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放駒

第1012期

1977年10月，恢復高考的訊息席捲全國，報考工作緊接著一級級向下傳達佈署，公社隨之發出了鼓勵“知識青年”報名的通知。

我有幸算是“知識青年”中的一員，聽到這個訊息卻沒有驚喜。

我屬於響噹噹的“老三屆”成員，卻又是當時“知識青年”中讀書最少的一批：1965年秋入初中，1966年就開始了“文革”，我所在的涇縣中學是涇縣的“最高學府”，“鬧革命”當然就早於縣內其他中學，我們這一屆升到初二隻領了課本，一節課沒上，整天戴著個“紅衛兵”袖章，就知道“快快樂樂鬧革命”。我一個農村孩子，覺得跟“他們”耗不起，到1967年，乾脆跑回生產隊掙工分去了。

1968年10月，學校將我們召回，每人發了一張像獎狀的“上山下鄉狀”，我就成了一名“回鄉知識青年”，實際上就是正式農民了。這張“上山下鄉狀”後來就等同於初中畢業證書，可是名曰“初中畢業”，實際只是“初一生”，可笑的是當時的我們還沾沾自喜，認為撿了個便宜呢！

而“回鄉知識青年”基本上不被當“知識青年”看待，更倒楣的是我父親是“反革命分子”，戴著“四類分子”的帽子，受著“無產階級專政”管制。我也就只好老老實實當個“四類分子”子女，老老實實在生產隊做農民。直到1977年春村裡小學辦附屬初中班，那時下放知識青年大部分透過各種途徑和手段“上調”回城，剩下沒回城的也早沒心思在農村待著而跑回城裡“待調”去了，實在找不到人來教，於是我才被勉強當作“可教育子女”，當上了一名民辦教師。你想啊，初一學力、當上民辦教師也才幾個月，放到今天幾乎可算“半文盲”的一個人，敢參加高考？哪來驚喜？

我卻毫不猶豫地報了名，沒有奢望考取，只是為了逃婚。

1977年，我已經26虛歲，尚未結婚。在當時的農村，那可是“高齡”剩男了。父母很著急，我卻因為自己是讀過書的“知識青年”（別看只讀了個初一，在當時的農村那也是鳳毛麟角），不甘心在農村待一輩子而不願談婚論嫁。儘管作為“四類分子”子女的我當時並沒有看到絲毫希望，還是莫名固執盲目地“等”。

妹妹上年出嫁，做裁縫的母親一下子少了幫手，話計忙不過來，更是迫切為我張羅婚事，託人給我介紹了個也學裁縫手藝的姑娘，同時火力全開軟硬兼施逼我結婚。看著辛勞的母親，想著自己的處境，萬般無奈之下我只有答應了。正巧高考訊息恰逢其時地來了，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向父母要求讓我考一下，考上了去上學，考不上就結婚。父母同意了。我知道這只是權宜之計，自己考取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也只有捱一時算一時了。

到底不敢報考大學，就報了箇中專。既然去參考，總得準備一番，考中專要考語文、政治、數學、物理、化學、英語六門，於是去找來了全部的初中課本。讀書時候，我的語文、數學成績都不錯，當時又正在教初一語文、政治，自信語文、政治可以應付；數學嘛，居然不太費力地在很短時間內自學完了初二初三的全部課程；可是物理是初二開始學、化學是初三開始學，我根本沒有接觸到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物理算是學了點皮毛、化學是一頭霧水；英語嘛，只好考多少算多少啦。考試完後，就將此事丟到一邊，“黔驢技窮”地做著結婚準備。

沒想到的是，考後過了好多天，村裡的高音喇叭裡忽然響起初選上的考生去公社開會的通知，一遍一遍播了好幾次，我分明地聽到了自己的名字，當時簡直不敢相信。很多村人也聽到了，跑來告訴我，應該是真的了！

那一年，我們公社一共初選上了28個人，14個大學的，14箇中專的。接著是到縣城體檢，體檢地點設在當時的縣委黨校（與縣城隔青弋江相望的水西山上），時令正值隆冬，體檢出來已是下午，天上下起了鵝毛大雪，沒有車子，步行回家，我們村就我一個初選生，我也不認識別村的。

一個人撐個油布傘踽踽獨行，雪越下越大，油布傘一會兒就堆滿了雪，得不斷地抖落去，否則會沉重不支。走到公社所在地丁橋村對面青弋江邊，只見灰濛濛天地一色，迷了方向，找不著渡船位置了，覺得自己是那麼地無助，那麼地微不足道！正忐忑呢，見遠遠地兩把傘向河邊移動，我已顧不上認不認識，站著等近來搭訕，原來是丁橋的兩個初選女生，也和我一樣參加體檢回來，她們熟悉地形，我得以與她們同行，總算是沒有被大雪所“吞噬”。

又接著是政審，首先得生產大隊填寫意見，大隊“兩委”開會，經過研究後在我的政審表上“慎重”地填上了兩句話：“父親是反革命分子，本人勞動表現一般。”然後蓋上公章。十分的客觀真實，我無法否認，只能遞交，結果可想而知。

學雖然沒上成，但我已經發現了自己的潛力。那一年考試成績沒有公佈，也許不僅僅是政審問題，可能分數不夠呢，而且我們公社初選上的28個人，只有三分之一被錄取，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樣落選。希望，已在前面出現。我決定投入複習，明年再考！父母沒有反對，結婚問題被擱置。

時隔半年，1978年的高考改為夏季，吸取理化未學過的教訓，我改報了大學文科。考後成績公佈，我考了306分，初選分數線300分，我又初選上了！這次我們公社初選上14人，正好是上年的一半。

體檢正值盛夏，地點仍設在水西縣委黨校，體檢中別的一切正常，唯量血壓，居然高了！激動？高溫？不得而知，恐慌油然而生。體檢醫生很同情，說暫不記錄，讓我過一會重量，並告訴我不要慌，要心靜。怎麼“心靜”？能靜得了嗎？半小時後再量，還是高！我真的慌了。體檢醫生連連安慰我，說還不記錄，再過一會重量。這時外面忽然下起雨來，同時來了風，我跑到屋外，張開手臂，將自己淋了個半溼，燥熱暫休，身上頓時涼快下來，進去又量，血壓終於退到了正常值，我和醫生都鬆了一口氣。

接在後面的政審比較順利，大隊沒有再為難我。現在就是等了，我滿懷希望等來的結果是，錄取分數線310分，我差4分。緊接著又傳來訊息，說要補招，300分以上全部錄取，希望重新燃起。但這個不是全國統一行動，而是由各省根據省情自定，結果好多省份都執行了而安徽省偏偏沒有，我被拒之大學門外，希望落空。我不甘心，鬥志不減反增，決心再戰明年！

1979年高考，經過了一年的艱苦複習，我對自己頗有了一點信心。沒想到考題比上年難了許多，考得很是辛苦，特別是地理一道大題，其中一個時區題，本有計算公式己經套算完成，我卻鬼使神差地不放心，於是在稿紙上用原始辦法畫岀時區來“扳指頭”數，考出來查書才發現畫漏了中間一個0時區，本來答對的，滿盤改錯了。

成績出來，我297.5分，與上年比，成績下降了8.5分，完了，沒指望了。可是結果公佈，我還是初選上了，這次初選分數線290分，我的成績超分數線7.5分，這樣計算，就比去年提高了1.5分，希望也上升了1.5分。可是畢竟只有1.5分，要是那道地理題不改就好了！可是沒有後悔藥吃。忐忑中等來的結果是，錄取分數線300分，我以2.5分之差又一次與“大學夢”失之交臂。

幾次三番名落孫山，失望、沮喪，自信心嚴重受挫。如果繼續再考，應屆畢業生已經接上茬，我們這些學歷殘缺的“老三屆”劣勢凸顯。可是放棄吧，三年的辛苦白費了；而且，自己也已年近“而立”，還有沒有再“跳農門”的機會和途徑呢？

猶豫中，同年迎來了我縣第一批民辦教師轉正招考。因為我的連續三年高考經歷，加上在民師的崗位上也做出了一點成績，得到了學校和公社領導的賞識和關懷，領導主動關照和熱心鼓勵我報了名。我當時的思想是，不好意思拂了領導的好意，但對考取並沒有抱多少希望，因為全縣有幾千民師報考卻只招錄幾十人，可謂“百裡挑一”，其難度較之高考有過之而無不及。沒想到卻考取了！而且是我們公社唯一考取的。我終於跳出了“農門”，成了一名正式的公辦教師。

教師轉正後，我立即被派往外村一所小學任負責人，三年後被調到鄉中心小學任教導主任，隨後擔任中心小學校長。期間，我因為沒有正規學歷，又參加了安徽大學“文革”後第一批中文專業函授考試，成為全縣數以千計的參考者中僅錄取4人中的一員（另有法律專業亦錄取4人），雖曰函授，教學卻相當正規，於我更算是接受了一次“正統”的大學教育，文化知識汲取收益頗豐。後來，我轉任鎮中學校長，任上又被提拔為鎮黨委副書記，從教師出口到了行政上。

回首高考，我算是嘗夠了艱辛，歷經了希望、失望、興奮、沮喪，三年考試，三年初選，三年未錄取。看似白費勁一場，卻意外地讓我在高考之外取得了至少三大收穫：其一，“逃婚”成功，父母再也沒有逼我結婚，那門親事也“黃”了，我一直到教師轉正兩年後才結婚；其二，高考複習的“知識儲備”無意中幫助了我民師考試轉正，因為是第一批轉正又是全公社唯一，為我後來任職校長積澱了重要的“資本”和“威望”；其三，高考“餘熱”又幫助我比較輕鬆地考上了安徽大學中文專業函授，這一段“大學學歷”不僅對我在職時的工作助力明顯，而且對我在退休後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文人”也有著至關重要的基礎作用。

恢復高考，是我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改變了莘莘學子的人生命運，從它身上能夠透視到 那個時代的烙印，也看到了國家和民族的希望！我與高考“糾纏”三年，雖然最終被拒之門外，我還是要對它真心地道一聲：謝謝！

（作者系涇縣文旅局退休幹部，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

製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