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和平與社會主義（之一）：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戰爭的特點和根源
編者按：當今世界局勢如同白雲蒼狗，詭異多變；中美之間會不會爆發戰爭，廣大國人更是引頸關注。但是，任何事物，無論微觀還是宏觀，總是有規律可循，有前後現象可供思索。1999年發生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捍然襲擊我駐南斯拉夫使館後，作者即著手寫作此文，定稿於2000年5月1日，共7萬多字，收錄於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的作者的《戰爭、和平與社會主義》集子的第一篇。
在我們即將慶賀每隔悠悠千年才能遇到的——又一個新年，又一個新的世紀，又一個新的千年的同時蒞臨的時刻，一個令人震驚、令人憤慨的事件深深地烙印在中國12億人民的腦海裡：1999年5月8日凌晨5點45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用5枚導彈襲擊了我駐南斯拉夫使館，造成我3人慘死、20多人受傷、館舍嚴重破壞。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公然踐踏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把戰爭強加到南斯拉夫和中國人民頭上，這是世紀之交的警示，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深的思考。
152年前，全面論證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和凝結完整的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學說的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宣言》誕生和問世。此後，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曾幾度風雷激盪、蓬勃興起，又幾度蓽路藍縷、步履蹣跚。長期以來，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僅面臨著強大資本主義制度政治上的扼殺、經濟上的封鎖，而且隨時面臨著它們軍事上的嚴重挑釁，甚至是鐵與血、火與劍的戰爭相加。
被推為百代論兵之祖、千古武學之聖的孫子在2500餘年前曾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1]戰爭與和平問題是關係到人類命運和文明的生存發展的根本問題，同樣是關係到人類社會中社會主義這一嶄新制度的興衰成敗的大事，直接影響和制約著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戰略、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乃至國家的安全、發展戰略和內外政策一系列重大問題。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不可不察。
蘇聯解體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旗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一步步入低潮，我國作為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國際生存環境遇到更加錯綜複雜的局面。在邁入這新的世紀和新的千年的今天，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有關論述，回顧戰爭與社會主義的歷史程序，剖析當代戰爭與和平的現狀成因，展望未來戰爭與和平的趨勢前景，對於我們抓住歷史機遇，著眼於遏制戰爭、維護和平，立足於打贏戰爭、保衛和平，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爭取到一個較長時間的國際和平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加快發展，壯大自己，以迎接新的21世紀和新的千年的挑戰，無疑有著至關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 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戰爭的特點和根源
“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碩大的地球負載人類在渺渺太空旋轉的有史以來的數千年裡，世界各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爆發過無數次戰爭。據不完全統計，從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99年，世界上大約總共發生過14600次戰爭。戰爭，既是人類各個階級社會誕生的助產士，又是各個階級社會滅亡的掘墓者。
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成長與壯大，同樣與戰爭結伴而行。從這種意義上講，一部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社會主義政權和國家用武力對抗帝國主義國家的武力威脅和干涉的戰爭史。
1871年3月11日，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的政府——巴黎公社政權誕生後，國際反動派視巴黎公社為“洪水猛獸”，迫不及待地要求撲滅巴黎革命。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一再呈請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幫助法國梯也爾流亡政府鎮壓巴黎革命。俾斯麥不僅立即釋放10萬法軍俘虜，擴充梯也爾軍隊，並從北部、東部加緊封鎖，使公社軍隊處於兩軍夾攻之間，而且還允許梯也爾軍隊透過德軍防線，從北面、東北面攻進巴黎。結果，使轟轟烈烈的巴黎公社政權僅存短短72天，就以失敗而告終。
1917年11月7日，隨著“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上的隆隆炮響，宣告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社會主義是酷愛和平的。蘇維埃政權誕生後的第二天就頒佈了和平法令。但是協約國拒絕了蘇維埃政府的和平建議。國際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列強“被‘布林什維主義’嚇壞了，把它恨到了極點。”就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天，即1917年11月10日，德國首相艾伯特即打電話給陸軍總部，商談採取共同行動來反對布林什維主義問題。同一天，興登堡元帥專電要求軍官和士兵採取一切措施，以“制止恐怖的布林什維主義蔓延”[2]。1918年2月18日，德國帝國主義大規模進攻蘇維埃。1918年11月底，俄羅斯的原盟國英、法、美、日等帝國主義協約國也糾集12個師約13萬兵力與自衛軍主力一起進攻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圖謀遭到失敗後，1919年春，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糾集一些僕從國家組成新的干涉軍，連同國內的幾股白匪軍共130多萬兵力，又一次聯合進攻蘇維埃政權。它們先後發動五次大規模聯合進攻，其中1919年夏季的第四次進攻，使蘇維埃幾度處於極度的危急之中。這次進攻中，各帝國主義國家給予反動的自衛軍鄧尼金的軍援名目繁多，其中，英國給予25萬支槍、200門大炮和30輛坦克，美國給予10萬支步槍、300多萬發子彈、20萬枚炮彈。在列寧為首的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堅決地擊退了14個帝國主義列強聯合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勝利地捍衛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1936年11月25日，德國和日本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次年11月6日，義大利也參加該協定。這一協定主要是為了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面對希特勒稱霸全球的野心，英法統治集團拒絕蘇聯的集體安全主張，推行縱容法西斯侵略的綏靖政策，英國首相張伯倫尤為甚至。1938年10月29日至30日，英、法、意、德四國在德國慕尼黑達成協定，並簽署《英德宣言》，這實質上是“禍水東引”，鼓動德國進攻蘇聯。蘇聯作出了各種努力，但最終未能避免遭到德國法西斯的進攻。1941年6月22日清晨，希特勒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動用190個師的兵力，對蘇聯發動了突然襲擊，妄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戰”在三個月內征服蘇聯。截至1941年11月，德軍便深入蘇聯腹地350-1200公里，佔領蘇聯領土150多萬平方公里。到同年12月1日，蘇軍損失700多萬人，坦克2.4萬輛，飛機1.6萬架。斯大林和蘇聯政府領導全國軍民無比英勇地抗擊著德國法西斯。長達三年零一個月的列寧格勒保衛戰，殲敵50餘萬的莫斯科保衛戰，給德寇以致命打擊，迫使其轉入防禦的斯大林格勒大會戰，粉碎德所謂1943年“夏季攻勢”的庫爾斯克會戰和乘勝追擊受傷野獸、最終攻克柏林的大捷，都記載著社會主義蘇聯的衛國戰爭的輝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的蘇聯進一步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制度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也紛紛建立。特別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不敢對日益強大的蘇聯貿然行動，卻把既驚恐又仇恨的目光盯向滿目瘡痍急待恢復的新中國。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國便假借聯合國之名，成立由美、英、澳大利亞、義大利、比利時、泰國等23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要全力干預朝鮮戰爭。與此同時，杜魯門命令美國第7艦隊，迅即開赴臺灣海峽，把矛頭直接對準中國。此後，美國軍用飛機不斷侵犯中國領空，掃射轟炸東北邊境城鎮與村莊，殺傷和平居民。美侵朝海軍驅逐艦在公海炮擊中國商船。10月8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正式釋出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10月19日正式赴朝參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現代化武器，美國投入陸軍的1/3、海軍的1/2、空軍1/5的兵力，美飛機最多時達2400餘架，在22萬平方公里的朝鮮半島的戰場上，其兵力密度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水平，敵空軍轟炸密度和某些戰役的炮兵火力密度也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水平。而當時中國既無制空權，也無制海權，年鋼產量僅有61萬噸，而美國年鋼產量多達8700萬噸，是中國的1250多倍。毛澤東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中國人民正氣幹雲，與朝鮮人民軍和朝鮮人民一道，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歷時兩年零九個月，贏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
越南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世界範圍內推行反對社會主義的又一典型表現，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持續時間最長、最激烈的大規模區域性戰爭。整個戰爭耗時最長，從1961年美向南越派遣“特種使命部隊”始直到1975年美扶植的南越傀儡政權垮臺為止，先後持續近14年。整個戰爭期間，美國侵略逐漸升級，除使用大規模的陸軍外，還採用大量航空兵進行大規模密集突擊、炮兵射擊和艦隊封鎖以及使用化學武器等手段，使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軍事經濟潛力遭到很大破壞。美國先後有250萬人參戰，1968年同時參戰的美軍官兵多達54萬9千人。戰爭也使美國付出了死亡57000人、傷154000人、花費近3500億美元的高昂代價。
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和易旗更加說明，從某種意義上說，冷戰也是一種戰爭，它不過是傳統意義上熱戰的最低階狀態。冷戰與熱戰都是互相、相對而言。儘管各自的手段、特徵、在時空中表現的形式各有所不同，但其性質和目的，從根本上是一致的。冷戰同樣可以甚至可以更好地達到熱戰的目的。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宣讀了後來被稱作“杜魯門主義”的諮文。在諮文中，它宣佈了世界必須在兩種制度、兩種生活方式之間選擇的非此即彼的原則，宣佈了一場反對共產主義的十字軍征討式鬥爭的開始，美國政策進入了打著反蘇反共旗幟進行全球擴張干涉的“冷戰”階段。從此，美蘇之間的冷戰、爭霸持續四十餘年。美國透過包括朝鮮和越南戰爭在內的冷戰，企圖遏制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勢力和影響，以確保“美國治下的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實現。蘇聯原是社會主義國家，但隨著後來實力的增強和黨的領導集團的一系列錯誤，大國大黨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重新滋生膨脹，隨著向資本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逐漸演進，在“支援世界革命”的旗幟下，走向在全球範圍內與美爭霸的道路。美蘇之間長期的軍備擴張、惡性的軍備競賽，並在全球的角逐，不僅給中小國家，而且給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造成極大的損害。
帝國主義列強、資本主義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既有著一般戰爭的共性和規律，也有著特殊戰爭的個性和特點。其具體特徵表現為：
1. 階級性。該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發動戰爭所要達成的戰略目的，不僅有著赤裸裸的經濟利益，而且有著鮮明的政治利益，特別是明確的階級目標。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一是為了爭權，二是為了奪利，爭權的目的說到底是為了奪利。但這種爭權奪利，勿需觸動它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則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制度。1918年2月18日，德國帝國主義進攻蘇維埃共和國。2月21日，列寧即以人民委員會的名義公開揭露：“德國軍國主義履行各國資本家的委託，要扼殺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要把土地歸還地主，工廠歸還銀行家，政權歸還沙皇。”[3] 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干涉，列寧堅定地強調：“蘇維埃共和國是社會主義的支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守衛，直到其他國家的革命醞釀成熟，其他部隊前來支援。”[4] 這也充分體現了抗擊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在世界範圍內所需要的明確的階級目標和堅強統一的階級意志。英帝國之所以參加14個帝國主義聯合武裝干涉社會主義的蘇維埃的行列，當時任英國大臣的丘吉爾也道出了英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心聲，即他自己很希望能活到在俄國推翻蘇維埃政權並建立“文明政府”的那一天。[5] 希特勒在其政治遺囑裡也直言不諱地說，他畢生的目的意義就在於消滅布林什維主義。[6] 希特勒發動對蘇戰爭，不僅是為了侵佔蘇聯的國土，掠奪蘇聯的資源，而且是為了消滅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法西斯德國對蘇戰爭同對資本主義國家戰爭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此。正因如此，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精神幾乎全部貫穿於德國進攻蘇聯計劃的戰略戰役檔案中。德軍最高統帥部在1941年5月19日的特別命令即“巴巴羅薩”方案的附件中寫道：“布林什維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人民的死敵，這是一種破壞性的世界觀，德國必須與其代表者進行鬥爭。”[7] 社會主義新中國誕生，打破了帝國主義在東方的陣線，極大地鼓舞了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這引起西方極大恐慌。在新中國成立後僅兩個多月的1949年12月30日，美總統杜魯門便批准一項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防止共產黨在亞洲進一步擴張”的政策建議。此後，美國又決定，除實行經濟制裁和封鎖之外，儘快建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包圍。在美國對外政策史上，賦予一場地區性衝突以世界意義，據此顯示美國的反應的，只有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而美髮動這兩場戰爭，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進而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打掉遠東這座“共產主義的橋頭堡”。戰爭的抗擊也有著十分明確的階級目標和十分堅強的階級意志。
2. 殘酷性。既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政權和國家對社會主義政權和國家的戰爭有著鮮明階級性的堅定目標，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權必需具備毫不妥協的堅強意志，有著不怕任何犧牲的革命精神，這就決定了這樣的戰爭具有空前的殘酷性。巴黎公社革命勝利後，革命政權對逃亡凡爾賽的梯也爾和潛伏在巴黎的反動分子以“仁慈”相待，沒有實行堅決地鎮壓。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後，梯也爾政府卻下令“要迅速地、無情地、殘酷地鎮壓……毫不留情、決不饒恕。”屠殺革命者延續了整整一個月。巴黎街頭，鮮血成河。審判也持續了好幾年。共三萬多公社人慘遭荼毒，加上監禁、流放、驅逐的共達十萬人之多。德國陸軍參謀長的日記證實，在1941年3月30日德軍領導成員的會議上，法西斯國家頭目總結說：“我們說的消滅……在東方，殘酷就是對未來的仁慈。”[8] 納粹集團要求無情地加以消滅的不僅是蘇軍官兵，而且還有一般的蘇聯公民。希德勒法西斯分子認為，對蘇戰爭是一場特殊的戰爭，他們指望透過這場戰爭從肉體上消滅大多數蘇聯人——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傳播者。1941年6月6日，他們還發布了《對待政治委員的命令》，要求槍決蘇軍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員。[9] 德國法西斯給予蘇聯的破壞也是極其慘重的。德國侵略軍佔領破壞了蘇聯1710座城鎮，7萬個村莊，毀壞了蘇聯31853家工礦企業，9.8萬個集體農莊，1876個國營農場，2890個機器拖拉機站，6.5萬公里鐵路和4100個火車站，使蘇聯2000萬人死於戰爭，直接經濟損失達25690億盧布，佔國民財富的近半。朝鮮戰爭中，美軍嚴重違反人道主義和早在1925年就簽訂生效的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國際條約，以火炮發射、飛機投擲等多種手段，透過各種生物或食品、雜物等媒介物，不僅對朝鮮北部七個道、四十四個郡，而且對中國東北投擲細菌彈，廣泛展開了細菌戰，使中國軍民沾染鼠疫和霍亂等烈性傳染病。朝鮮戰爭的第一年，由於美軍的節節失利，杜魯門政府不僅多次在口頭上發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脅，而且在實際上，殺氣騰騰四次採取了使用核武器的行動，一連四次造成頗為驚險的核危機。越南戰爭中，美國又不顧兩次遭到聯大決議譴責，投擲凝固汽油彈和“閉鎖轟炸”(指從空中對駐有或僅被懷疑駐有解放武裝力量的村民進行不分青紅皂白的轟炸)；美國還首次進行大規模化學戰，消滅解放武裝力量所需的糧食來源和幫助其隱蔽及發動伏擊的植被。1962年間，被化學藥物摧毀的植被為5681英畝，1963年激增為24947英畝，1964年增至為93860英畝。這場戰爭中，美軍拋下了750萬噸炸彈（比二戰時落到所有國家炸彈總和的兩倍還多），使1/3越南人逃離了他們的家園，90萬孩子成為孤兒，50萬人變為殘疾，300萬人喪生。[10] 從而給越南人民造成十分嚴重的災難。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依仗絕對優勢的高新科技和軍事技術，以“零死亡”的代價，釀成二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道主義的災難，造成南聯盟2000多名無辜平民喪生，6000多名軍民留下終身殘疾，近一百萬人流離失所，二百多萬人失去生活來源，造成直接經濟損失6000億美元。不僅如此，美國還使用了集束炸彈、貧鈾炸彈等國際法明文禁止使用的武器，對南人民及其鄰國人民造成長期性的放射疾病。[11] 北約還大量轟炸其各項民用設施包括公路、橋樑、煉油廠、汽車廠、藥廠、鐵路線、民用機場、醫院、電視發射塔和數百公頃的森林，使南聯盟經濟一下子倒退了幾十年，使歐洲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
3. 聯盟性。戰爭同私有制基礎並不矛盾，而是這些基礎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爭奪當然是你死我活的，因此也經常是劍拔弩張、兵戎相見。這已為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實踐所充分證明。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不同於它們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而是另一種社會性質，是在相同的私有制基礎之上產生的爭霸的矛盾，因而不是不可調和的。特別是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他們有著共同的敵人之後，這種調和餘地便愈來愈大。因此，當它們與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根本矛盾時，不管帝國主義列強內部矛盾的對立多麼激烈，但它們都往往可以在維護共同的階級利益和所有制基礎上達成一定的諒解，並暫時緩和其內部的矛盾，並結成廣泛的軍事同盟，以集中精力和矛頭，共同對付社會主義國家。1949年4月4日，美、加、英、法、比、荷等12國外長在華盛頓舉行“北大西洋公約”簽字儀式。這一組織的建立，標誌著戰後在遏制共產主義的統一口號下，反對與對抗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集團的形成。因而，帝國主義列強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往往以聯合軍的面目出現。武裝扼殺巴黎公社，使俾斯麥和梯也爾化敵為友；武裝干涉新生的蘇維埃蘇維埃政權，又使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力量糾集到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英專門撥出財政，扶植德國軍事力量很快復活以對付蘇維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集團大搞綏清政策，妄圖“ 禍水東引”，挑動蘇德戰爭；以後美英聯軍拖延兩年之久為搶奪反法西斯勝利果實後才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朝鮮戰爭中，為對付社會主義的中國又使23個帝國主義國家及其僕從國走到一起。世紀之交，以美國為首的13個國家攜手對南聯盟這樣一個弱小國家狂轟濫炸長達78天之久，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正如它們所宣稱的，南斯拉夫是“歐洲最後一座紅色堡壘”，“米洛舍維奇政權仍然是共產主義政權”。當然，帝國主義列強同樣是實利主義和投機主義者。為了眼前的生死攸關的切身利益，它們有時也會犧牲夥伴的利益，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一定的妥協。如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宣告支援蘇聯抗德時說，他並不放棄反對布林什維主義的信念，但是反對德國法西斯更為重要。美國代理國務卿韋爾斯當時發表宣告：“對美來說，共產主義獨裁製度……同納粹獨裁製度的原則和主義一樣，也是不能容忍的”，“但是美國人民目前的問題是，希特勒正在拼死努力征服世界。因而凡是有利於加速法西斯德國失敗的力量，不論來自何方，都有利於美國的國防與安全”。[12] 但是這種妥協是暫時的，區域性的，而它們的聯合則是帶有長久的全域性性。
4.必然性。當帝國主義列強在考慮資本主義制度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時，總是把赤裸裸的武裝干涉和侵略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列強總是信奉實力和槍炮，踐踏正義和真理。一部資產階級的發跡史便是一部火與劍的掠奪史。壟斷資本家寇道夫1927年在德國工業大資本家中間散發的希特勒秘密備忘錄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決定最後勝負的是“放在天平上衡量其輕重的劍的力量”。[13] 為了搞垮社會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列強實行外交孤立和打擊政策；在經濟關係中設定歧視性障礙，實行經濟、科技封鎖，把國際貿易作為施加政治壓力的手段；利用大眾傳播媒介等各種渠道，進行恫嚇，思想滲透；在社會主義內部培植敵對勢力，妄圖取而代之；在社會主義國家周邊地區建立軍事基地，製造緊張局勢，挑起軍事衝突，甚至不惜以戰爭和核武器相威脅。特別是在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失敗之前，它們往往把武裝干涉和侵略放在其它各種手段之首。它們對巴黎公社的扼殺，對新生社會主義蘇維埃的武裝干涉和對新生社會主義中國的武裝挑釁，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是因為，它們的信條是：懸殊的暴力，可以攫取任何財富，佔領任何土地，摧毀任何政權。透過一刀一槍的較量，只有當帝國主義承認無法用武力推翻社會主義國家後，才不得不與社會主義進入相對的和平共處，從而也就把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計劃放在突出甚至首要的位置。但是，它們從來也沒有也從來沒有打算放棄戰爭這一階級鬥爭和兩種社會制度鬥爭的最高形式，絲毫也沒有放棄武裝干涉和侵略這一手段。在兩種社會制度生死搏鬥的關鍵時刻，其它手段不足以顯示足夠的效用時，它們必然用戰爭相加。就是它們在對社會主義國家採取包括“和平演變”等各種手段企圖搞垮的同時，也總有武裝暴力威脅相伴隨。1996年3月19日，在美國國會透過所謂“幫助臺灣”法案的同時，美國國防部長佩裡恫嚇中國：“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厲害的海軍，誰也不要忘了這一點”。 [14]
為什麼國際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總是把或是想把戰爭強加到社會主義國家的頭上?
首先它因為社會主義是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標誌著這些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的地位，標誌著國際資產階級對這些國家的民族和人民的壓迫、剝削、奴役的結束。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資本的統治逐漸變成國際性的力量。少數資本主義強國的大樹是靠吮吸多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養分”而茁壯成長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奮力進行經濟建設，加強和完善政治制度，發展文化事業，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而且還斬斷了少數資本主義強國透過掠奪式的不平等貿易、資本輸出等手段伸向本國掠奪的根系，建立與世界各國正常的經濟交往和平等的貿易及技術合作，有力地打擊著國際壟斷資本統治的舊秩序。掠奪是一切資產階級的生存原則。國際資產階級的掠奪在社會主義國家遇到最強有力的障礙。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於是它們便要用戰爭暴力搬掉社會主義制度，為其繼續掠奪開闢道路。
其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示範效應。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會主義理想變成現實。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後，蘇聯的國民經濟得到比較迅速的發展。從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德國法西斯入侵前夕的1940年，蘇聯國民收入增長7.15倍，而同期的美國僅增長34%，英國增長69%，法國增長31%。資本主義世界還危機迭起。歷史證明，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不僅揭開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而且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業開闢了廣闊的現實道路。社會主義的蘇聯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不僅極大地削弱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且使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吸引力空前增強，這導致社會主義制度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建立。特別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開闢了一條不同於歐洲以城市為中心的，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新中國，這不僅進一步深刻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同時對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對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啟迪作用。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發展，也極大地促進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100多個殖民地國家贏得了民族的獨立。隨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覆傾，全球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進一步步入低潮。但改革開放後的新中國，卻重新煥發著無比蓬勃的生命力和無限昂揚的生機。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和新鮮經驗為世人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所矚目，對如何全面復興社會主義運動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社會主義的示範效應最終將嚴重地威脅著國際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生存。
再次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是帝國主義稱霸和主宰世界的重要障礙。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各項權益，並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援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鬥爭，為維持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盡力竭力，使帝國主義為所欲為的霸權行徑處處得到制約，這就必然成為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者的眼中釘、肉中刺。
最後，也是從根本上說，國際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仇視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共產黨人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而私有制是國際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賴以生存的命根子。社會主義國家是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產物。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結束了人類歷史上持續幾千年之久的私有制和剝削制度一統天下的局面，從活生生的實踐上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非永恆性，而僅僅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生產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成了社會的主人，其勞動的積極性、創造性空前高漲。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都面臨著許多初生的困難，但她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和載體，以歷史已有的其它社會制度所不可比擬的本質上巨大的優越性，顯現出極其旺盛的活力和生機，預示著整個世界的發展和未來，對國際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生存從根本上造成威脅。
儘管在世界範圍內徹底埋葬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一項異常艱辛、曲折而又十分漫長的偉大事業，但是資本主義的輓歌畢竟開始低徊，資本主義制度的喪鐘畢竟已被撞響。國際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對此當然驚恐萬狀，它們也必然處心積慮企圖採用各種手段包括戰爭以把歷史的車輪倒拖。
註釋：
[1] 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第115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
[2]《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1卷，第131頁，1978年， 上海譯文出版社。
[3]《列寧軍事文集》，第426頁，戰士出版社，1981。
[4]《列寧全集》第31卷第439頁。
[5] 1962年6月21日，英國《泰晤士報》。
[6]《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3卷，第38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7]《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3卷，第524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8] 哈爾德《戰爭日記》第2卷，第430-431頁。
[9]《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3卷，第388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10]《美國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第121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11]《1999年美國的人權紀錄》，2000年2月28日，《人民日報》。
[12] 黃正柏：《美蘇冷戰爭霸史》引言，第5-6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13]《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1卷，第116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14] 陳鋒主編：《中美較量》扉頁，中國人事出版社，1996。
（作者：李慎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