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渡赤水河後，中央紅軍還是想渡長江，但川軍封鎖得很嚴密。
此時，中央紅軍所處之地北面是長江，東南面是烏江，西面是橫江，中間又隔著赤水河，地形對中央紅軍極為不利。
為此，中央紅軍向川滇邊的扎西其中。
此際，賀子珍為毛澤東生下一個女兒，由於不可能帶著嬰兒行軍，因此這個孩子生下來幾小時後就被託付給了一對農民夫婦，後來就再也沒有打聽到這個嬰兒的下落。
遭到這樣境遇的不僅僅是賀子珍，其他懷有身孕的女紅軍也都不得不挺著大肚子日夜行軍，最終還要在孩子和革命之間做出抉擇。
1935年2月5日是農曆乙亥年正月初二，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分工問題。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博古把中央最高領導權交給了張聞天，當時的移交形式就是移交一個鐵箱子，鐵箱子裡裝著中央檔案，這就意味著交權。博古此人應該說是一個赤誠的革命者，儘管他領導有錯誤。
此時，博古還不到28歲，他出身書香世家，24歲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如今卸下這份難以勝任的重擔。
此後，他擔任過《新華社》《解放日報社》社長等職。1946年，作為中共代表之一赴重慶談判，返回延安途中因所乘飛機與大霧撞山墜毀遇難，成為“四八烈士”之一。
中央紅軍突然出現在川南，引起蔣介石的震驚。
他急忙命令川軍傾全力阻止中央紅軍入川，加強長江沿岸的防務，同時要求在金沙江上灘頭至宜賓，長江上宜賓至江津，沿江北岸均趕築工事，並於各要點構築碉堡。
同時，蔣介石要求長江宜賓至江津段以軍艦及裝甲商船日夜遊弋江面，嚴防中央紅軍渡江，命令川南剿匪軍總指揮潘文華以一部兵力在長江南岸佈防，阻止中央紅軍渡江。
蔣介石還調集川軍、湘軍、黔軍、滇軍、國民黨中央軍專事追繳中央紅軍，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於敘永、赤水以西，長江以南，橫江以東地區。
形勢表明，中央紅軍原定在瀘州、宜賓間北渡長江的計劃難以實現。
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計劃，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力發展。
2月9日，中央紅軍先後進駐紮西后，轉入短期休整。
2月10日，中革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頒佈了《關於各軍團縮編的命令》，全軍除幹部團外，共編16個團。
紅一軍團縮編為兩個師6個團，紅三軍團縮編為4個團，紅五、紅九軍團各縮編為3個團。與此同時，中央紅軍在扎西地區擴大紅軍3000餘人，壯大了紅軍力量。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表《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中指出，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
1935年2月5日和13日，中共中央先後兩次電示蘇區中央分局，為適應游擊戰爭的環境，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部隊要以小遊擊隊的形式，有計劃地分散行動，環境有利則結合起來，不利又分散下去，佔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制勝，是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等重要指示精神。
中共中央還向蘇區中央分局通報了遵義會議情況，遵照中央的指示，項英、陳毅、賀昌等人率紅24師一部在原中央根據地穿插遊記，指導各地工作。同時，派有關負責幹部到各游擊區領導鬥爭。
2月28日，中共中央又致電紅二、紅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中央軍區，比較詳細地傳達了遵義會議決議的基本內容，並強調指出正確地、靈活地、藝術地運用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目前爭取勝利的戰鬥任務。
由於這一系列的電示和部署，中共中央恢復了對全國革命鬥爭的領導和指揮。
此時，在廬山上，一幢西式別墅裡過春節的蔣介石，送給中央紅軍的禮物，又是一個四面包圍。毛澤東該怎樣領導中央紅軍在三省交界處站住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