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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築大師梁思成誕辰120週年。他的一生，與北京緊密相連。這座古都是他自少年起就生活在其中的故鄉，也是他開啟建築史研究的第一站。上世紀50年代，當北京的古蹟建築面臨拆毀的命運，梁思成為保護它們而四處奔走，他與這座城市的牽絆，深深地影響了彼此。
出建國門地鐵站，經貢院東街，過東總布衚衕，向北拐入北總布衚衕。這是一條南北向的巷子，平房和低層樓宇雜居，被四周的高樓圍擠。寬闊的只有頭上北京深秋的天空，高遠湛藍。
過了22號是一段長長的圍牆，走完便到了28號。24號的故居無跡可尋。巷中閒聊的幾位老人手指圍牆：24號梁思成故居？就在這裡面。
梁思成，著名思想家梁啟超的長子，建築大師，中國古建築研究的先驅。戰亂頻仍的年月，他堅持考察了上百個縣市、上千座古建築，寫成第一部系統研究、整理中國建築藝術的著作——《中國建築史》。
圖 | 梁思成
北總布衚衕24號曾是梁思成的居所。1931至1937年，他和家人在這裡度過了一生中最為安定、幸福的六年時光。梁思成在不遠處的營造學社從事心愛的古建築研究事業，妻子林徽因經常和他一起外出考察。閒暇時，他們在家中美麗的院落裡和徐志摩、沈從文、金嶽霖、費正清等文化界的好友聚會暢談。梁思成的儒雅和善、林徽因的聰慧機敏，使24號院成為北京名盛一時的文化沙龍。夫妻倆的兒子梁從誡，也正是出生在這裡。
可以說，北京是孕育建築學家梁思成的母體，也是他的人生舞臺。等到北京城面臨改造，他又挺身而出，為儲存它典雅的舊城風貌和無數古蹟建築奔走呼告，耗盡心力。守護北京，成了梁思成一生最重要的一場戰役，並深深地影響了人與城市的命運。
1949年1月，當時的北平解放，併成立了都市計劃委員會，梁思成任副主任，負責古城的規劃建設。這是家國情懷濃厚的梁思成最渴望能加入的事業，抗戰勝利後從四川北歸的途中他就想：回到北平，最好能當上工務局長，把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市容上留下的一切痕跡全部剷除掉。
在都市計劃委員會的最初兩次會議上，梁思成就明確提出，應當把新的行政中心建在北京西郊，保護以中軸線為中心的舊城的風貌，也給新城區充分的發展空間。之後，他結識了曾在英國學習城市規劃的建築師陳佔祥，觀點一致的兩人合作完成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即著名的“梁陳方案”。
在方案中，梁思成和陳佔祥建議，在舊城以西約1.5公里的月壇與公主墳之間建立首都的新行政中心，將國家機關單位的辦公地點集中在這一區域。因為北京舊城人口、建築密集，如強行在舊城中擠入新行政中心，勢必造成交通、居住擁擠，也會破壞舊城的整體風貌。
圖|梁陳方案草圖
多年後，當北京飽受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之困，只能像“攤大餅”一樣層層向外擴張時，很多人懷念起“梁陳方案”，稱讚它的科學性和前瞻性。但在當時，科學性或許並非決策者的首要考量。
最終被選擇的不是“梁陳方案”，而是蘇聯專家為北京制定的規劃：在舊城建設行政中心。“梁陳方案”被指責為“企圖否定”中軸線作為全國人民嚮往的政治中心地位。
駁雜的新建築在長安街、東交民巷操場拔地而起。和梁思成將北京建成環境幽美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主張不同，在強烈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下，決策者要把北京變成工業城市。北京市長告訴梁思成，領導人說，希望從天安門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煙囪。
拆牆派認為城牆阻礙交通，且是封建帝王的遺蹟，應該拆毀。為了保護已有五百多年曆史的明城牆，梁思成抱病寫下《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力陳城牆的“氣魄雄偉、精神壯麗”，“它是我們的國寶，也是世界人類的文物遺蹟”。他建議在全長39.75千米的城牆上栽種花木，建成“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環城立體公園”；至於交通問題，可以透過在適當地點開城門來解決。
圖|梁思成設想的北京城牆公園
他的懇求被無視。從1952年開始，北京外城城牆被陸續拆除。
今天，北京僅餘兩段城牆，其中一段自崇文門至東南角樓，全長1.5千米，是現存最長的城牆遺址。牆磚參差，上生衰草，像遍歷劫難後沉默的老者。
圖|北京城牆遺址
破壞與摧毀在繼續。天安門兩側的長安左門、長安右門相繼拆除後，城樓和牌樓成為下一個目標。
北京舊城有幾十座城樓，矗立在城牆之上，白鳥環飛，巍峨壯麗；飛簷畫棟的牌樓則是街道的美麗裝飾。梁思成進言、上書、發表文章、與“拆除派”爭論，力圖保護這些遺珍。
關於“拆除派”一再強調的交通問題，梁思成有嚴密的思考與對策。例如橫跨中海、北海的著名景觀金鰲玉蝀橋，梁思成設計在它的南側另建一座新橋，與舊橋分別作為上、下線，疏解交通。將橋兩側的金鰲、玉蝀兩座牌樓搬到新、舊兩座橋之間的空地，成為景觀。設計圖的線條畫好後，梁思成親自渲染加色。年過半百的他畫了一個通宵，終於完成了圖卷。
但這並未能改變金鰲、玉蝀牌樓被拆除的命運。
圖|昔日的金鰲玉蝀橋及兩座牌樓
帝王廟的兩座牌樓面臨拆除時，梁思成格外痛惜。在他看來，“北京的古代牌樓屬這兩座構造形式最好，雕作最為精緻。”焦急之下，他致信領導人，動情地描述牌樓的美，尤其是它們在夕陽餘暉中的莊嚴和詩意。領導人的回覆意味深長：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古蹟屬於歷史。夕陽下，城樓、牌樓一座座消失。
狂飆猛進的城市改造運動，餘震持續到了半個世紀後。2000年，北京提出危舊房改造計劃，大片衚衕、四合院被夷為平地。2009年，北總布衚衕24號院被拆除。訊息傳出，輿論譁然。然而，梁思成長女梁再冰的反應卻很淡漠，她對媒體說：我父親想儲存的是北京城，而不是自己住過的房子。
拆毀古蹟建築的決策，出乎梁思成意料。僅僅在幾年前，他對未來充滿理想主義的憧憬。
1945年3月，梁思成致信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建議清華創辦建築系，為戰後重建培育人才。梅貽琦很快同意，並任命梁思成為系主任。從南方回到北平後，梁思成攜全家住進了清華園新林院8號。
1948年年底，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包圍了平津一線的國民黨軍隊，戰事一觸即發。想到城中諸多古蹟可能會毀於兵燹，梁思成心急如焚。等到12月18日晚上，一位解放軍幹部在清華大學政治系主任張奚若的帶領下前來拜訪，請梁思成在地圖上標註出北平的文物古蹟，以便萬一攻城時保護古建築。
之後，解放軍再次與梁思成接洽，請他組織編制《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目的同樣是為了在戰爭中保護建築文物。梁思成帶領建築系教師夜以繼日地工作，僅用時一個多月就完成了這樁使命。《簡目》的第一項是“北平城全部”：世界現存最完整最偉大之中古城市；全部為一整個設計，對稱均齊，氣魄之大舉世無匹。
竟然，有打仗時還想著保護文物建築的軍隊，深受感動的梁思成自此對未來滿懷信心。後來他回憶：過去，我對共產黨完全沒有認識。從那時候起，我就“一見傾心”了。
1個月後，梁思成夫婦在家中迎來了多年好友、著名作家沈從文。當時，沈從文因為作品被斥為“反動文藝”，遭遇來勢洶洶的批判而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機：“我不毀也會瘋去。”擔心老友的梁思成，專程寫信邀沈從文到清華園休養。
也許是校園的寧謐和朋友們的安慰起了作用，住進清華的沈從文顯得放鬆了不少。在幾天後給沈從文夫人的信中，梁思成寫道：生活極為安定愉快，人人都是樂觀的，懷著希望的照樣工作。二哥（沈從文）到此，至少可以減少大部分精神上的壓迫。
梁思成或許期待自己的樂觀能感染老友。目睹一切的沈從文感到，梁思成將會在即將到來的時代大顯身手，自己卻無法在其中找到位置。
今天的新林院8號改做了咖啡館，四壁張貼著梁思成夫婦的照片、圖畫，輕鬆愜意的氛圍，讓人很難想象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這所院落像一葉舟，在時代浪潮中的起落沉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這裡完成了國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感受了作為藝術工作者所能獲得的至高的成就感，又很快遭受否定和冷遇。
圖|現在的清華大學新林院8號
一次會議上，梁思成為保護古蹟，和時任北京市副市長、自稱“改革派”的吳晗針鋒相對，吳晗斥責：將來北京城裡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梁思成當即痛哭失聲。
早年，沈從文曾懷著文學家的天真，寫下一篇《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借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之口，描述對北平未來的設想：“北平首宜有一治哲學，習歷史，懂美術，愛音樂之全能市長”，認為梁思成若能擔任北平副市長，“實中國一大光榮事。”
雖然沒有當副市長，但梁思成確如沈從文期待的那樣，深度參與了北京的建設。然而，變幻不定的政治氣候下，理性的聲量越來越微弱。解放初梁思成懷抱的“樂觀”、“希望”漸漸遠離，取而代之的，是當時沈從文所感到的“精神上的壓迫”。和沈從文一樣，在狂熱的新時代裡，他漸漸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古蹟漸次被毀，失去，似乎成了梁思成生活的主題。很快，他迎來了最具毀滅性的喪失。
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當時，梁思成就住在她隔壁的病房，但他沒能聽到妻子的告別。前一天深夜，林徽因對護士說，想見見丈夫，因為時間太晚，護士勸阻了她。等梁思成醒來趕到妻子床前時，她已經陷入了昏迷。他只能握住妻子枯槁的手，淚流不止。
不能止息的或許還有回憶——
——剛回國在東北大學初創建築系，他是系主任，妻子是他手下唯一的老師；
——在北京營造學社工作時，妻子經常和他一起外出調查古建築；
——抗戰時流亡四川李莊，妻子長年臥病，但只要身體狀況稍稍好轉，就堅持幫他繪圖、查詢文獻；
——她拖著病體，用嘶啞的聲音當面斥責吳晗：你們把真古董拆了，是要後悔的！到時再想建，就只能建假古董！
妻子是他建築之路上最忠實的同伴和支持者，也彷彿是另一個他，一個更率真、剛烈的他。
圖|梁思成、林徽因一同測繪古蹟
富於文學才能的林徽因還是一位出色的詩人。在那些輕靈溫婉的詩句裡，她常常嵌入建築的美：
是誰笑成這百層塔高聳，
讓不知名鳥雀來盤旋？是誰
笑成這萬千個風鈴的轉動，
從每一層琉璃的簷邊
搖上
雲天？
如今，“百層塔”和“琉璃簷”都被摧毀了，妻子動人的笑聲也永遠離去。
而批判卻到來了。
就在林徽因去世前三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判“某些建築師中間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建築思想”。而早在這年一月，會議已經決定，正式開展批梁運動。5月，成立批判梁思成辦公室，組織撰寫大量批判梁思成建築思想的文章，將他提倡的民族形式斥為“唯心主義、形式主義、復古主義”。
重壓之下，梁思成於5月27日寫了檢討，批判自己的“錯誤理論”，追悔“自視為專家，不服從領導。”他還不得不主持會議，批判昔日的親密夥伴陳佔祥。
自此，梁思成的學術生命基本終結，他幾乎再沒有寫過建築論文。那支曾用來繪圖、著述的筆，在此後的十數年時間裡，最大的用途是寫各式各樣的檢查。
時代的疾風同樣摧折了朋友們。沈從文放棄寫作，轉向文物研究；與梁家多年為鄰的哲學家金嶽霖被迫徹底改造思想。他安慰梁思成：你學的是工程技術，批判了藝術的一半，至少還留下工程的一半。我卻是連根拔掉，一切從新學起。要講痛苦，我比你痛得多，苦得多。
但金嶽霖或許忽略了一點，和純粹的精神煎熬相比，梁思成的痛苦是具像的——他目睹一座座自己視作生命的古蹟建築被拆毀：“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這樣的痛苦不能見容於當時，領導人評價：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66年，梁思成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一家五口被趕到一間僅有24平米、窄小陰冷的房屋。研究了一輩子建築的學者，失去了基本的棲身之所。更致命的是精神摧殘：一張批判他的漫畫大字報上，他的頸上掛著北京城牆，下面寫著：我們北京的城牆，更應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瓔珞了。這是梁思成寫過的一句話，被作為“罪證”。
而此時，北京僅剩的內城城牆正被拆除。
聽說拆西直門時挖出了一個元代的小城門，梁思成特別想看看。病中行動不便的他懇求第二任妻子，去西直門幫他拍張照片。妻子不假思索地拒絕了：跑到那兒去照相，你想讓人家把我這個“反動權威”的老婆揪出來示眾嗎？咱們現在躲都躲不過來，還自己送上去挨批嗎？城門很快被拆毀，他沒能看到。
此前，梁思成在遊桂林疊彩山時寫過一首詩：登山一馬當先，豈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後，所以拼命向前。他深信時代是進步的，需要去除自身陳舊、落後的部分去追趕。然而，結果卻是被拋得更遠。得知自己早年勘察過的河北的一所遼代寺廟被拆毀，人們說“遼代的木頭有什麼用？不如拿去修橋”後，他常常自嘲：我也是一塊遼代的木頭。
今天重走北京舊城，仍能依稀從角樓的飛簷、衚衕的青磚、脆亮的鴿哨中領會到它古老悠長的氣韻。可以想見，還保持著完整風貌的時候，它的闊大、明朗、淵深是怎樣涵養著自少年時起便在此生活的梁思成，型塑他寬厚儒雅的性情，給他物理和精神的雙重庇護與滋養。這座城裡四處散佈著的梁思成的生命痕跡，是他與北京血脈相連的證據。
梁思成初到北京，是在1913年。12歲的他和全家從日本返回中國，定居北京，就住在北海附近的南長街上，而梁啟超的辦公室在北海公園門口的團城。古老的都城從此成了梁思成的家。
3年後，梁思成考入清華學校。在校期間，他和同樣出身名門的林徽因相戀了。彼時林徽因剛和父親自歐陸游歷歸來，她對梁思成說，自己將來想學建築。當時梁思成還不知道建築是什麼，林徽因告訴他，那是包括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科學。愛繪畫的梁思成，也選擇了建築作為專業。
1924年，梁林相偕赴美，分別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和美術系。在那裡，梁思成接受了嚴格的專業訓練。學習建築史時，他發現歐洲各國對本國的建築都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而中國卻沒有自己的建築史，甚至不認為建築是一門藝術。這樣的空白，讓他立志投身中國古建築研究。
1928年，新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中國，不久，梁啟超病逝。梁思成親自為父親設計了墓地，安葬在北京西山樑氏家族墓園。北京不僅是生活地，也是親人的埋骨之所，牽繫著梁思成最溫柔的情感。
在東北大學任教3年後返京，梁思成進入營造學社工作。這是一個專門研究古建築的學術團體，一群心繫傳統的學者聚到這裡，揭開了探尋中國建築史的第一頁。而梁思成的研究，正是從北京開始。
圖|梁思成在營造學社辦公室門前
彼時的北京，在美國建築學者埃德蒙·培根筆下，是“人類在地球上建造的最偉大的單個作品”，擁有眾多精美絕倫的文物建築。尤其是在它的精華——長7.8公里的中軸線上，由南至北依次坐落著永定門、正陽門、天安門、故宮三大殿、神武門，至景山最高點萬春亭抵達北京城中心點、再由地安門到鼓樓、鐘樓。梁思成飽含自豪地讚譽：有這樣氣魄的建築總佈局，世界上就沒有第二個。
北京的壯麗催化了他對建築學的熱愛，研究之外，梁思成經常帶女兒登上景山，俯瞰這座心愛的城市。除了對故鄉的眷戀外，還有學者對古蹟的珍視。
圖|俯瞰故宮
到營造學社的第二年，梁思成開始從史書、文獻中尋找線索，外出調查、測繪古建築。依靠騎馬、騎驢和步行，夜宿荒寺陋店，間或還要躲避兵匪，梁思成和同事們走遍了華北、山西、河南、陝西等地，在5年間調查了137個縣市、古建築1800餘座，完成測繪圖稿近2000張。雖然因為早年車禍受傷造成右腿微跛，但在同事的回憶裡，梁思成“爬樑上柱的本事特大”。
抗戰爆發，梁思成帶家人南下，開始流亡生涯。輾轉抵達昆明後，營造學社重新開始工作，後來又遷至四川李莊。
李莊的夜晚萬籟俱寂，梁思成在煤油燈下繪圖，教兒女讀杜甫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美國的大學和朋友來信，邀他一家赴美，梁思成回覆：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她。
1946年，抗戰勝利近一年後，梁思成一家回到北京。他的同齡人、土耳其詩人納齊姆·希克梅特說過：人生有兩件東西是不會忘記的，那就是母親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闊別近10年後，梁思成終於又見到了故鄉雄渾壯麗的面孔。但這卻是北京舊城的最後一瞥。
1972年1月，梁思成病逝。之後半個世紀，北京的城市建設屢經波折，他在北總布衚衕的故居也被拆除。後來在媒體的呼籲下，開發商在距原址數十米的地方重建院落，封鎖在圍牆內。有媒體報道，梁再冰回北總布衚衕時說，我根本不覺得那是故居，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圖|重建的北總布衚衕24號
也許，梁再冰心中的北京城定格在了昔日——1946年，17歲的她和父母、弟弟結束了九年的流亡，回到故鄉。一天傍晚，她和母親坐三輪車路過北海，母親突然大聲叫她：回頭看！
多年後，梁再冰還清晰地記得自己回頭望時，身披落日餘暉的金鰲、玉蝀牌樓——正是梁思成後來通宵畫圖試圖保護的那兩座：“非常非常美”。
當時的梁再冰不會想到，數年後，這兩座牌樓，連同北京無數的文物古蹟，都將消失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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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羅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