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焦秉貞作《孔子聖蹟圖》之《學琴師襄》。孔子向師襄學習彈琴,十日不更換曲子,只因自己還沒體察此曲的志趣、韻律,識別出作者。一日孔子在演奏中突然說:“非文王,誰能為此?”此曲正是《文王操》。(資料圖片)
修身八條目,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早出現於兩千多年前的《禮記·大學》。直到北宋程顥以“窮理”貫通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它才作為“進修之術”受到重視。南宋朱熹將《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並在作《大學章句》的過程中名之為“條目”詳細解釋,“八條目”始被奉為儒家經典的修身方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國人。
八條目在古代社會的基本意涵
關於八個條目的具體意涵和修煉順序,歷來不乏爭議,主流的程朱理學將它理解為從格物開始的、依次第展開的單線過程,以修身為樞機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先修內,後治外。
格物,就是深入觀察研究某一事物,即物窮理。經過細緻深入的觀察研究之後,腦海中便會對事物形成一定的認知,而後方能明辨事物,盡事物之理。格物之物既指自然之物,也包括社會之事、個人之情;每一項事物中都蘊含著該事物特殊的性質,均有一定的規格,即分殊之理,這就要求修習者首先要即物,共情地進入到情事物之中,以虔敬之心將該情事物與所涉及的各種規律和格式切磋琢磨,周全而謹慎地思考,辨識這一情事物的原由,將之歸到某一格。
致知,就是求為真知。物格而後知至。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可以看出,“新民”乃是使民眾達到理想人格境界的評判準則和道德修養綱領。因此,致知在《禮記·大學》成書時主要指致民知,即使人懂得做人的道理和規矩格律,讓人從矇昧狀態中解放出來成為“新民”。
而朱熹將之解釋成使自己知,而且用“知至”的觀念將“致己知”推到極致:每一種事物不僅有分理,也體現普遍之理,人要儘可能多地接觸天下萬物,盡心用力窮究其中的道理;探求到情事物的極致,也就明白了共同之理,豁然貫通。這個解釋將致知由外感轉向內究,與格物的邏輯關係更加緊密,也更契合內向修煉的文化特性。
誠意往往被理解為意念,從上文致知和下文正心來看,誠意應該理解為尊重自己真實完整的向善意志和道德認知,即真誠地信仰天理,心悅誠服於道德倫理知識,尤其是不要明知道什麼是善卻假裝不知道,不能誠實面對自己。無論身旁有沒有其他人,都按照最真實的道德認知去行動,所以講誠意特別強調慎獨,即在獨處時也要保持對道德意志的敬畏。
正心是將凡人之心修煉成為聖人之心,乃八條目核心部分。朱熹認為心是性的載體,聖人的心是至善的,常人的心則由於“生於行氣之私”而“有善惡”——所謂善,就是實現天理;所謂惡,就是背離天理。常人心體之中都難免有憤怒、恐懼、好樂、憂患的傾向,如果讓這些情緒慾念發作出來就會影響聖人之心的實現,就是惡。將影響聖人之心實現的惡的慾望予以遏制和清除,靜守涵養至善的“道心”,方能心得其正。
“格物致知”到“誠意正心”,體現的正是主體道德修養提升的層次和方法步驟。
修身是八條目的樞紐。修身,就是要不斷提高自己的品德修養。修身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落腳點,又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出發點。經由主體來加強內在向更高道德境界的追求,最後落實到外在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層面。
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是修身的價值目標。就其內部來看,由內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國乃至天下的實踐之路是有先後順序的。
齊家以治國的背後是典型的家國同構觀。孝順父母、敬奉兄長、慈愛子女,這是修養自身教化全家的內容,推及國家則是臣民忠於國君,國君愛民如子。家庭仁愛和睦、謙恭禮讓,百姓受此影響,整個國家也就仁和恭讓,能夠治理得很好。
從現代社會學的角度看,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細胞,而人又是組成家庭的最基本元素,只有社會中每一個獨立個體在自身的整體素質方面有了全面的提高,才可能維繫家庭的內部穩定,最終也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保持社會道德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民眾按這種道德正規化行事,國家得以善治。
天下平有四個重要表現,一是國富民樂;二是賢德之人從事治理活動;三是民心所向,民眾擁戴道德典範;四是人人明明德,按照道德規範做人做事。“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外用之道的最高目標,同時也是道德主體修為的最高境界。在修養自身的基礎上進一步帶動自己身邊的人,再推而廣之,以至善之德教化國民,最後達到天下太平、祥和的最終目的。
總而言之,八條目實以修身為樞機構成了一個體系,它可理解為儒家天理的普遍邏輯下,以道德為核心的身家國天下層層遞進的同心圓,本質上則是由修己小迴圈與治外大迴圈巢狀合成為一系統的修身之道。
近現代轉型期的實務修身
宋明之後,後代儒生對修身八條目也作了些許轉化。清初儒士顏元體會到“思不如學,學必以習”,主張“習動”“實學”“習行”“致用”,將自己的住所“思古齋”改為“習齋”,教授弟子六藝及兵農工虞等實用技藝,每五天中就有一天習射。
顏元之實踐練習並非僅為健身,也在於修心。梁啟超稱其“唯習主義”一是改良習慣,二是練習實務;改良習慣的下手方法,全在練習實務,達成的效果則是身心習慣的全方位改善:習行禮樂射御之學,可以健人筋骨,調人情性,長人神智,振起精神。透過體育改身之過、遷身之善以修身。
1917年,毛澤東發表《體育之研究》稱讚顏元:“清之初世,顏習齋、李剛主文而兼武。習齋遠跋千里之外,學擊劍之術於塞北,與勇士角而勝焉。”講的是顏元中年雲遊到河南商水,訪武術家李木天,兩人折竹為刀,對舞不數合,顏擊中李手腕。毛澤東看到當時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無法抵擋外國列強入侵,於是指出體育對增強民族體質、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用。他觀察分析德國鬥劍和日本武士道後發現,現代體育都是先精究生理,詳細研究身體構造、脈絡執行,然後根據科學規律制定體育程式。這頗類朱熹從格物致知出發的修身觀。
毛澤東同時也很注重誠意正心,他強調體育運動一要有恆,這樣才會有興趣、覺得快樂;二要專心全力投入,摒除閒思雜慮,運心於血脈、筋肉、關節、呼吸,運作按節,屈伸進退,踏實鍛鍊;三要蠻拙,即湘人俗語“霸得蠻”:“運動之進取宜蠻,蠻則氣力雄,筋骨勁。運動之方法宜拙,拙則資守實,練習易”。顯然,按毛澤東的要求去鍛鍊,鍛鍊的絕不僅僅是身體,而且是情趣、精神和意志,是奮鬥精神:“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體育鍛煉中的奮鬥,更多的是與自己鬥爭的思想修煉。經過大江大河的歷練,才有九天攬月、五洋捉鱉的豪邁,才有閒庭信步、極目天舒的心境。毛澤東總結道,體育的效果是強筋骨、增知識、調感情、強意志。筋骨即身體;知識、感情、意志者,是“吾人之心”。體育將德育與智育一體貫通,這種修習方法繼承了三代庠序之教的精神,汲取了大學八條目的精髓。
修身八條目在當代社會的繼承發揚
修身八條目的內容是一個由內到外、相互關聯的統一的整體,在具體的道德修養和社會道德實踐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當代社會,仍很有必要從八條目中採擷精華,進行創造性轉化。
首先,將格物致知轉化為實踐認識論,將誠意正心轉化為實事求是的精神。要想深入觀察研究某一事物,就必須要親歷其事,親操其物,在實踐中求知。“格物”的邏輯結果是獲得了對事物執行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而這正是“致知”的內在含義。深入研究事物的道理以至窮盡的地步,從而使自己的認知達到較高的層次——格物以致知,這一過程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論規律的。格物只是學習情事物的理,實踐觀則強調與他人與世界的互動,強調人在改造自然和社會的不斷變動的過程中改造人自身,改造自己的認識;人不僅感知著實踐活動,而且跳出來反思自我在實踐中的行動和思想,所以人既是學習者,更要是創造者。
其次,將家建成心靈的港灣。中國社會具有家國同構的特點,“家”“國”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家庭的經營與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是相互聯絡的,“家”之不齊,“國”將不治。家庭和睦、井然有序,以德教化,治理國家將更有效。現代人的獨立自主與家庭的溫暖親情並不矛盾,對身邊的親人好一點,把自己的家庭經營得美滿一點,把家風樹正,這也是對社會有所貢獻。
最後,將治國轉化為愛國的平凡行動。自身的修養和提高,應該與國家、社會聯絡在一起。八條目為讀書人指明瞭修己治國的道路,強調獲取知識和提高修養的目的是治國平天下,說明治國平天下和個人修養的一致性。每個公民堅持操守,敬業愛崗,盡職盡責幹好本職工作,更多更好地為國家出一份力。而當代天下觀不僅是社會觀,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觀,當彼此尊重,求同存異,競合互補,共建共贏。(塗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