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居住時，他們的身影隨處可見。
大街小巷是他們的主戰場，最懶的人抱著孩子蹲在街邊乞討，稍微勤快點的在十字路口販賣零食飲料，或者給過路車擦玻璃賺點小費。每天，公寓樓下幾波人聲嘶力竭地喊：“衣食父母，兄弟姐妹！我們來自兄弟國委內瑞拉，我們的孩子已經好幾天沒飯吃了，好羨慕你們有吃有住；我們的要求不高，請你們行行好，可以把不穿的衣服，剩下的食物送給我們嗎？上帝保佑你們！”他們的聲音中氣十足，在小巷裡迴盪。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截至2021年9月，至少460萬委內瑞拉人流離失所，這個數字僅次於敘利亞。其中170萬人身處鄰國哥倫比亞，有100萬委內難民和800萬本地人共同在波哥大生活，哥倫比亞也成為全球第二大難民收容國。
穿越邊境進入哥倫比亞的委內瑞拉人 / BBC
但當時，他們只是我生活的背景板。難民是怎樣到達波哥大的？是不是合法居留？生活沒法保障時怎麼辦？怎麼看待自己的命運？我從未思考過這些問題。我們生活在一個城市的兩個平行世界裡。直到我搬到玻利維亞，在這個拉美難民中轉國，我在陰差陽錯下開始漸漸揭開難民體系的冰山一角，看到了被迫逃離家鄉的人的掙扎、各方勢力的對抗和平衡以及局勢影響下難民潮的轉變。
運送人
@巴西科隆巴市-玻利維亞蘇亞雷斯港
一切從一場去玻利維亞邊境城市蘇亞雷斯港的旅行開始。旅途中我結識了克里斯和瑪麗這對夫妻。我們乘黑車越過邊境，在巴西的科隆巴市停留一會兒後，回到玻利維亞。返程途中，克里斯接到電話，一個在科隆巴生活的海地朋友說，晚上有一批海地難民要偷偷穿過邊境，需要他在玻利維亞這頭接人運送。
我能夠不受檢查、隨意穿越邊境已經是件稀奇事了，沒想到還能目擊一場偷渡。克里斯和瑪麗已見怪不怪：三個月前，這位朋友找到克里斯，鼓動他參與難民偷渡的生意。
“有利可圖是原因之一，當然我也想幫幫那些可憐人。”克里斯答應下來。海地人的逃離始於2010年1月的大地震，自那以後他們的身影出現在拉丁美洲的每個角落。今年7月的總統刺殺事件和8月的又一場地震後，政局和經濟更加不穩定，迫使更多海地人加快出逃的速度。聯合國難民署的資料顯示，目前已有200多萬，也就是接近五分之一的海地人被迫離開祖國。
今年8月14日，海地發生7.3級地震，圖為震後的熱雷米地區 / 人民視覺
這場逃離要經歷重重考驗。據克里斯的瞭解，首先，這些海地人要儘量向目的地國申請旅行許可，減少入境證件不全的風險；接著，要想辦法買一張去巴西的船票。巴西部分州對外國人的准入管理十分寬鬆，從那些地方入境更容易；下一步，他們將穿過整個巴西，也就是半個南美大陸到達科隆巴。圍繞難民偷渡形成的產業已頗為成熟，每一段路都有熟悉地況、在當地有關係的專人負責運送，直到交接給下一個負責人。
克里斯的朋友是科隆巴一段的負責人，而克里斯與距邊境一小時車程的埃爾卡門鎮的警察有交情，可以跳過檢查，暢通無阻；過了埃爾卡門，他把海地人交接給下一個兄弟，完成任務，每個“貨物”付給他100玻利維亞諾（摺合人民幣約為93元）作為這一段的"運送費"，這是正常大巴價格的10倍。難民就這樣坐在卡車或閒置的大巴車中，一段段地被運送。
他們的目的地是智利，據說那裡對黑人移民最寬容。
這段過程寫著容易，實施起來困難不小。從巴西返回時，我看到玻利維亞的警察在盤問幾個黑人。瑪麗告訴我，中國人面孔也很少見，不過我們基本不會被扣住。而玻利維亞人對黑人最為忌憚，每一站他們都被扣留盤問，一旦回答不合對方心意就會被遣返，功虧一簣。所以難民一般選擇晚上從海關附近的樹林中穿越邊境。
科隆巴的交接人告訴克里斯，讓他晚上十點半在指定地點等待。
到了十點，我們坐在克里斯的卡車裡，穿越一片枯樹草原，前往邊境線。公路上沒有路燈，一片漆黑，點點星光在空中閃爍，草原吹來涼爽的風。這是三個月來克里斯的第六次行動，他要接25個海地人。
快到時，那位朋友打來電話：“今晚行動取消，樹林裡巡邏的警察太多了，明天同一時間繼續。”
最近，對黑人的檢查愈發嚴格，部分是因為100多個海地難民突然出現在聖克魯斯附近的派龍鎮。他們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穿越邊境，進入玻利維亞中心地區，且沒有做任何防疫措施，這引起了群眾的恐慌。當時看新聞我也很疑惑，這麼多難民一路走到這裡，竟然沒人發現。現在想來，也許他們正是坐在克里斯們的卡車裡被運過來的，這一步步轉移都是夜晚在偏僻的地方進行，確實不易發現。最後，那些海地人被遣返巴西。
玻利維亞本地電視臺新聞：無業的外國人出現在派龍鎮 / 影片截圖
這讓今晚的25個海地人更加謹慎，寧願打消過境念頭，一旦被發現遣返，他們一路以來的艱苦跋涉和金錢付出就全打水漂。他們準備在科隆巴附近卡薩布蘭卡農莊的山中湊合過一夜，等待下一個夜晚。現在是旱季，夜晚氣溫比較低，但比雨季無處可躲的暴雨好了不少。
第二天，我和瑪麗要回聖克魯斯工作，克里斯留在蘇亞雷斯港，等待晚上繼續未竟的任務。晚上7點左右，克里斯打來電話。雖然邊境巡檢依然嚴格，但滯留在科隆巴的海地人不願再等，無論如何必須穿越叢林。他們需要克服三重困難：夜晚漆黑的樹叢，潛伏的美洲獅和美洲豹，還有拿著手電巡邏的邊境警察。
瑪麗很同情這些難民。在前幾次運送中，他們給她留下不錯的印象：“（他們）瘦得皮包骨，特別疲憊。我們聽不懂法語，但能從肢體語言中感覺到他們挺有禮貌。有時我會買點吃的，他們一點都不剩下，吃得精光。”汽車在檢查站停住，警察上車掃了一眼，檢查了唯一一個黑人的證件。瑪麗向我使了個眼色，無奈地撇了撇嘴。
8點鐘，我們快到聖克魯斯了。此時13個難民經過一小時的跋涉穿越邊境，成功與克里斯碰頭。剩下12個人，面對烏漆麻黑的叢林害怕了，不敢再向前走。科隆巴的線人正在說服他們改換路線，那裡的叢林巡邏官可能少一點，這意味著克里斯還要等至少一個小時。
9點，我和瑪麗都到達住處。25個海地人也終於全部順利穿過邊境。他們鑽進克里斯的車廂，踏上玻利維亞段的險途。一個小時後，克里斯將到達埃爾卡門，跟關卡警察打好招呼，順利過關。他的弟弟在那兒等著，他不久前剛出獄，入獄原因是販賣毒品。克里斯的弟弟接到"貨物"後，將以同樣的方法把他們運送到派龍。他們會從那裡走一條沒有檢查關卡的小路，抵達聖克魯斯北部的蒙特羅市。
這就是海地人逃離的方法：一輛輛卡車、一個個關卡、一條條小路、夜晚行動。如果順利，幾天後他們將到達科恰班巴市，從那裡向南方進發，最終到達夢中的智利。
而誤打誤撞接觸到難民運輸體系的我，決定展開進一步調查。我跟隨海地人的腳步，來到玻利維亞與智利接壤的奧魯羅省。
國際刑警組織
@玻利維亞奧魯羅
2021年9月上旬的一個早晨，國際刑警組織玻利維亞分部的警官拉米羅·馬查卡收到通知，幾個警察在奧魯羅市附近巡邏時，撞見一批正在換車的委內瑞拉難民。他們連人帶車被扣押住，送往奧魯羅警察局接受問詢。
拉米羅在國際刑警組織工作三年了，這幾個月他的工作量尤其多。持續的疫情讓拉美經濟惡化，去年的損失和停滯的惡果在今年爆發。隨著各國逐漸放開邊境管制，難民數量激增。尤其是海地人：去年一整年，玻利維亞共抓獲1600多個偷渡的海地人，而今年僅7、8兩個月就抓到約800人。
國際刑警組織玻利維亞分部 / Interpol Bolivia
這批難民共14人。他們原本分散行動，後來在秘魯和玻利維亞邊境的得薩瓜德羅鎮相遇，決定共同包車透過玻利維亞前往智利。與克里斯載的海地人一樣，他們支付了一筆鉅款，僱傭本地人開大巴車，從得薩瓜德羅前往首都拉巴斯，再換車來奧魯羅。他們計劃在這裡換乘一輛低調的小客車，從奧魯羅到玻利維亞與智利接壤的皮西卡鎮需乘車三小時，為此他們要付400-800玻利維亞諾（摺合人民幣約為370元-750元之間）。
被抓獲後，拉米羅是他們要過的第一關。他把14個人的名字等資訊收集起來，輸入國際刑警組織全球聯網的犯罪資料庫（I-24/7），檢視是否有人在其他國家有犯罪記錄。如果查到，對紅色通報嫌疑犯可以直接逮捕引渡，其他等級的通報則需通知相關國家的組織成員其行蹤，但無法直接逮捕審判。據拉米羅說，這兩個月抓住的800多個海地難民裡，沒人有犯罪記錄。
這些委內瑞拉人也是同樣的情況。透過這一關後，拉米羅把他們交到移民局。移民局的職責是審查難民的證件並進行遣返等處理。對玻利維亞移民局來說輕鬆的是，幾乎所有難民都將這個南美最貧窮的國家當作中轉站，近幾年向玻利維亞政府申請避難的人數每年只有400多——想想在波哥大的100萬委內瑞拉人。
與哥倫比亞移民局相比，玻利維亞政府無需過多操心難民安置的問題，只要安排好遣返國家即可。難民可以自行選擇被引渡到哪個接壤國家，這些委內瑞拉人選擇了智利，幾天後他們被運送到皮西卡鎮海關，玻利維亞移民局的責任到此為止。
難民選擇的道路一直是拉美各國經濟發展狀況和貧富差距的風向標。拉米羅還記得，三年前剛加入組織時，幾乎所有經過玻利維亞的難民的目的地都是南美最發達的國家智利，只有一部分在巴西幹農活的海地人會隨農業時節在兩國間遊走。
天堂國度的美夢在2019年破碎。當年10月，智利爆發了近幾年拉美規模最大的集會遊行，經濟陷入停滯。疫情的持續讓情況雪上加霜。難民從事的往往是不穩定的臨時工作，受影響最大。拉米羅注意到，最近在湧向智利的人潮中，出現了一股逆流。在智利也丟了工作的人，尤其是海地難民，索性決定離開，前往美國。
智利的海地難民群體 / CNN
海地人是拉米羅見過的最靈活的難民群體，他們對變化的反應非常迅速，一般不會在同一地點駐留太長時間。最近，越來越多的難民選擇被遣返至秘魯，從那裡一路向北，經由厄瓜多、哥倫比亞、中美和墨西哥，最終到達美國。
但是，既然智利和秘魯也接壤，為何要經過玻利維亞呢？拉米羅解釋道：“硝石戰爭時（1879-1883），智利軍隊在與秘魯的邊境處埋下了很多地雷。如果智秘海關不放行，難民就必須從偏遠的地方跨越邊境，很有可能踩到地雷。"
加入組織前，拉米羅在玻利維亞反走私特別部隊工作了10年。相比之下，現在的工作沒那麼危險："大部分被捕難民沒有犯罪記錄，他們只想找個能活下去的地方。運送難民的人也都是想透過灰色渠道賺點錢的普通人，不是窮兇極惡之徒，抓到了交給法院，判不了幾個月。毒販就不一樣了，你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攜帶槍支，逼急了一槍崩了你。"
目前，國際刑警組織玻利維亞分部只有十餘名員工。拉米羅承認，這對覆蓋所有入境人員的跟蹤調查是遠遠不夠的。他們一般在西部高原與秘魯和智利接壤的地區行動，東部平原與巴西的邊境暫時無人負責。與鄰國相比，玻利維亞的事態還不算嚴重。但是拉米羅擔心，隨著今年難民人數的增長，有一天他們可能承受不住。
我想起自己居住的城市聖克魯斯。最近，繁忙地段的十字路口開始出現抱著孩子、敲窗討錢的委內瑞拉人。有一天波哥大的景象會在這裡重現嗎？
最後，拉米羅建議我直接去邊境看看。“小心你的手機，還有別讓海關的人看到你，那裡什麼人都有，唯獨少見中國人，你太顯眼了。”他把我送上去皮西卡鎮的小巴，囑咐道。
難民
@玻利維亞智利邊境，皮西卡鎮-科爾查內鎮
這裡海拔3700多米，空氣稀薄，天空透出純淨的湛藍色，陽光直剌剌地灑在枯黃的荒原和遠處的雪山上。偶爾能瞥見小羊駝群低頭吃草，這些只有在安第斯山脈才能看到的動物長著對身體來說過長的脖子，看起來十分喜人。它們黑白棕色的毛將被製成昂貴的柔軟羊駝衫，擺放在玻利維亞和秘魯的機場和高階商場裡。
智利-玻利維亞邊境皮西卡鎮 / 世界說
對在皮西卡鎮伺機等待的人來說，這種環境簡直是噩夢。出於疫情考慮，智利關閉了智玻邊境的口岸，但這不能阻擋難民源源不斷地湧來。他們來自美洲各地：海地、古巴、委內瑞拉、厄瓜多、玻利維亞，大部分人的證件都不算齊全，只能碰碰運氣，他們從祖國遊蕩至此的一路都是這樣做的。
只有生活在高原的厄瓜多和玻利維亞人能適應這裡稀薄的空氣和早晚巨大的溫差，而來自平原的難民往往會頭昏腦脹，甚至面臨生命危險。就在9月份，一位剛剛到達奧魯羅的海地女性因高反導致心臟供氧不足，在家中死亡。由於沒有家屬認領屍體，警方只得將其火化。此外，大部分難民都沒做任何防疫措施，在高原一旦感染，風險驟增。2021年已有11個難民在跨越邊境時死於新冠併發症。
一道兩米深的壕溝將皮西卡和智利的邊境小鎮科爾查內分隔開。兩個智利警察站在對面，他們的黃色軍裝幾乎與土地融為一體。而玻利維亞這邊聚集著各色面板的難民，他們大多拖著一個覆滿塵土的行李箱或者抱著孩子，行李多的人僱傭本地人用小車推。
智利-玻利維亞邊境海關 / 世界說
一個健壯的黑人跳進壕溝，爬到另一邊，展開幾張皺巴巴的紙，遞給兩個警察檢查。在強烈的陽光下，警察眯著眼湊近看了半分鐘，然後搖了搖頭，把紙還給黑人。他很失落，再次跳下壕溝折回玻利維亞，他抱孩子的妻子在那邊焦急等待著。隨後的人重複著跳下、爬上、拿出檔案的動作，警察的拒絕也同樣熟練。沒有一個人的證件合格。
被拒絕的黑人一家跟其他人一樣，拖著行李箱走上一條向西的寬闊大路，成為荒涼的黃土背景中兩個越來越小的黑點。一輛坦克在路旁巡邏，履帶碾過的地方泛起陣陣塵土。根據兩個本地姑娘的說法，這條路通向另一個村子，也許他們想換個地方碰運氣，邊境這麼長，一定有能偷偷透過的地方。
還有些難民留在原地徘徊，不久他們就等到了機會。兩個警察被叫回海關小樓，趁著這個空檔，等在邊境的人馬上抓起行李箱，翻過壕溝，不顧一切地向對面飛奔過去。我趕快跟了上去。
我試圖與他們攀談，但沒有人理我，他們要時刻提防警察的出現，再說我的存在實在太過奇怪：一個年輕中國人，只揹著一個小包，衣服還算乾淨，不像是經歷了一路波折的樣子。
鐵絲網旁被偷渡客踩出來的小路 / 世界說
大約兩分鐘後，我跟著這群人跑到了智利境內。對岸其實沒有什麼不同：一列望不到頭的卡車沿著公路綿延向遠方。踏上這條路的難民有兩個選擇，坐車向西走17個小時到伊基克港，或者向南穿過阿塔卡馬沙漠，到達2000千米外的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科爾查內是個頗為荒涼的小鎮，只有1700多位居民。與平靜的鎮子內部相比，邊境線格外熱鬧。幾群人拖家帶口，靠著集裝箱或坐在馬路牙子上歇息，成年人的眼神裡盡是疲憊和茫然，只有精力旺盛的小孩在嬉笑打鬧。
跟上次去巴西一樣，又是一次輕鬆的跨越邊境之行。正當我這樣想著，背後突然傳來一陣槍聲，我猛地回頭，嚇得呆在原地。身後，中途返回的警察扛著槍，追趕著四散的難民，他們沒那麼幸運，在越境途中被逮到。坐在馬路牙子上的人尖叫起來：“快跑！”“她還帶著孩子，放她過來！”這時我才回過神來，趕緊躲到集裝箱後，那是唯一的遮蔽物。
有幾個人成功跑到這邊，但其他人在警察的怒吼威脅下，悻悻地跟著他原路返回，等待下一次幸運降臨。
等他們走遠後，我從集裝箱後走出來，望向身後的公路。我像一條不小心捲進拉美尋求更好生活的洶湧浪潮中的小魚，陰差陽錯下來到這裡。陸上交通和小旅店從不查證件，只要我想，沿著這條公路走下去，就能不受管制地探索這個狹長的國家，到達美洲大陸最南端，甚至以相同的方法到達阿根廷，再折回玻利維亞。
一切都在違法的邊緣瘋狂試探，但這就是拉美預設的規則，灰色地帶是在生存線上掙扎的人唯一的選擇。非正規成為拉美的主旋律，“合法”“官方”反而處於弱勢。
以玻利維亞為例，10月初，政府頒佈一條法令，准許公職人員在懷疑公民藏有非法所得物的情況下，對其身體和住所進行檢查。這引發了大規模的反抗和罷工。玻利維亞位於南美內陸，沒有海岸線，貨物透過正規渠道進口的運費極高，而透過鄰國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的走私渠道進入的價格則較低。因此，很多人在工作或日常採購中都或多或少涉及非正規渠道。這條法令的頒佈相當於把違法的壓力從走私方轉移到購買方。在激烈的抗議下，該法令最終被撤回。
與我一起成功跨境的幾個年輕人匯入了馬路牙子隊，他們是委內瑞拉人，一個月前加入了浩浩蕩蕩的逃難大軍。他們的組成很複雜：有的人來自同一個家庭，有些人只是朋友或熟人。大約20多人湊成一個小團體，互相照應。
瑪麗亞和戴琳明顯不是一家人：瑪麗亞棕色的面板有些粗糙，頭髮又黑又直；戴琳的白面板曬出了高原紅，紅棕色的的頭髮捲成一撮撮。她們上身穿著僅有的一件棉服——在炎熱的委內瑞拉根本不需要這個，棉服的帽子支起來抵擋高原炙熱的陽光，緊身花褲子被磨損得破爛骯髒，腳上蹬著一雙沾滿土的塑膠拖鞋。
瑪麗亞告訴我，昨天他們也趁著警察偷懶的空檔跑到這裡，然後一直等到現在：“我們沒有地方睡，只能在馬路邊湊合。晚上好冷，身上這件衣服根本不管用。”她被凍感冒了，嗓音沙啞，不停吸著鼻子。好在不用繼續等下去了。剛剛智利海關通知他們可以入境，只需過幾個手續。在這段需要不斷碰運氣的旅途中，他們是幸運的。只要過了邊境，即使證件不算齊全，也有一定的被放行的可能性。
瑪麗亞和戴琳逃離的第一站是委內瑞拉的邊境城鎮塔奇拉。這是一條大部分委內瑞拉人選擇的經典線路。從那裡，她們乘一艘小船，跨越位於兩國邊境線上的塔奇拉河，進入哥倫比亞庫庫塔市。這種船隻大約有70多條，每天承載至少2000個缺少合法證件的委內瑞拉人偷渡到哥倫比亞。這一路非常危險，不僅有虎視眈眈的邊境巡邏警察，還要面對湍急的河水對超載船隻的衝擊。為此，她們各付給船主200美金。那些不再有錢剩下的人會直接留在庫庫塔，尋找謀生的機會，目前庫庫塔有八萬多委內瑞拉人。
兩人跟著大部隊一路南下，穿越哥倫比亞的高山和雨林，從伊皮阿雷斯市過境，到達厄瓜多的圖爾坎鎮。下一步是沿著安第斯山脈進入秘魯，再從德薩瓜德羅入境玻利維亞。智利的伊基克港是他們的最後一站。他們的行進方式相當靈活：資金充足時買大巴車票，不夠的話在路邊攔卡車，請求司機載一程。他們儘量在錢全部花光前到達大城市，在那裡沿街乞討，直到湊夠車費，再開啟下一程。
9月，不堪重負的伊基克港已經爆發反對難民的暴力抗議，“今天就關閉邊境！” / El Universo
他們對我感到非常好奇，倒不是因為沒見過中國人：“我也想去中國，從這裡去要多長時間啊？必須要坐飛機嗎？可以坐車去嗎？”雖然沒有手機，上網時間有限，但與大眾想象構建的封閉形象不同。一路的磨練讓他們心態開放、敢於冒險、想象力豐富。在許多社會里，這樣的心態都被視為某種更容易成功的標誌，但在拉美，無法改變的外部處境才是他們難以改變的命運。
一個官員從海關小樓裡走出來，叫瑪麗亞和戴琳過去填寫表格。接下來她們將接受核酸檢測，通過後便能拿到通行證件，進入智利境內，成為該國140多萬外國人中的兩員。
“世界公民”
9月21日，一張在美國得克薩斯州格蘭德河旁拍攝的照片引發了美洲網友的憤怒。照片中，馬背上的巡邏員在用鞭子驅趕兩個拿著飯盒的海地人。拉美難民問題又一次成為媒體的焦點。
引爆美洲輿論的那張新聞照片 / AFP
拉丁美洲是全球難民人數第二多的區域，也是2021年非戰爭影響難民數增加最多的區域。聯合國難民署與難民接收國的配合並不順利。作為社會不穩定因素，難民往往不受接收國歡迎。疫情期間各國更是加強了邊境管制，減少接收難民的數量。
以美國為例，去年3月CDC頒佈42號法令，限制外國人入境。海地難民大多被"臨時保護身份"（TPS）吸引而來，卻不知道TPS只保護"在美國境內的外國人"，而被42號法令的規定擋在美墨邊境。拜登雖聲稱"將以更靈活的方式對待難民"，但目前來看，美國政府的實際行動依然是特朗普政策的延續。
今年2月，哥倫比亞政府向聯合國難民署保證，將對境內委內瑞拉難民提供特殊保護。但是根據我的個人觀察，今年難民問題反而更加嚴峻，流落街頭的人更多了，對他們的保護也不見實施。
另外對難民來說，申請保護、人道主義簽證或工作居留並不容易。他們需要支付相對於他們的收入來說過高的費用才能獲取相關檔案，有時甚至需要向國籍國申請護照等材料，這不僅涉及跨國手續，其費用更是高昂。目前，難民署和接收國提供的資金援助只是杯水車薪。
攝影師拍攝那張照片時，格蘭德河大橋下聚集著超過15000個海地人。在後來的十天裡，美國政府將其中的4600人遣返海地或墨西哥。但無論身在何處，他們不會停止掙扎生存的腳步。為了方便，我總以"海地人""委內瑞拉人"稱呼他們。在美洲，國籍是貼在他們身上的最醒目的標籤：提起"海地黑人"，人們毫不掩飾對他們的鄙視，即使在巴西這種一半國民有黑人血統的國家；四處遊蕩的"委內瑞拉人"到哪裡都會提高當地犯罪率，人人避之不及。
但事實上，國籍對於定義他們並無作用：當生存都成困難，國籍成了最無足輕重的東西，在驅趕、隔絕和逮捕的壓力之下，他們褪去一切標籤，成為純粹的、只想活下去的人。（責編 / 張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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