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是一條充滿學術色彩的分界線，這本是一個地理學界膜拜的名字，如今卻跟他發現的這條線一起，為社會公眾所津津樂道。
1935年，他發表論文《中國人口之分佈》時，提出“璦琿-騰衝線”是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但他只說了璦琿和騰衝兩個端點，並沒有在論文附圖上畫出這條線。直到1989年，他才跟人合作，利用最新的人口調查資料，真實畫出了這條線。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為這條線並非那篇論文的學術重點。
多年以後，這條“璦琿-騰衝線”已被稱為“胡煥庸線”。在學術圈內，它以其科學性和穩定性，被公認為中國綜合國情的頂級分界線，成為與“秦嶺-淮河線”“長城線”並列的又一條重要的國家地理分界。而且，前兩條線都遵循自然山川或人工建築，是有跡可循的，而“胡煥庸線”不是具象的，是橫空出世。
在社會上，這條線已經成為一條探秘線、旅遊線，開車沿著“胡煥庸線”跑一趟，成了很多人心中神往的旅程。因為這條線上地理形態紛繁複雜，而且這條線的兩側人口密度差異巨大，經濟社會發展也相當懸殊。
這些年來，“胡煥庸線”因其超乎想象的穩定性，學術聲譽日隆。1935年，這條線西部人口占全國4%；而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再算，因分辨精度不同，西部人口的佔比大致在5.6%到6.3%之間，變化甚微。
由此，“胡煥庸線”又因其數十年不變的頑健性，讓很多人擔憂。於是，對於“胡煥庸線”該不該破、能不能破、怎麼破的討論，漸趨熱烈。
這條看似“橫空出世”的線，其實是基於嚴謹、枯燥、長期的學術研究。作為一名研究者，其根本任務就是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發現一些規律性的東西。而“胡煥庸線”的本質，就是找到了刻畫中國人口空間形態的最為簡潔的方式，進而成為一條穩定的國情地理分界線，對國家的均衡發展、生態文明建設、民族振興和國防安全都有著深刻的影響，體現了重大應用價值。
今年是胡煥庸先生誕辰120週年，謹以此文向大師致敬。
20世紀30年代胡煥庸
晚年胡煥庸
大師檔案
胡煥庸：1901年11月生，字肖堂，江蘇宜興人。地理學家、地理教育家，中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的重要奠基人。歷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華東師範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他提出中國人口的地域分佈以“璦琿-騰衝線”為界，後被稱為“胡煥庸線”。1998年4月，病逝於上海。
訪談嘉賓
丁金宏：1963年生，江蘇漣水人，本科和碩士畢業於南京大學地理系，華東師範大學人口研究所博士。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人口學會副會長，華東師範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著有《人口空間過程》《理論地理學》等專著。
胡企中：1944年生，江蘇宜興人，胡煥庸第七子。1963年畢業於上海化工專科學校，1987年在上海溶劑廠副總工程師任上，由國家經委選派到美國通用電氣公司進修。1992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曾負責編著《聚甲醛樹脂及其應用》一書。
緣
高淵：你是什麼時候到胡先生門下學習的？
丁金宏：我的本科和研究生是在南京大學地理系讀的，南大地理系延續的是原中央大學的脈絡，而胡先生當年不僅是中央大學地理學的領導人，也是全中國地理學的領導人。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全方位感受到胡煥庸這個名字在地理學界的影響力。
1986年，我研究生畢業，興趣是做人口地理研究。當時知道胡先生在華東師大，就給他寫了封信，談了我對國土規劃等方面的思考，不知有沒有可能到他的門下學習。很快就收到了胡先生的回信，這封信我一直儲存著。
高淵：對於胡先生的回信，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丁金宏：一是他很熱情，他說雖然年紀大了，但歡迎我去考他的博士生；二是老先生回信是用鋼筆寫的，字跡有點抖動，我想畢竟是上了年紀。後來才知道，他因為常年伏案寫作，右手已經不能寫字，這封信是用右手託著左手寫的。
其實我跟胡先生還有一層關係，我的碩士導師是他當年在中央大學任教時的研究生，他其實是我的“師祖”，這是我跟胡先生的一種特殊緣分吧。
高淵：第一次見到胡先生，你覺得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丁金宏：記得最後一門課考完後，監考老師跟我們幾個考生說，胡老先生想見你們。這讓我覺得很意外，因為考試成績還沒出來，導師就要求見面了，放在今天更不可想象。
那年胡先生85歲，帶著兩三位學術助手，在華東師大工會跟我們作了面談。交流過程中，胡先生思路非常清楚，對中國人口走勢瞭如指掌，思維和表達絲毫沒有紊亂，說明他身體還是可以的。他不斷地問問題，就是想看我們是不是真的感興趣，真的想研究。
我還有一個感覺，覺得他挺急的，迫切希望有人跟著他把人口地理學研究推進下去。“文革”結束後，胡先生在1984年招了第一屆博士生，只招一個。第二年不知什麼原因停了一年，到1986年我們這一屆是他第二次招生，包括我在內，一下子招了三個。
高淵：你們三位是他的關門弟子？
丁金宏：我們之後，胡先生還招收過博士生。但他年紀越來越大，後來的博士生主要由副導師帶了。可以說，我們是他親自帶的最後一屆博士生。
高淵：他是怎麼給你們上課的？
丁金宏：胡先生不是有系統地開課，而是經常叫我們去他家，以漫談的方式跟我們聊學術。我們既感到榮幸，也很有壓力，每次去先生家都要作很多準備。他問得最多的是你最近有什麼想法，最近做了什麼，如果沒達到他的期待，他就會叮囑我們要抓緊時間。
那時候胡先生住在師大一村，一樓小三室要住他們老夫妻、小兒子胡企中夫婦和女兒，還有一個保姆。我們每次去就在小書房裡聊，挺擁擠的。
20世紀80年代末，胡煥庸與博士生在一起，右一為丁金宏
源
高淵：你們跟胡先生交談時，他會經常提到“胡煥庸線”嗎？
丁金宏：我們會討論這個話題，但他不會特別強調這條線的重要性。他是位平和的學者，不會標榜自己的學術成果。
1935年，胡先生在《中國人口之分佈》一文中提出了一條人口地理分界線，叫做“璦琿-騰衝線”。一直到1984年7月，美籍華裔人口學家田心源教授到上海拜訪胡先生時，提出“璦琿-騰衝線”早已超越人口地理的範疇，被應用於人地關係所能觸及的諸多領域，應該稱為“胡煥庸線”。這是目前所知“胡煥庸線”稱呼的肇始，後來廣泛出現在研究文獻中，這在相對謙遜的東方學術文化中並不常見。
高淵：在你看來，胡先生在1935年提出這條人口地理分界線，是偶然還是必然？
丁金宏：這要看當年的大背景。20 世紀初期，中國籠罩在甲午戰敗和庚子賠款的陰影中，除了反思制度痼疾和文化沉痾，龐大的人口數量也被認為是“冤頭債主”。由此，人口和土地的尖銳矛盾成為解釋國家危機的一個重要因子。
當時，有不少學者主張透過大規模墾荒，將過剩人口遷移到人煙稀少的西北地區，以緩解國家人滿為患之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西北地區更成為國內移民的唯一目的地，地方大員、民間賢達紛紛建議屯墾實邊、開發移民，一時間方案層出不窮。不過，當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對開發西北並不積極，即便是多方要求設立的“西北建設委員會”也沒批准。
高淵：但正是這種困頓時局，讓研究人地關係的人口地理學應運而生？
丁金宏：對，當時有不少中外學者開始研究中國人口地理，竺可楨和翁文灝等人開始了中國人口地理的啟蒙。20世紀30年代初，胡先生是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他循著老師竺可楨的路徑研究人口分佈問題，更精細地劃分人口地理單元，製作了江蘇省江寧、句容等地的鄉鎮尺度的人口分佈圖，並用地形、土壤等地理要素加以解釋。1935 年發表了《安徽省之人口密度與農產區域》，將安徽省分成皖北旱糧區、皖中稻米區、皖南及皖西茶山區四個農產區域，並據此解釋人口分佈。
在省、縣人口地理分析的基礎上，胡先生在作全國人口縣級解析度的地圖製作和研究工作。他寫《中國人口之分佈》時，首要難題是人口資料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胡先生儘量採用1935年當年的最新資料，但現實狀況是隻有浙江、山西等六省的縣級統計是齊全的。他花了極大精力透過各種途徑蒐集核算了各地人口，其中江蘇、安徽等17 個省的資料取自政府報告，直轄市、租界的資料主要取自《統計月報》和英國《政治家年鑑》，四川、貴州、福建三省因缺乏新近資料，不得不採用1925 年的郵政統計資料，藏族人口及西康、青海兩省人口根據經驗作了主觀估計。此外，他還用了一些《申報年鑑》、英文《中國年鑑》等的零星資料。
經過細針密縷的整理，胡先生實現了中國大陸人口資料的第一次縣級統計單元完整拼合，他自己也不無自豪地稱為“全國人口比較最完備之統計”。
高淵：著名的“璦琿-騰衝線”就此誕生了？
丁金宏：胡先生將縣級人口數與土地面積相關聯，製作了人口分佈點值圖和密度等級圖。他用一個點代表2萬人，將縣級人口密度分為8個等級，直觀反映人口分佈的疏密差異。
然後，他將人口密度等級跟自然地理屬性作了對應分析。比如人口最密的第一級對應稻作平原，第二級為旱作沖積平原，第三級為沿江沿河區域性平原，其下為丘陵、山地、高原等，確立了以地形、氣候為條件，以糧食生產為關鍵中間變數的人口地理分析正規化。
在完成人口分佈圖和人口密度圖之後，胡先生敏銳地發現中國的人口密度差異性存在一個線性輪廓，這就是“璦琿—騰衝線”。這條線畫龍點睛地反映了中國人口分佈的不均勻格局，是中國人口密度從東南向西北遞減漸變過程中的突變線。
高淵：但當年，胡先生為何沒有把這條線畫在文章的附圖上？
丁金宏：確實，他在文中提出了這條線，但並沒有真實劃出這條線，這多少有點讓人感到意外。直到1989年，胡煥庸和伍理用1982年人口普查和1985 年人口統計資料，重新精繪了中國人口分佈圖、密度圖，才將“璦琿-騰衝線”落實在地圖上。
根據我們的揣測，他當時沒有直接畫出來，很可能因為“璦琿-騰衝線”不是《中國人口之分佈》一文的學術重心。但後來，卻成為中國人口地理學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成果之一。
胡煥庸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讀書時留影
1935年，胡煥庸代表作《中國人口之分佈》發表在《地理學報》上
穩
高淵：從提出這條線，到真正畫出這條線，胡先生用了整整54年。從某種程度上說，時間驗證了這條線的科學性？
丁金宏：其實，當年胡先生對中國人口分佈的研究，特別是“璦琿-騰衝線”的發現，很快引起中外學者的關注。胡先生自己回憶說，1945年底他到美國考察時，就發現他的論文被美國地理學會全文翻譯印出，隨同他們發行的《地理評論》分送各方。1948年，一位美國學者發表論文《戰前中國人口：分佈與密度》，系統介紹了胡煥庸對中國人口分佈所作的開創性研究。
上世紀50年代，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引起很大爭議，人口研究成為敏感問題。直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公佈後，有關中國人口地理分佈和“璦琿-騰衝線”的驗證研究才逐漸豐富起來。胡先生本人根據這次普查資料，核算了這條線兩側的人口比例，發現東南地區的人口比重由原來的96%略減到94.4%，相應地西北人口比重從原來的4%上升到5.6%，兩側的人口密度懸殊格局並沒有實質性變化。
高淵：有個學術名詞叫“頑健性”，用來形容“胡煥庸線”是否很恰當？
丁金宏：確實如此。上世紀90年代，又有學者根據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發現“胡煥庸線”東西部的人口比例變化幅度僅為1.8%。
2015年是“胡煥庸線”發現80週年，我跟其他學者一起，用2010 年人口普查資料作了進一步驗證。由於分辨精度不同，各自的結果也略有差別，我們發現“胡煥庸線”以西人口占比大致在5.6%到6.3%，僅比1990年略有上升。這再一次顯示了“胡煥庸線”的穩定性，或者說頑健性。
高淵：“胡煥庸線”從提出到現在，已經快90年了，為什麼依然這麼穩定？
丁金宏：胡先生在寫《中國人口之分佈》時，強調了兩個因素：一是地形，二是氣候特別是雨量。一方面，“胡煥庸線”與中國地形的第二、三臺階分界線較為吻合; 另一方面，“胡煥庸線”又與400毫米等降雨量線較為貼近。這說明，地形及氣候條件的作用是宏觀準確的，也是綜合疊加的。
而且，“胡煥庸線”位於農牧交錯帶上，這條線兩側的農業生產方式差別顯著，東南部以耕作業為主，西北部以畜牧業為主，耕作業的土地生產效率比畜牧業高，從而決定了人口承載力的差異性。再進一步看，“胡煥庸線”是中國農業生產潛力，即陸地生態系統原始生產力的分界線。
另外，葛劍雄教授認為，“胡煥庸線”並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清朝晚期才基本定形，它的穩定性是歷史階段性的還是長期甚至永恆的，需要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作更多的探索。
高淵：這麼多年來，有沒有人試圖挑戰或者調整“胡煥庸線”？
丁金宏：曾有地理學者提出，中國的地理分界線應該是“漠河-騰衝線”，而非“璦琿-騰衝線”，漠河在璦琿西北方向大約500公里。
他沒有說明這樣調整的必要性，我推測可能是出於兩種考慮。其一，“漠河-騰衝線”將國土分為面積大致相等的兩部分；其二，漠河是中國緯度最北的一個縣，視覺上更具有頂點意義。
高淵：胡先生對這樣的改動持什麼態度？
丁金宏：他當然不同意，但也沒有寫文章去駁斥。我讀博士的時候，有一次照例去胡先生家上課，他提了一句，說這樣的改動有什麼意思呢，漠河有什麼特殊性？
其實這樣的修改，對“胡煥庸線”的地位影響甚微。胡先生當年提出這條線時，中國版圖跟現在不同，漠河的頂點意義及“漠河-騰衝線”的國土均分意義都不成立。更何況，這樣調整後，西北側的人口比重反而升到10%，而且線上很多地方的地理型別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再具備地理上的分界線意義。所以過了一段時間，這條“漠河-騰衝線”就基本沒人再提了。
1945年至1947年，胡煥庸在美國考察
熱
高淵：以往，人們廣為知曉的是“秦嶺-淮河線”“長城線”等。而現在，從社會熱度上看，“胡煥庸線”的被議論度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前兩者。從學術地位上看，這三條線是否可以等量齊觀？
丁金宏：我認為，“胡煥庸線”已逐漸確立為國家地理分界。
所謂國家地理分界，是指較大規模國家的國內頂級區域分界線。中國幅員遼闊、地理條件複雜多樣，頂級地理區域有多種習慣分法，比如以 “秦嶺-淮河線”或“長江線”來劃分南方與北方，以“長城線”劃分塞內與塞外，以南北向結合省界劃分為沿海、內地或東中西三大地帶，以地形落差輪廓劃分為高、中、低三大臺階等。
“胡煥庸線”形式上發端於人口密度差異，而實質上深刻揭示了中國自然、經濟、人文等因素的綜合分異格局。從這條線可以看到，直接影響人口密度的是人類活動因子，包括農業的生產方式、工業的交通條件、商業的集聚區位等，而潛藏在人類活動之後的是自然條件如地形地貌、氣溫降水、土壤植被等。在“胡煥庸線”西北的地區，自然條件、農業基礎、交通條件、城市發展等跟東南地區形成強烈反差，導致人口相對稀疏。
可以確認，“胡煥庸線”是中國綜合國情的頂級分界，在國家經濟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越來越彰顯出它的辨識度、科學性和穩定性，正在成為與“秦嶺-淮河線”“長城線”並列的又一條重要的國家地理分界。
高淵：不過，當“胡煥庸線”日益成為市井談資，是否存在穿鑿附會和過度引申的問題？
丁金宏：“胡煥庸線”依託於中國的自然地理基礎，很多受自然條件制約的社會經濟甚至文化現象，都會跟這條線產生或多或少的關聯，由此導致了紛繁複雜的引申探索。
比如，有人認為這條線區分了中國城鄉發展水平的宏觀地域差異性，東南地區不僅城市化領先，農村發展水平也明顯高於西部；有人發現中國人口高流出區與高流入區，在這條線東南半壁呈互補關係，低流出區與低流入區則在西北半壁基本一致；也有人驗證在這條線東南側城市化水平與環境汙染狀況是負相關，而西北側為正相關等。
把“胡煥庸線”延伸到人口遷移與城市化等方面，是順理成章的。但也有一些研究引申到更廣泛的領域，有些有待於驗證，更有一些則近乎獵奇了。有人認為“胡煥庸線”是中國家庭規模演變的一條分界線，兩側家庭都在小型化過程中，但是西北部家庭規模收縮更快；有人說這條線對中國入境旅遊空間有分界意義，東南多熱點，西北多冷點；還有人認為這條線是中國人集體主義精神的分界線。
高淵：有些離奇的過度引申，其實是在消費“胡煥庸線”了。
丁金宏：“胡煥庸線”的本質是人地關係，而人與地這兩個維度都有充分的可延展性，近年日見繁盛的引申研究正說明了這一點。
我認為，當下的研究應該多思考這條線與人口均衡發展的關係，西北地區如何增加發展機會、增進社會福利，以及這條線在後工業社會、大資料時代的新表現等。只有科學、嚴謹、務實地研究人地關係新命題，才能讓“胡煥庸線”更好地服務於國情認知和國家建設。
而那些關於“胡煥庸線”穿鑿附會的所謂研究，是對“胡煥庸線”的不恰當的“學術消費”，是不值得提倡的。
家
高淵：你們兄弟姐妹有七位？
胡企中：對，我最小，排行老七。我是1944年12月生在重慶，那是抗戰時期，中央大學臨時搬到了重慶。生我的時候，父親已經43歲，他當過中央大學教務長，不過我出生時應該已經辭掉這個職務了。
父親的原配夫人因病去世後，留下三個兒子。我的母親是南京人，但因為外祖父在新疆，少女時代是在塔城度過的。她十五六歲跟家人回南京，後來考上了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算大齡了，經人介紹跟父親結了婚。
高淵：父母之間是怎樣的相處關係？
胡企中：我母親非常善良，她和父親結婚第三天，晚上就帶著襁褓中的三哥睡了。我父親一直以事業為重，中央大學遷往重慶時，他沒帶母親和孩子，而是帶著學生們先出發。我母親是在南京大屠殺前夕，僥倖帶著老人和孩子擠上了西行的輪船。
新中國成立前，父親拒絕了去臺灣的機票，後來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然後去安徽蚌埠的治淮委員會，再去懷遠籌辦淮河水利專科學校，都是他一個人先去，母親帶著孩子們再跟去。母親受過很好的教育，但她當了一輩子家庭婦女。後來她跟每一個兒媳婦說，你們一定要自立，不能不工作，這是她這輩子最大的遺憾。
高淵：你們是什麼時候到華東師範大學的？
胡企中：父親1950年到水利部治淮委員會工作，帶隊從皖北到蘇北進行實地考察，完成了蘇北灌溉總渠的勘測定線。1952年建成後，淮河的洪澇災害得到了有效遏制。
他是1953年調到華東師大地理系任教，這次也是他先來上海，母親隨後再過來。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母親踩著父親的腳印跟著他。當時，我的大哥二哥都很大了，其他哥哥姐姐都在外上學，所以家裡母親只帶了我一個。
高淵：胡先生到華東師大是52歲，之後就沒有離開過，他在華東師大過得怎麼樣？
胡企中：應該說，學校對我父親是不錯的。從工作上講，1957年華東師大創辦人口地理研究室，由我父親擔任主任，這是中國高校第一個人口研究機構。“文革”後，1981年華東師大恢復重建人口研究室，還是由我父親當主任，當時他已經80歲了。1983年，學校成立人口研究所，父親是首任所長。他是1990年申請退休獲准的，那年89歲。
從生活上來講，父親剛來時，學校分給他三間新建的平房。過了幾年，又讓我們住進一個小洋房的底樓，有好幾個房間。“文革”中，我們搬進一個15平方米的平房，那當然很小。到了上世紀80年代，給父親分了一套一樓的小三房，那時候丁金宏他們經常來家裡上課。到了1990年，學校分給父親一套新房，雖然面積只有100平方米，但有5個房間，我家那個老保姆也有地方住了。
高淵：老先生年紀大了後，日常生活有什麼習慣？
胡企中：他白天就是看書，經常看原版書。記得那時候傍晚我陪他在校園裡散步，他老是教導我，要想了解學科前沿的東西，就要看原版書，幾個大語種都要會。
他對孫輩的要求是，做作業時一人一套字典，不要互相借。他在房間裡踱步，看到誰頭太低了，就敲敲桌子。他吃得很簡單，早上和中午都是吃麵條，下午三四點吃點小點心，晚飯是不吃的。
丁金宏：我每次去，覺得胡先生天天都在思考中國人口的重大問題。他是非常勤奮的，早上一睜眼就在琢磨看什麼書，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們家都圍著胡先生轉，他是家裡的中心，要看什麼書，別人就趕緊給他遞上。有段時候，他家旁邊建大樓，打樁聲非常響，他就夾著幾本書去工會看。
我真難以想象，胡先生80多歲時，還經常發表論文，每一兩年還會出版一本專著。而且他是用左手寫作的，真是惜時如金。
高淵：老先生的最後歲月是怎麼度過的？
胡企中：記得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父親坐在藤椅上雙眼翻白。我妻子一邊喊一邊用力掐人中，過了一會兒，一口氣終於喘上來了。那以後，父親的身體明顯變差，沒多久就住進了華東醫院。在醫院裡住了四年零一個月，最後陷入彌留時，醫生問我們要不要切開氣管，我們說不要了，父親虛歲98了，不要徒增痛苦。
丁金宏：胡先生住進華東醫院後，我因為已經留校工作，經常去看他。他住的是雙人病房，同房間的是上海文學界的前輩於伶先生。一開始他身體還可以，能跟我聊聊，還給我介紹於先生。
1998年4月30日，我們人口所全體老師去揚州春遊，我因為去過了就沒去。也真是天意，那天我想有段時間沒去看胡先生了，應該去一趟。到醫院時，胡企中夫婦都在，看到胡先生躺在病床上呼吸急促，臉上還遮著紗布，已經沒有意識了。
我剛回到家，就接到胡企中妻子的電話，說爸爸走了。
胡煥庸與夫人桂秀君
變
高淵：胡先生已經故去20多年了，而對於這條神奇的“胡煥庸線”，社會各界興趣越來越濃，不少人都想開著車跑一跑，還有人想舉辦汽車拉力賽。從科研的角度看，你覺得應該跑一跑嗎？
丁金宏：中國有三條國家級的地理分界線，“秦嶺-淮河線”和“長城線”有著很強的具象性，而“胡煥庸線”的具象性不夠，胡先生只告訴我們兩個端點。這條線上的地理形態很複雜，非常有必要親自走一走。
我在很多年前就有這個願望，但一直到最近才實現。從2019年到2020年，我帶著學生開車跑完了全程。
高淵：你們是一口氣跑完，還是分段跑？除了看地形地貌，還重點看了什麼？
丁金宏：我們是分段跑的，在線上兩個月，前後歷時一年。第一段先到璦琿，然後租車往南跑，先把東北跑完；第二段是從騰衝往北跑，把雲南、四川跑完；第三段受去年年初疫情影響，直到9月份才跑完了山西、陝西等地。
我們不可能完全在線上跑，因為並沒有一條按“胡煥庸線”修造的公路，而且線上有火山和地震帶。我們就像縫衣服那樣，沿著線上下來回穿梭。原則是儘可能地貼近“胡煥庸線”，包括橫斷山脈和秦嶺等都跑了。
高淵：這一路跑下來，最大的心得是什麼？
丁金宏：應該說，我們親眼確認了“胡煥庸線”對國家地理分界的意義。這條線上，有些段明顯是南北地理分界線，也有些段是東西地理分界線，這種直觀感受是從地圖上得不到的。
我們不僅看地形地貌，還要去沿線老百姓的家、博物館等等。因為從本質說，“胡煥庸線”不僅僅是自然地理分界線，更深層的內涵是人地關係。我正在寫一本這條線上人地關係的書，這趟旅程讓我終身受益。
高淵：從胡先生的一生來看，他的學術領域很寬，“璦琿-騰衝線”甚至不是他那篇學術論文的重點。為什麼在他逝世後，這條線被尊稱為“胡煥庸線”，似乎成了胡先生最大的學術遺產？
丁金宏：胡先生是一位跨文史地領域的大師，一生著述非常多，但如果從實際影響力來看，“胡煥庸線”可以說是他最重要的學術成就。
中國自近代以來，人地關係的矛盾漸漸突顯。清初人口在一億左右，到清末民初已經增長到4億多，被稱為清代人口奇蹟，人口變數和耕地常量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從竺可楨、翁文灝到胡煥庸，都把土地、農產與人口緊密關聯起來，對“地大物博人稠”的國情深表憂慮。
“胡煥庸線”的巨大價值，潛藏於人類生存基本需要的食物邏輯和就業邏輯中。食物是人類生存不可須臾或缺的資源，現代社會食物雖然可以從市場上獲取，但是大規模、遠距離的食物運輸是不經濟的，因此食物的生產能力依然對人口宏觀分佈具有最強的解釋力。而就業是人口在城市集聚的關鍵中間變數，農耕條件好的地方往往也適合城市發展，這正是“胡煥庸線”在工業化過程中仍然能夠保持穩定的重要原因。
高淵：這幾年，關於怎樣突破“胡煥庸線”的討論日益增多，這條線真的牢不可破嗎？
丁金宏：胡先生提出這條線時，是20 世紀30 年代中期，當時中國人口是4.58 億，地理學家已經對中國遍地都是經營小塊土地的農民驚訝不已。到如今，中國人口已經突破14 億，人口增長了兩倍，而耕地面積僅增加56%。
“胡煥庸線”是地理國情的一種客觀存在，是人口密集與稀疏的分界，不幸的是它也成了富裕與貧窮的分界，這正是希望突破“胡煥庸線”的原因。但這種突破，應該以讓西北地區獲得更多發展機會為目標，特別是加強對交通、教育以及生態保護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投資環境，保障基本民生，只有這樣才能讓西部有更快的發展速度，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
高淵：在你看來，突破“胡煥庸線”的核心意義是什麼？
丁金宏：無論是公平發展的社會倫理，還是幫扶邊遠的感情寄託，都應該實施向西部傾斜的積極政策。因為如果聽憑市場的安排，消極等待東南地區的機會溢位，那將是長週期、大尺度的經濟迴圈，西北地區是等不起的。
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胡煥庸線”的突破，不要只盯著人口數量的比重。對西北地區而言，增加人口密度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目標。目前佔全國人口6%未必嫌少，順其自然多點少點都沒問題，重要的是讓人民富裕起來，讓生態穩定向好。
欄目主編：陳抒怡 文字編輯：陳抒怡 題圖來源：受訪者提供 圖片編輯：曹立媛
來源：作者：高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