健的持續投入，“儘管其初衷並不是協助市場導向的經濟增長，但它卻創造了在這個國家轉向市場之後可以投入動態運用的社會機會”。中國的經濟奇蹟，以及脫貧攻堅的偉大勝利，也絕不是任何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所開的“藥方”能夠解釋的。從這種意義上，比較歷史分析雖然研究的是過去、比較的是他國，但最終落腳點卻是對本國現實的強烈關懷。
本文節選自《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1年第5期，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公眾號。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歡迎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絡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