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威亞「中國人民銀行西安分行」
文章｜本文將於《中國金融》近期刊出
革命戰爭時期，貨幣發行和貨幣信用對於保障軍民生活、開展經濟建設和贏得革命勝利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分別以中央革命根據地、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的物價波動情況為例，回顧了革命根據地物價波動的原因以及紅色政權維護物價穩定的措施，總結了黨關於維護物價穩定的認識，並提出了對當前金融工作的啟示。
革命戰爭時期紅色政權應對物價波動的措施
- 土地革命時期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物價上漲及應對措施
1933年起，中央革命根據地物價飛漲。1932年，稻穀每石1元，1933年漲到每石4元7角，至1934年，部分地區達到每石8元，其中，贛縣稻穀價格漲到每石17多元。
導致物價飛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貨幣流通範圍越來越小。1933年，國民黨政府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中央革命根據地包含21個縣城，至1934年10月時僅剩5個縣城。二是貨幣發行數量迅速增加。1933年8月，國家銀行紙幣發行量為200萬元，至1934年10月，發行量達到了800萬元。“左”傾機會主義者取消了紅軍籌款任務，大規模增加紅軍兵力，加重了根據地財政負擔。在財政壓力劇增情況下，只能靠發行紙幣彌補財政虧空。三是物資匱乏問題十分突出。由於大規模擴大紅軍力量，青壯年勞力參加紅軍，生產活動受到嚴重製約。加上國民黨政府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物資短缺問題更為嚴重。
臨時中央政府採取了以下措施控制物價飛漲。一是強調紙幣發行與市場需要相匹配。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通過了《關於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指出“紙幣的發行如超過市場所需要的定額外，必然會使紙幣跌價，會使物價騰貴，使工農生活惡化起來，以致影響到工農的聯合”。但由於“左傾”路線干擾、國民黨進行殘酷的軍事“圍剿”以及嚴厲經濟封鎖等因素，這一正確的貨幣發行思想並未得以應用。二是加強物資儲備，維護貨幣信用。第三次“反圍剿”後，有特務分子製造大量假幣，並故意詆譭蘇區紙幣信用，引發民眾擠兌現洋風潮。1933年，在缺少金銀儲備的情況下，面對貨幣的信用危機，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要求加強物資儲備，下令從“反圍剿”前線運回食鹽、棉布等物資，以快速充實物資儲備，並規定買賣這些物資只收紙幣，不收現洋。之後，群眾將手中的現洋兌換成紙幣，恢復了對蘇區銀行的信任。
-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物價上漲及應對措施
1943年，陝甘寧邊區物價上漲十分明顯。西北局調查研究室統計資料顯示，若按照1943年1月邊區物價指數為100計算，到當年6月物價指數已上漲至359，12月達到驚人的1950。
陝甘寧邊區物價上漲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邊幣發行速度加快。1942年10月至1943年12月15日，邊區共增發邊幣171300萬元，約等於前期五年發行累計數6600萬元的26倍。二是邊幣對法幣的比價下跌。邊區實行與法幣的固定牌價，2.1元邊幣合法幣1元。但是，1943年當年貿易入超數額巨大，達110792萬元，需要大量法幣彌補貿易缺口，因此出現了法幣黑市。1943年1月至2月，延安法幣黑市上的邊幣兌法幣比價為2.1元邊幣合1法幣，至3月邊幣開始跌價。1944年初，黑市上法幣比價更是漲到13元邊幣兌1元法幣。
為了平抑物價，邊區政府採取了諸多措施。一是發行流通券。1944年7月1日，“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在邊區正式發行。流通券的主要作用是暫時替代邊幣，實現貨幣功能，改變民眾對邊幣持續貶值的觀念。二是打擊法幣。自1941年起，邊區就實行停用法幣政策，但到1943年底，法幣仍舊在市場上流通。1944年，邊區銀行再次強調“邊區內的公私交易，不論大小，均以邊幣為單位，不準使用其他貨幣，嚴禁法幣在市面流通”。三是恢復貨幣交換所。貨幣交換所的作用是開展法幣與邊幣的交換，調整邊幣、法幣的比價。面對邊幣貶值、物價飛漲，1943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取消了貨幣交換所固定兌換牌價的做法，恢復按照市場比價交換貨幣。此後，邊幣下跌的趨勢得以控制，邊區物價趨於穩定。
- 解放戰爭時期晉綏邊區物價上漲及應對措施
解放戰爭時期，晉綏邊區出現了物價急劇上漲的現象。如1945年12月7日至12日，河曲縣絕大多數商品價格快速上漲，破麻繩漲價46.7%，黃油漲價30.8%，莜麥漲價36%等。1947年11月，各地區糧食價格又有不同幅度的上漲。1948年前3個月，物價上漲依然明顯，4月起，物價逐步趨於平穩。
晉綏邊區物價上漲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戰爭導致物資匱乏。1948年晉綏邊區行署工作報告認為：“（物價）是主要決定於戰爭，和由此引起的本幣流動範圍的變化，及財政收支狀況的變化。”戰爭導致物資供給下降，供銷失調，是物價上漲的重要原因。二是貨幣的財政性發行。政府過度發行貨幣，以此彌補財政鉅額赤字。1945年7月起農幣不斷大量增發，至1947年12月底發行量已達到12567302萬元。三是自然災害。晉綏邊區物價上漲以糧食價格上漲最為典型。解放戰爭時期，晉綏邊區各縣曾遭遇雹災、水災、極寒、旱災、蟲災等，農業歉收、糧價上漲。由於糧食價格與其他商品價格密切關聯，其他物價也劇烈波動。
邊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穩定物價水平。一是擴大農幣流通範圍。當時，農幣價值依附於銀洋，銀洋的漲跌造成農幣的漲跌。晉綏邊區政府於1946年10月2日釋出《關於嚴禁銀洋法幣周使的指示》，嚴禁使用銀洋。同時，晉綏邊區政府使用農幣收購群眾產品，擴大農幣的使用流通。二是解決物資短缺問題。如1947年，邊區政府做出《晉綏邊區行署關於發放九十萬萬元生產貸款的決定》，以促進生產發展，彌補糧食短缺。1948年5月，面對糧食短缺現象，釋出《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救災救死緊急動員令》，透過調撥糧食調節供需，1948年上半年調劑到市場出售的糧食達到1315大石。
革命戰爭時期黨關於維護物價穩定的認識
- 正確處理貨幣財政性發行與獨立貨幣發行之間的關係
革命戰爭時期，在治理通貨膨脹的實踐中，我黨深刻認識到，要防止貨幣過度的財政性發行。1933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在第四十九次會議上討論通過了“新的財政計劃”，指出：“國家銀行應從九月起，在財政部監督之下實行獨立，執行銀行本身職務”。在1934年1月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針對國家銀行紙幣發行量過大引發的通貨膨脹問題指出：“國家銀行發行紙票的原則，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財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絕對必需的。”
- 貨幣供應規模應與實體經濟相匹配
革命實踐中，我黨認識到，貨幣供應數量超過實體經濟的需求是引發物價飛漲的重要原因。例如，1934年1月，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透過的《關於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指出：“如果紙幣的發行量超過了市場需要的額度，那麼紙幣將會貶值，從而導致物價上升，使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情況惡化，以致影響工農的聯合”。又如，在抗日戰爭時期，時任陝甘寧邊區銀行行長的朱理治在1942年5月28日～29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邊幣的根本問題》的文章認為，1941年延安物價上漲4.8倍，其主要原因是邊幣數量與商品數量不匹配。
- 應有充足的發行準備作為保障
基於貨幣發行的實踐，革命政權對於發行準備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邊區金融工作經驗講演提綱》認為：“要多少準備金有一定的比例，在邊幣總購買力指數超過85%的部分，就要100%的法幣準備。”南漢宸在1943年向邊區銀行全體人員所作的報告《銀行工作檢查問題》中，特別強調了物資準備的重要性：“其他國家是靠公債票，我們的準備金是人人都需要的，可靠的如物資局的特產、食鹽、與紡織品等。”曹菊如在1945年下半年起草的《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關於金融問題的一些經驗》中，也講到邊幣發行準備對於維護邊幣信用的重要性：“在四年半的發行歷史中，開始三年是幾乎沒有準備金，不能無限制兌換，甚至完全不兌換，結果是邊幣慘跌。”可見，雖然發行準備的形式（法幣、物資或其他）各有不同，但保障充足發行準備的重要性已被革命實踐所證明。
對當前貨幣金融工作的兩點啟示
- 堅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
紅色政權穩定物價的經驗表明，貨幣供給數量應當與實體經濟發展對貨幣的需求相匹配。當過量的貨幣追逐有限的商品時，必然發生通貨膨脹。因此，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是防止物價飛漲的根本。近年來，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基本匹配。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和我國經濟造成嚴重衝擊的特殊時期，也不搞“大水漫灌”，而是保持貨幣供應總量適度、精準滴灌，支援穩企業保就業，取得顯著成效。應始終堅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保持物價水平穩定的同時，降低民營小微企業和三農等領域的融資成本，使金融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
- 做好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不論是革命戰爭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既要防止出現貨幣的財政性發行，又要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補充和支援。一方面，堅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司其職，防止混淆。財政部門和貨幣部門都是政府的“錢袋子”，兩者各司其職、關係密切，要防止混同成一個“錢袋子”，或“大袋子套小袋子”。三個革命根據地維護物價穩定的經驗表明，如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職能邊界模糊，甚至財政凌駕於貨幣之上，“大口袋裡套小口袋”，就會出現貨幣超發和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應注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確保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同配合，更好地維護物價穩定，保障經濟有序健康發展。
（責任編輯 馬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