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畢業於船政學堂的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深深震撼了中國人。 右圖：老照片中的馬尾造船廠。馬尾造船廠創辦於1866年，是當時中國技術最先進的一座造船廠。 （資料圖片）
19世紀中葉，歐洲列強經海而來，以堅船利炮屢次叩開中國國門，引起了空前的海防危機。為了應對這一“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本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以“自強”尤其是“海防自強”為目標的洋務運動開始。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但留下了可觀的遺產，船政即其一。
1866年6月25日，時任閩浙總督左宗棠根據自己多年思考所得，上奏朝廷，申請在福州馬尾一帶地方設局造船，更新海上武裝，保衛海疆，實現“防海之害而收其利”的宏偉目標。這一機構後來被命名為總理船政，簡稱船政，首任總理船政大臣為沈葆楨，籌辦船政亦是沈葆楨畢生最大的業績。
船政是中國設立的第一個專門負責海防近代化的國家機構，具有製造、教育等重要職能，在中國近代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船政歷經百年發展，所積澱和生髮出的各種有形、無形的社會財富，統稱船政文化。船政文化不僅是福州一張重要的文化名片，也見證了近代中國人在艱難時世中圖強自立的歷程。
在造船工業上堅持“主權在我”
船政從建立伊始，在工業生產方面就堅定秉持著“權操諸我”的原則，即主權在我原則。
由於近代化的海軍、艦船對當時的中國而言是陌生的新事物，為了實現相關技術的跨國轉移，船政採取的是技術承包的做法，以高額的報酬為吸引，以西式的合同形式為規範和約束，僱傭、委託歐洲技術團隊，要求西方人員接受中方管理，負責在短短數年間協助中國實現建廠、育人等一系列目標。
1866年末，船政的基礎建設在馬尾中岐鄉一塊瀕臨閩江的土地上開工，總佔地面積340餘畝。為了確保完全掌握近代艦船的建造技術，消除未來在技術和產品方面被封鎖的威脅，船政要求與軍艦相關的所有工業產品，都要在船政建起專門的生產線。
為此，大到蒸汽機、鍋爐，小到纜繩、耐火磚，全部實現國產自造。至1870年代為止，船政先後建設了輪機廠、鍋爐廠、鑄造廠、船廠、打鐵廠、帆纜廠等十餘個車間，史稱“船政十三廠”。
與此同時，船政從福建以及鄰近的江蘇、浙江、廣東等省招募工匠，培育出了三千餘人的中國產業工人隊伍，人數之多在當時是少見的，並實現了中方人員自己管理和組織西式工廠生產的目標。
從19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短短數年間，船政首先建造出了中國最早的千噸級蒸汽動力軍艦“萬年青”，亞洲國家自造的第一艘巡洋艦“揚武”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蒸汽動力艦船，並自行設計建造出了大型艦用蒸汽機。
而後，隨著中外合作合同到期，船政工業進入中國人自主自立的階段，造艦的技術等級不斷躍升，從自主設計建造的第一艘軍艦“藝新”開始，中國第一艘全金屬結構軍艦“開濟”、亞洲自造第一艘大型裝甲艦“平遠”、中國自造第一艘大型客船“寧紹”等相繼問世，創造了中國艦船工業史上的輝煌篇章。
在20世紀初，船政工業又生髮出新意。在當時國力貧弱的現實面前，船政人員堅持海防自強的目標，爭取“彎道超車”，迅速進軍當時剛剛展露出軍事實用價值的飛機制造領域。1918年，船政組建了中國第一個專門的航空工業機構“海軍飛機制造工程處”，從本就不充裕的船政經費下撥款自主研發海防用飛機，1919年設計製成中國第一架雙翼水上偵察機“甲型一號”，而後新機型接連問世。
新中國成立後，1958年在船政生產舊址上建成福建馬尾造船廠（今為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繼續高擎民族工業的火炬。
船政學堂注重教學與實訓結合
伴隨著新的生產門類、新的科技引進，必然會開設相應的教育機構，以保證中國能掌握相關領域的知識。與近代海軍、艦船相關的人才培育，在船政建立伊始就受到高度重視，注重教育也成為船政文化的核心之一。
1867年，船政設立了中國最早的成規模的官辦新式學校，採取類似西方大學本科的教育模式。船政學堂分為前學堂和後學堂，前學堂培育工程師，採用法語教學，後學堂培育海軍軍官，採用英語教學。教育機構的設立，也使得船政的性質超越了單純的工業製造單位。
船政學堂初期由聘請的歐洲教習執教，後期由船政學堂自身培養出的中國畢業生任教。學堂實行寬進嚴出的招募、考試製度，學生入校後一方面有優厚的獎學金激勵，一方面要面對嚴格而頻繁的考試，學堂的淘汰率高達三分之二左右。
學堂課程設定以西學為主，同時重視培育學生們愛國情操的傳統國文教育。在教學方面，則注重課堂教學與艦船、工廠的實訓結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學制模式。
船政學堂不僅為近代中國培養出了急需的工程師和海軍軍官人才，其學制模式對近代中國海軍教育也產生了深刻影響，此後各地設立的水師學堂，幾乎全都以船政學堂為師，時稱船政學堂為“開山之祖”。又由於船政開辦海軍學校最早，福州地區成為海軍教育開風氣之地，形成了一代代福州子弟積極投身海軍的獨特現象，在中國近代海軍史上出現了“無閩不成軍”的奇觀。
在開創船政學堂的同時，為了保證大工業生產的有序高效執行，需要大量技術工人，船政便於1868年又開辦了一所稱為“藝圃”的學校，採取半工半讀的教育模式，專門培育專業技術工人，而且授予優秀的技術工人以官銜。
經歷百年發展演變，船政藝圃系統衍生出諸多支脈，今天在福建船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福建工程學院、大連海事大學等學校的校史記憶裡，都能尋到船政職業技術教育的血脈。
船政英傑燦若群星
相比起船政的工業製造，船政教育在近代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更為深刻、長遠。船政的教育部門，在培育專業的機械工程師、海軍軍官的同時，也為青年人打開了一扇可以接觸外部世界的視窗，培育了大量具備新知識、新思想，且具有愛國、科學精神的新人。
由船政學堂、藝圃走出的學子數以千計，以“學”“用”作為標準考察，根據各人的成就不一，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船政學子，隨著進入船政學堂、藝圃，改變了自身命運，在畢業之後從事所學專業。
如船政前學堂學生魏瀚，畢業之後被派往法國深造，成為中國第一代艦船總體設計師，操刀設計、監造了“開濟”“平遠”等著名軍艦，為中國近代海軍的裝備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如後學堂畢業生鄧世昌，原本在香港唸書，因船政學堂赴香港的一次招生，而與多名同學一起投身船政，由學堂畢業而成為船政艦隊的一名優秀軍官，後被北洋海軍選調，成為北洋海軍的骨幹軍官。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鄧世昌和同是船政後學堂出身的同學們指揮軍艦與侵略者鏖戰，上演了“船政一校一級而大戰日本一國”的悲壯史詩，鄧世昌指揮“致遠”艦英勇作戰，最終為國捐軀。
藝圃學生陳兆鏘，由於家貧，年僅14歲就被送入船政做學徒，白天在輪機廠跟隨師傅做工，晚上在藝圃的夜校學習專業課程。由於學習勤勉，考入船政後學堂，成為一名專業的海軍輪機軍官。多年後，他成為執掌船政局的局長，開創了船政的航空事業。
另一類學子，則是因為在船政教育機構的學習，獲得了新知識、新思想，此後在其他的專業領域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後學堂學生嚴復，在船政接觸到了新思想，後被選派赴英國留學，加深了他有關中國自強之路的思考。此後，他以教育、救國、開啟民智為己任，成為一代思想導師。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嚴復譯作的影響力並不侷限在學術界，透過報紙、出版等大眾傳媒，當時中國人為其所翻譯的英國學者赫胥黎《天演論》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念而震撼。
前學堂學生陳季同，原本應成為一名艦船工程師，由於所展現出的過人的語言天賦，而成為了一位外交官，用西文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用中文翻譯西方經典，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
藝圃學生林祥謙，經在船政當工人的父親推薦進入藝圃，畢業後成為船政的一名正式工匠，此後又由船政而進入京漢鐵路江岸機車車輛修理廠，目睹軍閥的殘暴、工人生活的痛苦，林祥謙投身工人運動，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著名的二七大罷工，後遭軍閥殺害，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
猶如漫天閃耀的星光，每一名船政學子，都延續著船政文化發奮自強的精神，併為其注入了時代內涵，使船政文化的內涵得到不斷豐富。（陳悅 作者繫馬尾船政文化研究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