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眾號“尼伯龍根工廠”授權釋出
庫爾特·斯泰因格爾幼時和父親、妹妹合影。
庫爾特·斯泰因格爾（Kurt Steininger），1930年生人。1945年4月1日，第三帝國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納粹當局還在瘋狂搜刮人力填補防線，就連14歲的斯泰因格爾也被徵召進了部隊，成為了一名國防軍士兵……
1945年4月1日這一天，我的生活被完全打亂了，我接到了通知，上面寫著我需要去參加軍事訓練，這意味著，年僅14歲的我即將成為一名軍人，確切點說，娃娃兵。在學會使用火箭筒和步槍之後，我被編入了“戰車噩夢”反坦克小組，我的噩夢也隨之降臨。
如今的庫爾特·斯泰因格爾。
4月末的時候，我的部隊被調往施特拉爾松德（Stralsund）執行防守任務，大家徒步行軍，夜幕降臨之後在一處高射炮兵軍營過夜。第二天早晨，一共有35名士兵被派往位於拉姆賓村（Rambin）的哨戒陣地，其中就包括我和我的兩名同鄉。我們是幸運的，那些留在軍營裡的人後來都去了別的地方，好像也都死了。
反坦克小組的6個人帶著一支“戰車噩夢”火箭筒，向村子的方向趕去，我騎著腳踏車，腳踏車上還掛著兩支“鐵拳”。到了村子之後，我們挖好了戰壕，呆在裡面等著蘇軍出現。
戰爭後期的人民衝鋒隊反坦克單位。
戰爭末期的一隊年輕士兵，當時無論是德國還是蘇聯，人力資源都已經瀕臨枯竭。
一些老兵向我們這裡跑來，一邊跑一邊喊：“快他媽跑啊！不跑就沒命了！老毛子來了！“
我回答：“我不跑，我要見證最終的勝利！”
這時候，格雷夫瓦爾德（Greifswald）已經宣佈放棄抵抗，那邊的每個人都在逃命，先前從波美拉尼亞逃難過來的難民還得繼續逃跑，滿街都是揹著大包小包行李的人。我們撤離了陣地，在一所學校前面稍作休息，這時候蘇軍已經來了，他們發現公路上有德軍設定的障礙物，於是就從田野上推了過來。
我回去騎上腳踏車，儘量與蘇軍拉開距離，蘇軍坦克已經開到了村口那裡。他們威脅村子裡的守軍放下武器，只要膽敢開上一槍，那麼就一個都別想活……全體投降，他媽的。
我又往前騎了一段，然後把腳踏車和火箭筒往溝裡一推，然後撒丫子就跑。另一位戰友也扔下了腳踏車，跟在我後面跑起來。我向樹林的方向跑去，他往大路上跑，蘇軍對著我們開火，這時候我絆了一跤，摔倒了，但幸運地躲過了子彈，之後又起身跑進了樹林。我的同鄉還以為我被打死了，後來他們還告訴我媽，說我已經掛了。
騎著腳踏車趕往前線的人民衝鋒隊員，他們的腳踏車經過了改造，在龍頭上安裝了兩組用來攜帶“鐵拳”反坦克火箭筒的固定具。
我在樹林裡躲了一整天，晚上的時候又遇上了一些戰友，大家又重新集結起來。5月1日，我們又得到前往呂根（Rügen）的命令，路上是一望無際的油菜田，油菜花已經盛開，在陽光的照耀之下泛著金光。
我們是勇敢計程車兵，我們誰都不怕，能為元首擋子彈，就算是死了，也無所謂——我們從小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自打上學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開始接受佇列和軍體訓練。4月20日元首生日那天，我們的訓練營地還舉行了閱兵式，那些戰友的歲數也和我差不多，連參加青年團的年齡都不夠線。這就是帝國最後的預備隊，贏得勝利就全靠我們啦！
德意志少年團由10-14歲的德國或德裔男性少年組成。
這麼一些人是完全指望不上的……
到了呂根之後，我們又被車拉到了薩斯尼茨（Sassnitz），萬噸貨輪弗雷德里希號正停泊在那裡等候我們上船。船上已經有5000多人，沒有救生艇，也沒有救生衣，什麼也沒有。這艘船從公海上開到了丹麥的哥本哈根，到港之後也不許下船。
5月8日，我們終於獲准離船，但又被裝上另一艘貨輪，運回了德國的拉博埃（Laboe）。這艘船的條件更差，床、毯子和枕頭一律沒有，大家只能睡在甲板上，我身下正好是一排鉚釘，非常不舒服。
坐了14天的船，白天曬得慌，晚上凍得慌，食物只有野戰廚房提供的湯，開餐很不規律，長這麼大頭一次出遠門就是這麼個德行，太可怕了。5月18日，貨輪被拖船牽引到岸邊，隨即被英軍俘獲。英軍炸燬了船上的輪機裝置，看來他們並不想把我們拉回本土去，那裡的德國佬已經太多了。
英軍把我們押送到35公里開外的農場牛棚中關押起來，再往東邊就是蘇聯佔領區，我的老家舍恩菲爾德（Schönfeld）也在那個方向，英國人沒有把任何一個住在東邊的戰俘釋放回家，那些住在西邊的都給放了，我得想想辦法。
我混進了排在戰俘遣散辦公室前面的隊伍，我問排在我前面的那孩子，他叫阿爾方斯（Alfons）：“你老家在哪兒？“
“克洛彭堡（Cloppenburg）“。
“你在老家還有沒有叔叔大爺什麼的？“
我記住了他叔叔的名字，一口咬定說我就是從克洛彭堡來的，矇混過關！英軍給我們發了4天的食物，還有遣散費，之後用一輛小卡車把我們拉到奧登堡（Oldenburg）。下了車，我和阿爾方斯一起向克洛彭堡的方向走去。
在食物吃光之後，我們一路上捕捉蝸牛充飢，抓到蝸牛之後丟進罐頭盒裡加水煮熟。在一家餐廳裡，我還用我的遣散費買了一瓶蘋果酒——其實我們的遣散費就是德軍沒來得及發給我們的軍餉，大約5帝國馬克一天，關押期間照常發餉，所以我手裡一共有70馬克之多。在餐廳裡，我還碰上了幾個先前在船上認識的人，磨坊學徒工保羅也要回克洛彭堡，於是我們就和他一起走。在到達保羅先前工作的磨坊之後，保羅站在門口唸叨了幾句，然後磨坊主就出來了，他看到我們，衝著裡屋吆喝了一句：“媽，老媽啊，咱家來客人啦！”
斯泰因戈爾的戰俘釋放證明和軍餉領取證明。
桌子上很快就堆滿了美味佳餚，幾乎都要把桌子壓垮了，我們當時太餓了，把這麼多食物都吃了個精光，吃得實在是太多了，撐得我整夜嘔吐不止……阿爾方斯的爸爸是這裡的農民，他家有四個孩子，房子也很擁擠，但他不在乎再多一個。於是，我就留下來幫阿爾方斯家幹農活，這時候他16歲，我15歲，我們成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們的鄰居家也收留了一名老兵，他打算待到10月份就回家，我說：“你他媽腦袋裡進鳥屎了是吧，要回去和老毛子做伴嗎？“不過，後來我由於思鄉心切，改變了主意，就在大家歡送他的宴會上，我提出要和他一起回去。
我們乘火車去了哥廷根（Göttingen），先在老兵的親戚家呆了幾天，然後又去他父母家。告別老兵一家之後，我趁著天黑混進了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的火車站，躲在一節車廂的制動員室裡面。在快到新勃蘭登堡（Neubrandenburg）的時候，我看到一處好大的戰俘營，還在那兒慶幸自己逃出生天了呢，殊不知更大的坑正在老家等著我掉進去。
一節帶有制動員室的德意志帝國鐵路貨運車廂，在鐵路早期運用中，列車每隔幾節就會編有這樣的一節車廂，制動員按照司機發出的訊號，人力進行制動操作。他們的工作條件非常艱苦，制動室裡面冬天冷，夏天熱，制動員凍死的悲劇屢屢發生。在20年代氣動剎車普及之後，火車的制動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全列的制動可以在機車駕駛室由司機統一控制，隨車制動員就被取消了，制動員室也就沒用了，不過有時候，隨車的押運員和工作人員還是會呆在制動員室裡面。
回到老家之後，我幫著父親做農活，每天趕著馬車到地裡幹活兒。家鄉這時候已經進行了土地改革，我家也分到了一塊地，原來的富農都已經逃跑了，而留下來的人將他們的土地和農莊據為己有。一天，我和一位積極分子的兒子爆發了爭執，他說：“以後這些農場可全是我的啦！“我回懟他：”你小子還是老實兒的和我一起放豬吧。“
後來我就捱整了——八成是這小子把我給告啦！有人一口咬定，我是納粹殘餘派出的“狼人“（Werwolf，經過訓練的破壞分子），回到村子裡是為了搞破壞的。有一天，我回到家，我媽著急忙慌地把我往出趕：“庫爾特，你在外頭造了什麼孽啊，老毛子來逮你了，你快跑吧！”我說：“讓老毛子來親我的腚吧！”——結果老毛子就在裡屋等著我呢，“和我們走一趟吧？”
“我不走，我啥都沒幹！！！”
1945年4月的德國《前線與後方》 報，頭版頭條就是“狼人來了！”。
我怎麼反抗都無濟於事，老毛子把我塞進吉普車裡，拉到本尼恩（Bennien）的NKVD分部，不需要審判，也懶得聽什麼解釋，直接就把我投進了五橡樹（Fünfeichen）的戰俘營。在路上，一個犯人跳車跑了，蘇聯人去追，但是沒追上，於是又開車往前走了差不多一公里。他們看見前面的路上正好有兩個人在走，於是就停了下來，揪住其中一個海扁一頓，丟進卡車，就這樣補齊了囚犯人數，假裝並沒有人在路上逃走。
五橡樹戰俘營關押了一萬兩千多人，其中還有500多名單獨關押的女犯，一個個都茫然不知所措，都和我一樣，不知道自己為何而來，每天也只有土豆白菜湯喝。
五橡樹戰俘營一角，這裡之前是德國的IIA戰俘營，後來成為NKVD的第9特設戰俘營，用來關押納粹同情者和各類“社會不穩定因素”。
原因其實很簡單——西伯利亞的勞改營需要補充勞動力。看守們把囚犯中還算看得過去的人挑選出來，當時又拉稀又發燒，走一步一晃悠的我也是其中一員，負責檢查的毛子醫生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後就揮揮手讓我走了。我被算作第二類戰俘，比第一類多少還是幸運一點，那些人都被運到了莫斯科往東7000公里的沃爾庫塔（Vorkuta）挖礦去了。
還是一頓接著一頓的土豆白菜湯，一開餐，大家就都坐在樹墩子上趁熱狼吞虎嚥，吃完了就躺在沙地上。戰俘營被鐵絲網圍得嚴嚴實實，蘇軍一旦發現有人越界，就肯定會進行射殺。一次，一個戰俘睡醒之後晃盪到鐵絲網那裡，把手伸出鐵絲網，想要把外面的生菜拔出來吃，他的行為被崗樓上的看守發現了，不由分說就是一槍。
我當上了營地消防員，可以四處走動，多少比別人自由一些，其他人都只能在規定的區域內活動。如果發現著火了，營地消防隊的人就要儘快趕過去把火撲滅，如果火勢蔓延，那大家都得玩兒完。
戰俘營的床鋪都是三層木板床，沒有墊子，冬天冷得要命。營地裡也沒有木柴，有人會偷拆別人的床板當柴燒。滿屋都是臭蟲和跳蚤，幾乎要把人生吞活剝，直到釋放之前，我才想辦法搞到一個被套，晚上往裡一鑽，封住開口，蟲子進不來，這才睡了幾個好覺。
五橡樹戰俘營之前的蘇軍戰俘畫下的營房內部和發湯時候的場景。
在戰俘營裡，除了捱餓，你什麼都幹不了。後來營地裡築起了水泥牆，把營地一分為二，北營關押罪犯，蘇聯人不允許他們出工，條件很差。南營的戰俘待遇稍微好些，可以在蘇聯人的監視下進行勞動，我們還去蘇聯坦克部隊的營地裡幹過活兒。
蘇聯人在帶我們去幹活之前，總會問一句：“誰當過電工？”結果滿營地的人幾乎都說自己是電工，後來的活計越來越難幹，“電工”也就逐漸消失了，但我還是每次都去。不管怎麼樣，到外面走走沒有壞處，如果能找到機會，沒準還能託人往家裡捎個信兒。
有一回我進了營地醫務室，去了那兒也只是等著“自行康復”，啥都沒有，最後不進萬人坑都算是走運了。
囚犯們最關心的莫過於食物，每天早上會發200克麵包，瞬間就會被吃光。到了中午，每個人會分到大約一公升的湯，有什麼就煮什麼，但最常見的莫過於白菜湯和土豆白菜湯。至於晚飯，不存在的。
當我從五橡樹戰俘營出獄的時候，我已經餓得快不能走路了，身上穿得還是被捕時候那身衣服，只是頭上多了一頂帽子，那帽子是我用針線和偷來的碎布自己縫的，囚犯們的腦袋總是剃得精光，沒辦法。看守不允許囚犯私下裡交換東西，到了冬天連件外套都沒有。
我在五橡樹戰俘營足足關了4年，和家裡完全斷了聯絡，就好像死了一樣。我的父母還以為我被弄到蘇聯去了，可我既不能傳話，也不能寫信。在這方面，關在西伯利亞的那些戰俘要比我們強一些，他們至少還能往家裡寄信。
和我一道關押的還有很多同齡人，我們年紀不大，但在重返社會的時候，一個個表現得就好像是穿越到現代的古人。我們會時常走動，一些人還在裡面交到了朋友，但我和他們卻都是泛泛之交。在五橡樹戰俘營裡，我還認識了烏塞林市（Userin）的前任市長，他相中我當他女婿，要我以後和他回家，繼承他家的農場。
我們用廢紙之類的東西自制了一些撲克牌和象棋打發時間，營地裡差不多二分之一的人都沒能挺過去，那位前市長後來也去世了，他們都被丟進了萬人坑，撒上石灰之後填埋。所以，我也就沒能當成他家的女婿。後來，在我當建築工人的時候，我還為那個市長千金……還有她老公家糊過牆呢。
1993年，聯邦德國政府在五橡樹戰俘營遺址建立了一座死難者紀念碑。
營地的中心位置是水槽，就和喂牛的槽子是一樣的，大家都在那裡洗漱，沒有肥皂，剃光頭還方便些。
在我出獄之後，我的出獄證明檔案上寫著我是從五橡樹裡面放出來的，哪兒都不敢要我。我老婆陪著我去船廠找工作，船廠的人一看檔案，就說：“五橡樹那兒出來的啊，我們可不敢要你，你還是另謀高就吧”。好在我老婆是個黨員，她辦法多得很。後來，我們一起搬到了施特拉爾松德，我在那裡先當市政工人，之後成為建築工學徒，一年之後，我通過了考試，成為了一名正式的建築工。
庫爾特·斯泰因格爾後來成為了一名教師，2021年時仍在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