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曉彬
你聽說過“”野生”的孩子嗎？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農村孩子們便是。別的我不知道，但我清楚1970年以前出生的孩子處境更是困難，那個年代的農村孩子們，可以說是野生的孩子。那個時候農村勞力都在生產隊掙工分，天不亮就要出工，為了掙那個不到5分錢一個的工日，也為了一個年底的“五好”和“吃餘糧”，很多的農村婦女不顧懷孕的身體也要跟著丈夫下地掙“工分”，有時候自己到了預產期還不知道，孩子生在野地裡的事情也是偶有發生，農村出生的孩子因為醫療水平低，加上營養跟不上等各個方面，往往很多的孩子就夭折了。
野生的孩子，出生于田野鄉村之間，玩耍于山嶺荒坡之上，成長於陋巷與原野上。兩三歲的時候就被勞作的父母放在田間地頭自己玩耍，餓極了就抓著泥土往嘴裡吃，小孩子知道什麼啊，有時候雞屎吃到嘴裡父母也不知道，因為文化水平和生活條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人們的素質很低，農村鄰里之間、夫妻之間，家庭之間，打架鬥毆的事情經常發生。誰家丟了東西，一隻雞或者是一件生活物品不見了，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被人偷走了，於是乎，帶上案板，拿著菜刀，一路跳罵著，到大街上“嚼街”去。那個時候罵街就是“農村一景”。“悲劇就是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是魯迅在論及悲劇社會性衝突時說的一段話，不經歷過這些現實，就理解不了魯迅先生說的這句話。
我們就是生活在這樣環境的一群“野生的孩子”，到了五六歲的時候，夏天我們就光著屁股在浚河裡面翻騰打鬧，每年夏天浚河裡發大水，我們就在樹林溝汊裡面“撈魚摸蝦”，好像是天生的水性讓我們從來都不怕洪水。我們“雄赳赳，氣昂昂”的跨過村裡的藕塘，拿著自制的漁網，直奔村南的浚河，那裡才有大魚和老鱉，一個猛子紮下去，兩個河蚌摸上來。最喜歡的就是等河水退去，在平邑縣萬畝浚河裡面，一個個來不及逃走的各種白花花的鰱魚、竄條子、沙裡趴成為我們的“戰利品”，夕陽西下，帶著魚簍就回了家。炊煙裊裊中，一家家燉魚湯的濃郁香味飄在鄉村的上空。
春天來啦，野生的孩子們背上柳條筐到野地裡挖野菜，到浚河樹林子採摘新鮮嫩綠的槐花葉炒“渣豆腐”，清明時節，擰一支“柳哨”，扎一個“柳枝帽子”，割許多的野草回家餵羊喂兔。夏天來啦，割麥打場拉轆轤，下河摸魚，上樹端鳥窩，然後幾個夥伴，扛著杆子戳“馬蜂窩”。我經常想起，那個時候的銅石鎮姜家莊真大，南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白沙灘，野生的大雁、白鷺、天鵝在那裡扎堆，西北就是一大片的陰森森的森林，白天一個人都不敢進去，裡面有野狼，我們小夥伴在這片大森林和沙灘裡面刨“香附”挖“甜杆”，調皮地對“接骨草”。採蘑菇，拾“地皮（草菌）”，逮“結了龜”。一晃幾十年過去了，日東高鐵、新臺高速在我們姜家莊村穿村而過，河沙的無休止的採挖，已經讓原生態的村莊變了模樣，不知道這是現代文明的欣喜還是悲哀。
我們是一群野生的孩子，在自然裡生，在自然里長，我們在風雨裡吶喊，在白浪滔天的河水裡搏擊，在傾盆暴雨裡面收割糧食，與老天爺“搶飯吃”，在冬風凌冽中，把一棵棵凍得邦邦的大白菜抱回家，我們在漆黑的冬夜中，打著“馬燈”，連夜奮戰，刨地瓜、分地瓜、擦地瓜幹，在月亮底下或者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拾地瓜幹，凍得哆哆嗦嗦，餓的牙打戰戰，流著鼻涕，和著被鐮刀割破的鮮血，嚥下去，撐下去，能夠在那個艱苦的年代裡活下來，真不易啊。
野生的孩子是具有野性的，我們不懼怕走黑路，我們不懼怕打雷下雨，50米深的大口井裡面我們敢從井口跳下去洗澡，200米寬的浚河可以橫渡，高高的白楊樹我們敢去竄爬，長滿了一身刺的皂角樹敢上去摘皂角。我一個小名叫“和平”的玩伴，敢爬電線杆子，而且敢一隻腳站在上面做表演。大人們好像是對我們不管不顧，任我們“瘋長”。那個時候，家庭裡面孩子多，晚上又時興玩“藏貓貓”的遊戲，藏著藏著，很多的孩子就在“藏貓貓”的地方睡著了。累了一天了，有粗心大意的父母老早的休息了，連孩子們“查查數”都不點就休息了。這些與殘酷的生活和大自然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野性，就是一種“天不怕”的鬥爭精神，它激勵著我進步，激勵著我成長。
野性，它就是一種原始的自然之美。這種野性，已融入我的血液，也成了我們早已溶入骨骼的特質，在悠悠歲月裡，歷久彌堅。我們這群具有野性的人，也愈發懷念青蔥年代大自然純樸原味的時光，在飄渺如煙的往事裡，默默品味那縈繞於懷的淡淡鄉愁……
（圖片源自網路）
【作者簡介】姜曉彬，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山東省平邑縣作家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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