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們中國人談到敦煌莫高窟藏經閣，就必定會議論起一個人——道士王圓籙！學者餘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一書中認為王圓籙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並就此感到傷痛。
無論是歷史記載，還是出於中國人的情感，王圓籙王道士在敦煌莫高窟文物流失中，卻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作為那個時代的“小人物”王圓籙王道士，有著多大的歷史責任呢？
王圓籙
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於前秦宣昭帝苻堅時期。
據唐朝《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一書的記載，前秦建元二年，僧人樂尊路經此山，忽見金光閃耀，如現萬佛，於是便在巖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
此後法良禪師等又繼續在此建洞修禪，稱為“漠高窟”，意為“沙漠的高處”。後世因“漠”與“莫”通用，便改稱為“莫高窟”。
到了北魏、西魏和北周時，由於統治者崇信佛教，石窟的建造得到王公貴族們的大力支援，規模進一步擴大。
莫高窟
到隋唐時期，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莫高窟更是興盛，在武則天時有洞窟千餘個。
唐玄宗安史之亂後，敦煌先後由吐蕃和歸義軍佔領，但造像活動未受太大影響。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漸趨衰落，僅以重修前朝窟室為主，新建極少。
元代以後敦煌停止開窟，逐漸冷落荒廢。
明嘉靖七年，由於邊境動亂，封閉嘉峪關，使敦煌成為邊塞遊牧之地。
直到清康熙五十七年，清軍平定新疆，並從甘肅各州移民敦煌屯田，敦煌經濟開始恢復。莫高窟開始被人們注意。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敦煌莫高窟的營建與當時統治者的信仰有很大的關係。
敦煌莫高窟營建的一千年歷程，時值中國曆中上兩漢以後長期分裂割據，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統一，臻於大唐之鼎盛，又由顛峰而式微的重要發展時期。
在此期間，正是中國藝術的程式、流派、門類、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時期，也是佛教與佛教藝術傳入後，建立和發展了中國的佛教理論與佛教宗派，佛教美術藝術成為中國美術藝術的重要門類，最終完成了中國化的時期。
莫高窟
王圓籙王道士
學者餘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一書中，對王道士是這樣描寫的：“王園籙是小個子，又是小人物。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隨處可以見到的一箇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在甘肅當過兵，後來為了謀生做了道士。幾經轉折，當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從現有的歷史資料，很難具體瞭解王道士的人生經歷。
王道士出生於1849年，那時的中國在清王朝的統治下已經走向了衰敗。他是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圓籙。
早年家貧，為生活所困，逃生四方。一直到清光緒初，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後離軍，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遠遊新疆。
一直到光緒23年，已年近不惑的王圓籙來到敦煌莫高窟，感嘆此地不愧為“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遂決定在此定居。
並在窟南區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佈施，兼四出佈道幕化，小有積蓄。
從王道士早年的經歷來看，他沒有讀過什麼書，一直都是為生計奔波。一直到了敦煌莫高窟才有所依靠。
起初，王圓籙居住在莫高窟第344號窟中，擔當起了看守和修復莫高窟的重任。他白天四處奔波，佈道募化，省吃儉用，籌款修窟，清理洞窟積沙。晚上則甘於寂寞，供奉香火，與經書佛像為伴。
莫高窟
隨後他又僱敦煌一位讀書人楊某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售，夏秋間，朝山進香者絡繹而至，又命楊某接待香客，代寫 醮章，兼收佈施，登記入帳。
一直到光緒26年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返身於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 迴音，疑有秘室。告訴了王圓祿。
於是這年的5月25日半夜，王圓籙相與破壁探察，開啟洞門後，看到裡面重重疊疊堆滿了大量的文物。經過清點，這些文物包括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大約五萬餘件，涵蓋中國佛教一千多年的歷史。
王圓籙發現藏經閣後，看著數以萬計的經卷和各類物品。雖然他並不懂得這些東西的價值，但他並沒有將其私有！
他挑選了兩卷經文，徒步行走50裡，趕往敦煌縣城，找到當時的縣令嚴澤，並拿出攜帶的兩卷經文讓縣令看。
在晚清飄搖的時代，“文物”這兩個人可能對於那個年代的人是陌生的詞彙。但是王圓籙覺得這些東西應該得到保護......
莫高窟
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引起政府的重視。但是不知道這位縣令是如何謀得縣令的職務的？對一個不學無術的人看來，兩卷經文只不過是發黃的廢紙而已，有何稀奇之處！
不知道王圓籙在得到這樣的回答之後，內心是怎樣的！但是他並沒有就此甘心......一年後，湖南人鄔緒棣接任縣令，對王道士的報告也不在意。
回到莫高窟的王圓籙，一邊整理藏經閣內的物品，一邊在等待機會......1902年，敦煌來了一位新知縣名叫汪宗翰。
他學識淵博，對古代文獻有較深的認識，上任敦煌縣令後，對當地的風土人情頗具興趣，曾在當地蒐集一些漢簡和文物來欣賞研究。
王圓籙打探到汪知縣是進士出身，並且對金石學（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很有研究，王圓籙似乎看到了希望......
他異常興奮的趕赴敦煌縣城，向縣令報告了在莫高窟發現的藏經閣......
汪知縣得知後欣喜若狂，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
莫高窟經文
當不計其數的經卷擺在汪知縣的眼前時，他與王道士一起細心檢點封存文物和文獻，並責成王道士看管，等候上級處理。
他隨後向甘肅省教育長官學政葉昌熾寫了書面報告，但得到的回答是“就地封村，由王道士看守。”汪知縣將這一訊息告訴給王道士後，出於對金石學的研究，離開莫高窟時，也帶走了幾卷經文......
但是王圓籙覺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難保護好這數以萬計的經文......
王圓籙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可能是出於信仰的不同，最後得出結論是：“經卷上的字沒有他的書法好。”就這樣一句話打發了王圓籙！就此了事。
莫高窟經文
王圓籙失望著回到了莫高窟，他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風雨飄搖之際，深居清宮的官員哪望能顧得上這等“小事”。王圓籙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7年，斯坦因在經過清政府同意後，一行人到達敦煌縣城，這是他第一次到達漢族聚居的地方。隨後他考察了敦煌附近的故長城烽燧遺址，並獲大量漢簡。
斯坦因剛到敦煌時，從一個來自烏魯木齊的維族商人薩希伯克處首次聽說了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訊息。
3月16日他曾匆匆忙忙地訪問了一次莫高窟，當時執掌藏經洞門鎖鑰匙的王道士圓篆外出不在，斯坦因從另一年輕和尚處看到了一件寫本佛經。
這引起他的極大興趣，決定對這裡的寫本進行系統調查，於是在考察完敦煌周圍史蹟後，再次來莫高窟。
斯坦因首先派蔣師爺與王道士交涉，要求將藏經洞的寫本全看一遍，遭到王的拒絕，斯坦因又決定在蔣的陪同下親自與王道士打交道。
斯坦因
他給王道士編了一套唐僧西天取經而他今天又從印度來尋獲唐僧遺典的故事，愚昧的王道士竟信以為真，又在蔣師爺的再三勸說下。
於當天夜晚偷偷摸摸抱出一捆寫本交給蔣，蔣又交給斯坦因，斯坦因讓蔣連夜辨查寫本內容。
蔣在第二天天亮時高興地告訴斯坦因，他發現一件寫本的題記說明該經是玄奘獲自印度並譯成漢文的。
他們立即將這事告訴王道土，將信將疑的王道士只好同意讓他們看藏經洞的所有藏品。於是斯坦因在蔣師爺的幫助下，在藏經洞外甬道中一件件檢查王道士抱出的寫本和絹畫織物，共花了七天時間。
他將自己認為好的卷子和繪畫挑選出來，然後以相當於500盧比的40塊馬蹄銀買下寫卷印本古籍24箱，佛畫、織繡品等5箱。
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
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又以500兩銀兩向王圓籙購得了570段敦煌文獻。
伯希和在藏金閣
1908年，精通漢學的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發現古代寫本後，立即從迪化趕到敦煌。他在洞中揀選了三星期，最終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精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學者出示了幾本敦煌珍本，這立即引起學界的注意。他們向清朝學部上書，要求甘肅和敦煌地方政府馬上清點藏經洞文獻......
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儲存。然而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籙，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或許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而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考察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王圓籙
王圓籙的後半生，他將保護敦煌文物、修繕毀損建築為己任，他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敦煌。
可到晚年，他變賣敦煌國寶，成為敦煌的千古罪人。但就他而言，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王圓籙碑文
在高度的思想壓力和輿論壓力之下，晚年的王道士不得不裝瘋賣傻，伴著佛教經卷度過殘年。1931年農曆四月十八日，勤勤懇懇一輩子的王道士溘然長逝。
敦煌文物的流失或許不應該把責任歸因於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清朝的嘲諷。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