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丘會盟”是歷史上比較著名的大事件，發生在春秋時期。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蘭考）舉行諸侯大會，參加會盟的有齊、宋、衛、鄭、許、曹等國的國君，周襄王也派代表參加。這是齊桓公多次召集諸侯會盟中最重要的一次，標誌著齊桓公的霸業達到頂峰。
· 諸侯會盟的歷史背景·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各諸侯爭霸，連年戰爭不斷，嚴重影響了各諸侯國政治經濟的發展。
當時的齊國，齊桓公拜管仲為相，推行改革，實行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促使齊國逐漸強盛。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尊崇周王室的地位，維護邦國制度，並聯合各諸侯抗擊夷狄、戎狄等遊牧部落的入侵。
齊桓公九合諸侯，成為第一個中原霸主。他多次組織各諸侯國的國君召開會盟大會，如齊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齊、宋、陳、蔡、邾五國國君在齊國的“北杏會盟”，旨在協力平息宋國內部爭奪君位的變亂，這是齊國首開以諸侯身份主持天下會盟的紀錄。隨後還有“柯地會盟”“鄄地會盟”等。會盟活動的主旨在於減少戰爭的影響，防止諸侯國內部矛盾和危機的發生，讓各國百姓能夠休養生息。
“葵丘會盟”是眾多會盟中重要的一次活動，這次會盟確定了齊桓公的霸主地位，對各諸侯國在春秋時期的格局與地位有著重要的影響。由此，齊桓公在諸侯中的威望不斷提高。
· “葵丘會盟”的歷史記載·
有關“葵丘會盟”的歷史在古籍中多有記載，也反映出這次會盟的重大影響力。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這裡記載了齊桓公在一年的夏秋季兩次在葵丘會盟。據《春秋·僖公九年》記載：“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具體記載了參加會盟的人員，而且可以看出，周天子分封的爵位是有差別的，這與諸侯國的大小和地位有關。據《管子·霸形》記載：“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堤，無擅廢適子（注：嫡子），無置妾以為妻。’”這是講，齊桓公在與楚王見面時，也提出與葵丘盟約相一致的事宜，其中仍然強調“毋曲堤”。據《孟子·告子下》記載：“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在以上記載中，《孟子·告子下》對“葵丘會盟”的記載與《史記》《春秋》《管子》相一致，而且最全面。首先明確記載齊桓公的霸主地位，“五霸，桓公為盛”，這與《史記·齊太公世家》中的“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相一致，周襄王派大臣參加了葵丘會盟並送重禮，說明周襄王承認了齊桓公的霸主地位。同時，詳細記載了盟辭的“五禁”條款，如誅殺不孝之人，勿改變已確立的太子，不要以妾為妻等。這“五禁”條款中還有一條涉及水利，即對諸侯各國修築水利堤防提出限制。這條盟約反映出沿河各諸侯國不要以鄰為壑，對河流實施統一治理管理的願望，也反映出春秋時期江河安瀾對諸侯國生存發展的重要作用。
· 盟約中的治理管理理念·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以修堤防的方式，以鄰為壑，以水代兵，把水禍引向別國，進行兼併稱霸戰爭，其結果是直接造成了河流下游地區河流壅滯、下洩不暢、河勢遊蕩，使得河水氾濫,殃及百姓，導致生靈塗炭，威脅各諸侯國的生存和發展。如，楚國侵犯宋國和鄭國，《管子·霸形》中記載：“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後可田也。”大約是在睢水上攔河築壩，使河上游氾濫成災，向上遊淹沒田地四百里，大概是回水及堤防潰決的結果。齊桓公曾出兵干涉楚國，要求楚國拆除攔河壩。
在春秋時期，作為戰爭手段，為自己利益攔河築壩和修建堤防，而不顧別人的事情一定不少，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對流域統一治理管理被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因此，齊桓公召集了“葵丘會盟”，簽訂了在諸侯國之間要保持黃河下游通暢、安順，不人為設立堤防的共同盟約，協調各諸侯國對黃河河道和堤防實施統一管理，即第五條盟辭，不要人為修築不合理的（例如故意彎曲向對岸挑流的）堤壩。
這種以盟約的形式規範各諸侯國對黃河治理管理的行為，以及維護好黃河上下游、左右岸各諸侯國的安全和利益，樹立共同維護黃河統一治理管理的理念，是當時的歷史背景之要，也是領時代之先的。同時，也為自春秋以降歷朝歷代對黃河的治理提供了可借鑑的流域統一管理理念。
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採取的一項措施就是“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這反映出戰國七雄還在修築利己害人堤防，以達到以水代兵、削弱對方的目的。秦始皇統一後，立即拆除六國境內城牆，破除戰國時期各國修的阻礙河流的堤防，保障河勢穩定、河流暢通、安全下洩，減少水害對新的統一國家的影響，以保證秦帝國“傳之無窮”。再如，西漢著名治黃戰略家賈讓的“治河三策”中，也十分詳細地反映出黃河下游人為修築堤防對上下游、左右岸的影響：“蓋堤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作堤去河二十五里……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蕩。”這裡，賈讓把齊國、趙國、魏國修堤防擋水的史實寫得很詳細，連地理位置和築堤與黃河的距離都一一反映出來。
當時，黃河經行和濱河的有齊、趙、魏等國。齊國地勢較低，首先受黃河洪水之害，於是離河二十五里築堤防洪；齊國有了堤防的保護，洪水威脅轉嫁到趙、魏兩國，於是，趙國也在離黃河二十五里的地方建築堤防，保護自己；位於上游的魏國也會效仿齊、趙的做法，築堤保護自己的地盤。這樣看來，當時黃河主流在左右相距五十里的兩道堤防之間遊蕩。賈讓的“治河三策”的提出，特別是其“下策”的“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就是要繼續修繕故堤，加高培厚堤防。雖然是最下策，但“治河三策”是統一的整體，由此形成賈讓以“寬河行洪”思想為主的系統治理黃河思想。賈讓的“治河三策”，汲取了春秋戰國時期對黃河下游堤防建設與治理管理的歷史經驗，是中國最早在黃河下游興利除害的治河文獻，對後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歷朝歷代把對江河的治理管理作為興水利、除水害的重要手段，從大禹治水，到王景治河與治汴兼顧的措施，從賈魯的“疏、浚、塞”並舉的治河思路，到潘季馴“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治水先賢們在不斷繼承和總結前人經驗，把握江河的自然客觀規律，注重從流域性、整體性出發,採取系統性的措施治理江河，保障江河安瀾，促進了各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為推動中華文明的歷史程序作出重要的貢獻。
來源：水利史研究
作者：牛志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