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絕大多數電影導演來說，拍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電影是一個“走鋼絲”的過程。顯然，這種行為是很冒險的，因為同類型的電影實在太多了，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會落入“俗套”裡面去，拍攝一部失敗的影片。但是如果能“小心翼翼”走過鋼絲或者是突如其來找到某種靈感，就能拍出類似於《美麗人生》或者是《拯救大兵瑞恩》這樣的名片。

而《喬喬的異想世界》的導演就選擇走了一次鋼絲，效果確實還不錯。

男孩的幻想

這部電影的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男孩喬喬和母親羅茜生活在德國人的陰雲之中。

好心的母親在家中偷偷藏了一個希伯來女孩，而且還為反抗軍工作。但是在喬喬眼中，德國人並非是惡棍，而是值得尊敬的戰士，他渴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甚至還幻想了另一個希特勒，這個希特勒天真可愛，幫助喬喬解決各種麻煩。

關於平庸之惡的理解

《喬喬的異想世界》的驚喜，源自電影之間奇妙的互文感。

我以前看過電影《漢娜· 阿倫特》。在這部電影中，我僅限於被電影中阿倫特的形象以及她關於“平庸之惡”的概念迷住了，而《喬喬的異想世界》讓我們對“平庸之惡”的理解更深刻了。在這一刻，我們似乎突然明白，在另一部影片中，阿倫特為什麼要那麼執拗地修正自己關於“邪惡”的認識了。

喬喬是這個家庭中最狂熱的希特勒擁護者。為什麼一個10歲的小男孩反而是最狂熱、最堅定的呢？影片後半段中，德國軍官說道，我們的帝國依靠什麼呢？只能依靠我們的青年。不能說青少年是最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但顯然是最容易被煽動，且容易盲從的群體。

極惡的本質並不是超出普通人思想範疇外的極端之惡；相反，它不但不深刻，而且比一般的惡（倫理之惡）更容易令人覺察不到，是更盲目、更膚淺之惡。阿倫特認為，惡與善的區別就是平庸。善是有深度的，需要普通人所不具備的思考深度和能力才能去加以分辨和識別，而惡是平面的，不假思索的。

最大的惡是沒有動機的，是由不思考引起的。這是阿倫特認識的一大轉變。以二戰時期為背景，揭開“平庸之惡”的影響。

出色的演員表現

說回電影本身，飾演希特勒的塔伊加·維迪提真是越老越帥，飾演羅茜的斯嘉麗·約翰遜也好美，但我覺得故事視角稍微有些單一，限制了她的發揮。如果能加入一些大人之間的對話，或者給一些時間讓人物表現其去掉社會或家庭角色之後的個人時刻，那麼故事會更有深度。

跳出電影範疇反思批判

二戰題材中，我一直很喜歡德國電影，其嚴謹、多思的基因，總試圖跳出電影的範疇去反思、批判一些什麼。

像《漢娜·阿倫特》，全片以海德格爾最鍾愛的學生漢娜·阿倫特報道納粹兇犯艾希曼審判為中心事件而展開，其間穿插漢娜的思想形成軌跡及情感經歷，重點闡述漢娜飽受爭議的哲學思想，即“平庸之惡”。

影片中最動人的一幕，是面對纏綿病榻、將要死去的老友的悲憤質詢：“你不愛你的民族嗎？”漢娜說：“你知道我的，我不愛任何民族，我只是愛我的朋友們。”老友反目，千夫所指，漢娜遂被認為是冷酷無情、背叛民族的罪人。然而這個獨立思考的堅持，貫穿影片始終，超越民族主義的偏狹性，超越以暴制暴的簡單邏輯，在影片最後的演講中直指人心。

人們通常認為，在以具象化影像為媒介的電影藝術中探討艱深難解的哲學命題，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這個故事似乎打破了禁區，它結構緊湊，思路清晰，甚至不乏華彩段落。我們不得不對日耳曼民族心生敬意，他們被認為是最沒有幽默感的民族，但造就了其藝術表達的客觀性、理性。

“宏大”的人類主題

即使情感充溢暴烈者如法斯賓德，都在不斷製造間離打斷敘事，迫使觀眾思考。藝術家是整個人類程序中的邊緣群體，但是他們可以站在邊緣，用邊緣的方式去表達與科學家、哲學家同樣宏大的人類主題。德國電影的價值便在於此。

讓人又想起《最後一班地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晚上11點就實行宵禁的巴黎，劇院仍然爆滿。人們從散場的劇院走出，蜂擁去趕11點前的最後一班地鐵。但是，假如趕不上呢？在物資短缺、被侵略軍佔領的城市裡，似乎沒有人去擔心或考慮這個問題。雖然這不是導演特呂弗所要表達的重點，然而影片不經意間勾勒出了一個真正的法國社會。

在法國人心中，對文化，或者說對浪漫的需求如此天經地義，因此將這樣一個愛情故事的背景設定到戰爭中的巴黎，如此自然，完全不覺得需要刻意解釋。

結語：

有人說，法蘭西人是一個浪漫至死的民族，這裡孕育了無數世界級的畫家、作家、音樂家、演員……是否應該有人反思，如此優秀的文化為何不能夠抵禦戰爭的傷痕？從《最後一班地鐵》可以看到法國人的心態，他們對待苦難的態度是包容、消解的，他們善於自我排解，在自我調侃中融化苦難。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喬喬的異想世界》這部影片，你就會發現它是有血有肉的出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