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海洋對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海洋孕育了生命、聯通了世界、促進了發展。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與海洋的關係更為緊密，一方面開發和利用海洋資源能源的能力增強，另一方面也對海洋環境造成不小的壓力。新世紀以來，海洋史研究日益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青睞，不過海洋環境史卻遭到忽視。怎樣理解海洋環境史的內涵？如何認識歷史上人與海洋環境的互動關係？如何提高社會公眾的海洋意識，進而形成海洋環境保護的自覺？圍繞上述問題，本版分別從理論探討和個案分析的角度刊發文章，以期對海洋環境史研究有進一步的認識。
1972年，阿波羅17號從距離地球29000公里的寥廓太空中拍下了一幀名為“藍色彈珠”的照片。這幀迄今為止世界上翻印次數最多的照片聚焦從地中海到南極的區域，上方是褐色的非洲大陸，亞洲在天際線遙遙隱現；下方雲氣翻湧、皚皚茫茫，而照片中最醒目、最廣闊的影象則是一片深邃而層疊的藍色，纏繞著白色的水紋。當人類第一次離開大陸，進入亙古想象的太空中時，看到的是一個藍色的星球，一個被海洋覆蓋的星球。
“藍色彈珠”問世之時，正是西方環保運動如火如荼之際，這是一個被稱為“生態學時代”的年代。是以，來自天外的“藍色彈珠”被賦予形形色色的生態解讀。在遙遠的太空中，這個藍色行星顯得美麗非凡，卻又孤獨而脆弱。“只有一個地球”並不只是科學家的話題，政客的說辭，或者環保行動主義的口號，而是堅硬的生態現實，它迫使所有人重新思考世界的當下與未來。當歷史學者將自身融入“生態學時代”時，他們也開始以生態學的認知為文明尋找位置，反思人類與自然的互動如何將這個星球帶入今天的世界。
但是，在環境史發展的最初三十年間，“藍色彈珠”所展示的大部分世界——海洋，鮮少出現在這個新領域的學者眼中。大部分環境史學者首先關切的是絕大部分人類生活的地方，即土地和土地上的有機與無機存在。當然，歷史學者並非全然沒有嘗試凝視海洋。費爾南·布羅代爾在20世紀40年代的戰俘營便開始想象一個浩瀚的天地，他的思想超越了王侯將相的興亡成敗，國家民族的邊界區隔，也超越了王朝與文明建立的土地，而去探索地中海世界。他告訴人們在撰寫這部歷史的時候，另一類重要的記錄“是由鄰近學科的學者——民族學家、地理學家、植物學家、地質學家、工藝學家——撰寫的”。有賴於此，布羅代爾敦促歷史學者“思考一下地中海是否還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命運和自己的強大的生命，思考一下地中海的生命除了展現引人入勝的畫面以外，還起著什麼值得人們重視的作用”。如此思考令布羅代爾在時間之流中發現了漫長的“地理時間”，箇中承載著人與環境之間關係的歷史。
布羅代爾的地中海省思對歷史學者，特別是環境史學者而言，無疑深具啟發意義。但是，布羅代爾所藉助的來自自然科學的研究是有限的，他所承繼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啟蒙運動以降的地理學傳統對地形和氣候的考量，而對19世紀後半葉興起的生態學知之甚少，更不可能瞭解20世紀50年代以後方興未艾的海洋學。所以，在其地理時間中發生的歷史近乎靜止，即使有所變化，也極為緩慢，迴圈往復。因為在他的理解中，包括海洋在內的地理環境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其構成是堅固的。
20世紀50年代以來開始蓬勃發展的海洋學在90年代之後逐漸滲入歷史學的研究之中，為新的海洋史的寫作正規化提供了可能。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布羅代爾所開啟的正規化已經陳舊過時，遭到淘汰；恰與之相反，歷史學者攜帶著他刻下的羅盤將海洋史的大船駛入全球海洋當中，在海洋貿易、戰爭、權力運作、知識流動、文化交換中進行著一次次探險。在新的海洋史正規化中，海洋及其所構建的地理世界看似穩固確定，實則變化多端；看似廣袤無垠，實則有限脆弱；最為重要的是，構成海洋的除了水與岩石，還有一個超乎人類既有想象的巨大生命世界，它們伴隨地球生命的初始時刻出現，在億萬年的時間中，演繹著藍色行星完整的演化歷史，而人類的歷史深刻地根植於其中，與其他生命形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所有這些新知都挑戰著原有的海洋史敘述，它令歷史學者意識到，海洋不僅是連線不同文明的媒介，運輸舢板、貨輪的載體，蘊含文明所需各種資源的供給體，還是一個同陸地生態與文明協同演化的龐大生態系統。歷史學者需要詢問，面對這些挑戰，新的海洋史已然做了什麼，未來還能夠做些什麼？
海洋新知中傳遞的第一重資訊是關於海洋世界的無休止變化。正是基於對變化的認識，海洋史與環境史相遇，開始賦予海洋，也賦予同海洋碰撞、交融的文明以生態的解釋。在新的海洋環境史的認識中，結構並沒有消失，它仍然勾勒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輪廓，被消解的是結構的穩定性。消解的力量有可能是漫長而緩慢的大陸板塊漂移，對短暫的人類歷史而言，它幾乎難以察覺，然而其所帶來的地殼震動、火山噴發從未在人類的恐懼與悲劇中缺席；也有可能是海洋自身蓬勃而狂野的瞬間力量，如颶風、颱風帶給人類文明的巨大災難。但是，海洋同人類之間更頻繁的互動，是湧動的洋流同氣流之間的互動作用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它們令氣候不復天行有常的四季流轉，而有可能是詭譎莫測的厄爾尼諾。近年來崛起的全球氣候史研究，特別是對厄爾尼諾現象的歷史研究，業已對這些變化進行了梳理。
當然，促使海洋世界不歇變化的力量並非自然所獨有，日趨強大的文化力量也在以自身的方式重塑海洋。這些由人類活動而引發的變化促使科學家意識到，海洋存在自身的承載限度，其複雜的生態系統同樣無比脆弱，此為海洋新知帶來的第二重資訊。對其有限性與脆弱性進行反思，最早出現在海洋環境史研究最為發達的領域——海洋漁業環境史當中。在愛爾蘭聖三一學院以環境史學者保羅·霍姆為代表的漁業環境史團隊看來，從16世紀開始，整個世界由於新大陸海洋的開闢而啟動了一場“漁業革命”。早期的漁業類似陸地上的採集、狩獵，海洋可提供資源的豐謙決定了人們收穫的多寡，雖然會引發魚類數量的變化，但是鮮少帶來物種的改變。伴隨技術的改進和人類文化變革造成的口味變化，海洋漁業開始在可控區域進行養殖，流動的漁民變成定居的養殖者，汲取土地財富的方式開始在海洋上實踐，海洋的物種由此發生變化。
在生物性變化之外，人類活動同樣帶來海洋的物理與化學變化。伴隨人口與經濟的增長，所有的沿海區域都轉向海洋，尋找將滄海轉變為桑田的方式，它帶來的不僅是海岸線在地圖上的形狀變化，更帶來近海生態系統的整體變遷。20世紀50年代以來最顯著的影響則是化學變化。早在蕾切爾·卡森的時代，對核廢料的恐懼已經在海洋上空瀰漫，2013年的福島核電站爆炸令半個世紀以來被技術與意識形態包裹的核安全美夢轟然破滅。如果說核汙染是人類可能為海洋，乃至整個藍色行星帶來的化學影響的極致反映，那麼塑膠則是一種日常。它們或以塑膠製品形式在海洋中構成一個個巨大的塑膠堆；或以微粒的形式藏身於每一粒水分子中，無論是北極的堅冰，還是黝黯的深海。它們綁縛海洋生物的身體，對海洋生命與其棲息地進行潛移默化影響的同時，也以食物鏈的形式最終回到包括人類在內的陸地與天空生命的機體當中。
在海洋學帶來的所有新知中最重要的一重是關於生命演化歷史本身的新知，它啟發人類重新審視我們這個物種真正意義上的深層歷史，不是幾個世紀中社會的起伏動盪，不是幾個千年文明的消長興衰，而是人類與海洋之間本源性的生命聯絡。海洋是所有生命的最初家園，在演化的過程中，一部分生命來到陸地，然後棲息、繁衍，最終喪失了重新回到海洋生活的生物能力。在悠長的歷史歲月中，人類始終在尋找同海洋發生聯絡的方式，這個尋找的過程是一個自然與文化的協同演化過程。它既包括人類物種的生物演化過程，又包含文化基因在自然世界中不斷調適而發生改變的過程。曾幾何時，仰仗海洋生存的人群同海陸交界處所有的物種一樣，在潮起潮生的自然律動中找尋自身生存與生產的節奏。城市、工業時代的到來鍛造了新的生產、消費與生活方式，人們在這三重新方式中為海洋確立了新的位置。它遠不再是僅僅有著漁鹽之利的有限資源供給體，還是全球貿易得以運轉的基本載體，是擁有無限財富與可能的新邊疆；更進一步，對新的城市生態秩序而言，它成為大眾消費主義青睞的所在。人們以食物的新陳代謝重建與海洋的生物聯絡，也在新的審美需求中找尋同海洋之間的智性與精神聯絡。這兩重聯絡的建立、斷裂與維繫的叩問，可以成為新的海洋環境史研究的金鑰。
（作者：侯深，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