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大家都很熟悉，羅貫中在開篇就說了東漢滅亡的原因：“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也說了：“先帝在時，每與臣論及此事，未嘗不痛恨於桓靈也！”看起來，桓、靈二帝在歷史上的名聲非常不好，特別是靈帝在歷史是一個荒淫透頂的皇帝。然而，就是這個極其荒淫的皇帝卻做了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兩項文化工程！
漢靈帝劉宏(156年-189年5月13日)是漢章帝劉炟的玄孫。出生於冀州河間國(今河北深州)。他的父親是東漢宗室劉萇。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漢桓帝劉志去世後，劉宏被外戚竇氏挑選為皇位繼承人，建寧元年(168年)正月即位。
漢靈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以荒淫無道貪圖享樂著名的皇帝。史上著名的“裸泳館”就是他造的，造好之後漢靈帝讓宮女們全都光光下去洗澡，有時候自己當觀眾，有時候自己也參與其中。他還下令所有的宮女都穿開襠褲，以方便自己隨時寵幸。漢靈帝還在宮中開起了集市做買賣，自己飾演商販。宦官們投其所好，從地方上貢了四隻驢，漢靈帝少見多怪，經常親自駕著驢車在宮裡溜圈。上行下效，導致民間驢的價錢一度超過了馬。
劉宏在位期間，大部分時間施行黨錮及宦官政治，又設定西園，巧立名目搜刮錢財，甚至賣官鬻爵以用於自己享樂，在位晚期爆發了黃巾起義，涼州等地也陷入持續動亂之中。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極其荒唐荒淫的皇帝曾經做了兩項在歷史上很有名的文化工程。其一是刊刻石經；其二是設定鴻都門學。
熹平四年(175年)三月，靈帝根據楊賜、蔡邕、馬日磾、李巡等人的建議，下詔命儒學大師們校正《五經》的文字，又命蔡邕用古文、大篆、隸書三種字型書寫，將其刻在石碑上，豎立在太學門外，讓之後的儒生晚輩以此作為標準學習。
光和元年(178年)，靈帝又設定了鴻都門學，並將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畫像懸掛其中。在這所學校裡，並不是研究儒家經典，實際上是探討辭賦、書法這類靈帝感興趣的學科。靈帝重用出自鴻都門學的學生，他們出任刺史、尚書、侍中，甚至還有封侯。但是太學的儒生則鄙視這些人，拒絕與其為伍。鴻都門學一時非常興盛，學生多達千人，但延續時間不長。一是因士族猛烈的攻擊；二是因黃巾起義，隨著漢王朝的衰亡而結束！
鴻都門學不僅是中國最早的專科大學，而且也是世界上創立最早的文藝專科大學。在“獨尊儒術”的漢代，改變以儒家經學為唯一教育內容的舊觀念，提倡對文學藝術的研究，是對教育的一大貢獻。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學，突破貴族、地主階級對學校的壟斷，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能的機會，也是有進步意義的。鴻都門學的出現，為後來特別是唐代的科舉以及設立各種專科學校開闢了道路。
漢靈帝的兩項文化工程可以說都是開歷史先河，特別是刊刻石經，對後世的文化教育影響巨大。以至於今天，刊刻石經的殘件已經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物！
西漢時期，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天人三策”，“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於京師長安設立太學。太學設立後，儒家書籍被奉為經典，法定為教科書，設專門博士官講授，成為判斷是非標準與決策依據。
儒學被定為官學，必須有一部標準本作為評定正誤的依據，然而，東漢靈帝時期，皇家藏書樓裡的標準本“蘭臺漆書”卻由於腐敗而遭偷改。鑑於此，蔡文姬之父，當時的名臣，文學家、書法家，議郎蔡邕向漢靈帝提出校正經書、正定六經文字，刊刻於石的奏請，獲許。
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的奏求得到靈帝許可後，他開始主持校定六經工作，而後以小字八分將校正的經文書於石碑，由於石經刻於熹平四年，所以亦稱“熹平石經”。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典刻石。
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的奏求得到靈帝許可後，他開始主持校定六經工作，而後以小字八分將校正的經文書於石碑，由於石經刻於熹平四年，所以亦稱“熹平石經”。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典刻石。
刊刻熹平石經，從東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東漢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歷時9年，共刻7部經典於46塊石碑之上，字型一律採用隸書，字型方平正直、中規人矩，極為有名，故又稱“一體石經”。石經刻成後立於當時的漢魏洛陽城開陽門外洛陽太學所在地，所以人們又稱這部書為“太學石經”。
《熹平石經》規模浩大，氣勢恢宏，堪稱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瑰寶，作為我國曆史上最早的儒家經典石刻本，《熹平石經》對人們校對版本、規範文字提供了準確的範本。同時也對其後歷朝歷代以經典文獻為內容的大規模刻石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此外，石經精嚴端莊的字型結構也是研究漢代書法的珍貴資料。
《熹平石經》以一家本為主而各有校記，備列學官所立諸家異同於後。所刻經書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和《公羊傳》、《論語》。除《論語》外，皆當時學官所立。《易》、《書》、《禮》三經校記不存，無可考；《詩》用魯詩本，有齊、韓兩家異字；《公羊傳》用嚴氏本，有顏氏異字；《論語》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諸家異字。共約二十萬零九百一十一字。這對糾正俗儒的穿鑿附會，臆造別字，維護文字及意義的統一，起了積極作用。《熹平石經》的石碑剛豎立時，在全國引起轟動，坐車前來觀看以及臨摹和抄寫的，每天有一千餘輛之多，填滿大街小巷。對此，《蔡邕列傳》記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熹平石經》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是訂誤正偽，平息紛爭，為讀書人提供了儒家經典教材的範本；二是開了歷代石經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佈經文範本的做法，自漢代創例後，又有魏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宋石經、清石經。同時，佛、道等諸家也刻有石經，構成我國獨有的石刻書籍林。三是啟發了捶拓方法的發明。捶拓技術是雕版印刷術的先驅，因此，石經對印刷術的發明可以說有間接的影響！
《熹平石經》刊立後不久，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燒燬洛陽宮廟，太學荒廢，石經始遭破壞。北齊高澄時將石碑從洛陽遷往鄴都，石碑卻在半路上掉到水裡，運到鄴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開皇年間，又從鄴都運往長安，但營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至唐貞觀年間，魏徵去收集殘存石經時，幾乎已經毀壞殆盡！
自宋代以來偶爾有石經殘石出土，後又陸續在河南洛陽、陝西西安兩地發現一些零碎殘石，至民國時期在太學舊址時有殘石出土，達數百餘塊之多，據統計共8275字。1933年，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書法家 于右任為搶救文物，慨然以四千銀元從洛陽一個古董商人手裡買來一塊略似三角形的東漢刻石。關中著名史學家張扶萬確認此石為東漢著名書法家蔡邕所出，是《熹平石經》的一部分。于右任所得石經殘石為兩面刻，一面刻《周易·家人》迄《歸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另一面刻《文言》和《說卦》，存二百零五字。這是數十年來出土殘石中字最多的一塊，向來為書法界、考古界所珍視。1940年，抗日戰爭形勢緊張，于右任為確保碑石安全，將其由上海轉運至西安，後捐贈於西安碑林，後陳列於西安碑林第三室。
新中國成立後又發掘和收集了600餘字，總計共有8800多字。自宋代洪适在《隸釋》中著錄石經拓本以來，歷代文人學者收集、傳拓石經殘字以校勘經文、研究書法。現這些極為珍貴的殘石分別收藏於西安碑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圖書館等，還有的已流散到國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書道博物館亦收藏殘石數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