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文 對於歐洲，你有多少了解？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甚至只有它們。但歐洲有那麼多國家、民族與宗教，簡單的認知必然導致片面和狹隘。
僅僅是歐洲大陸種族與語言的形成，就是一個極其漫長且複雜的過程。
諾曼·戴維斯在《歐洲史》一書中詳解了這一切：“公元4世紀末突然出現在西歐的這場民族遷徙浪潮，不過是一出在地理上和年代上範圍廣闊得多的戲劇中的一幕。在匈人西進的壓力下，東哥特人、阿蘭人、西哥特人、汪達爾人紛紛湧入羅馬帝國境內。在個別國家，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口的種族混合局面，並在一些地區引進了全新的成分。如果說在公元400年，歐洲大陸的人口可以清楚地劃分為‘羅馬人’和‘蠻族’的話，那麼，到公元600年或700年的時候，這片土地上居住的已是複雜得多的半野蠻化的前羅馬人和半羅馬化的前野蠻人的混合型居民了。”
這甚至只是一個開端，在伊比利亞半島、義大利和德意志等地區，遷徙與融合都在發生。到了公元8世紀，歐洲大陸的族群聚居開始形成一種持久模式。但即使如此，戴維斯仍然寫道：“未來歐洲基本人口構成，還需另外五次較重要的民族遷徙來完成”。後來這五次遷徙的民族“一次是海上入侵者維京人，兩次是遊牧的馬扎爾人和蒙古人，另外兩次是為新興宗教而戰的摩爾人和土耳其人”。
要鋪陳這些歷史，僅僅坐在書齋裡並不足夠，諾曼·戴維斯的歐洲視野，既與知識結構和教育經歷有關，也與成長經歷和“行萬里路”有關。雖然我喜歡的《戰後歐洲史》作者託尼·朱特對其不屑一顧，卻也不妨礙我在戴維斯的書中尋找一些知識增量。
一
諾曼·戴維斯是英國曆史學家、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倫敦大學學院榮休教授、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榮譽教授以及中東歐史專家。著有《歐洲史》、《消失的王國》、《上帝的遊樂場：波蘭史》、《另一片天空下》等17部著作。
1958年，19歲的戴維斯從故鄉蘭開夏郡啟程，開車穿行歐洲大陸直至伊斯蘭布林。青年時期的戴維斯，求學生涯更是遍及英法意波等歐洲國家。
《歐洲史》一書被視為戴維斯的集大成之作，它包括《古典時代（史前—公元337）》、《帝國時代（約330—1493）》和《轉型時代（約1450—1914）》三卷，堪稱全面體現東西歐的通史，二十多年來暢銷全球。這部完成於上世紀90年代的著作，已經被戴維斯賦予了類似網路時代的操作模式，在正文中夾雜連結式的“知識窗”。
《歐洲史》（全三冊）
[英]諾曼·戴維斯 / 著
劉北成 郭方 / 譯
見識城邦 / 中信出版集團
2021年11月
在書中，羅馬的崛起與衰落，阿拉里克人和阿蒂拉人的大舉侵略，諾曼征服，羅馬教廷的權力鬥爭，文藝復興和改革，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歐洲崛起為世界權力中心以及它因陷入世界大戰而走向衰落……一段段歷史得以鋪陳。
之所以給予東西歐同樣比重，與戴維斯的成長經歷有關。1939年，戴維斯出生于波蘭克拉科夫。正是這一年，德國與蘇聯瓜分了波蘭。他在二戰中度過顛沛流離的童年，曾見證東西歐的不同，也更期待歐洲的安定。也是基於這一點，他在書中給予了祖國波蘭更多的篇幅。《歐洲史》的導言長達近70頁，戴維斯在其中表達了自己對“西歐中心主義”的看法。他寫道：“西方文明本質上是一種知識構想的混合物，其意圖是增進它們設想者的利益。它是在意識形態上，無數的認同過程中，在文化宣傳上精心撰寫的文章和複雜實踐的產物。它可以由它的鼓吹者用他們認為適合的幾乎任何方法定義。”
同時，戴維斯也提及歐洲歷史上的沉痛教訓：“在一方面，可以認為當然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歷史教育傳統上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味道。在它於十九世紀發源時，歷史教育被納入為愛國主義服務。在最原始的形式中，它的內容比人名、年代和統治王朝名稱的一份花名冊好不了多少。由此它發展為一種國家的英雄，勝利和成就的敘述。在最極端的形式下，它被精心設計用來訓練學校的兒童，使他們將來在國家的戰爭中充當殺人者和死傷者的角色。”
也就是說，民族主義雖然有正向作用，但在極端情況下，就會出現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這樣的例子。
戴維斯在書中極力避開這些桎梏，同時也不再將帝王將相作為歷史的主體，而是以相當篇幅書寫平民、被迫害者，乃至異教徒、麻風病患者和吉普賽人……
戴維斯的歷史觀，也是人們往往忽視的常識。比如他在書中提到，編年史家和歷史學家津津樂道於撰寫獨立的、持久的、有自我意識的部落歷史，但在當時並不存在這樣的實體。
歐洲這個實體也一樣。在《古典時代》中，戴維斯先是鋪陳了“歐洲”這一名詞正式亮相之前的歷史。那時，歐洲還不是獨立的“大陸”，而是一個“半島”，“沒有名字，就像一艘船的傀儡，停在世界上最大的陸地的船頭。西邊是無人跨越的海洋。南邊是兩個封閉的、相互聯絡的海洋，散佈著自己的島嶼、入口和半島。北邊是巨大的極地冰蓋，隨著時代的推移而膨脹和收縮，就像一些可怕的、冰凍的水母。東邊是通往世界其他地方的陸橋，所有的人民和所有的文明都來自那裡。”
地貌、氣候、地質和動物群落共同營造了一個良性環境，正如書中所說，“在歷史上，這些地理單元基本保持穩定不變。同時，凌駕其上的政治單元卻起起落落、變幻無常。那些‘塵世中傲慢的帝國’接連不斷地走向滅亡。但是，平原和山脈、海洋、半島、島嶼顯然會持續到永遠”，這也是理解歐洲史的基礎。
二
歐洲得名於傳說被宙斯帶到克里特島的歐羅巴公主，米諾斯文明則得名於她的兒子。換言之，歐洲文明的起點是克里特島。克里特文明滅亡後，直到希臘文明興起，依然沒有“歐洲”這一概念。
希臘滅亡後，直到羅馬崛起，同樣沒有“歐洲”這一概念。真正的歐洲概念誕生，與基督教關係極大，直至地理上的歐洲全面基督教化，文化意義上的“歐洲”才宣告誕生。
這個過程可以視為歐洲的“胚胎”時代：古希臘跨越千年，全盛期更是取得了驚人成就。羅馬崛起則預示著新型陸上強國對海洋文明的征服。更重要的是，羅馬吸收了希臘文化，主宰此後數百年的羅馬帝國政治文化生活，直到基督教出現。
在《帝國時代》中，歐洲進入中世紀，也是一段將基督教重新組織成新帝國制度的歷史。在戴維斯看來，“中世紀的主要標誌是全副武裝在馬上的騎士、被桎梏在領主土地上的農奴和修道院中祈禱的修士”。
羅馬主教將自己的地位提高到至高無上的地步，“教皇”一詞就在此時誕生，同時獲得了建立君主國的領土基礎。當然，戴維斯並不喜歡這樣，所以他在書中引用了托馬斯·霍布斯看法：“教皇制度只是死去的羅馬皇帝的幽靈在墳墓中被戴上王冠。”
書中提到，學術界有一種將中世紀世界描述為靜止狀態的風氣，但實際上或許並非如此。維京人和馬扎爾人紛紛加入，讓基督教共同體不斷擴大，但同時也帶來了種種黑暗與衰頹，迫使歐洲進行革新，走出中世紀。換言之，“靜止封閉的黑暗中世紀”是一個偽概念，戴維斯寫道：“實際上，封建社會是建立在一堆雜亂無章、互相沖突的依附和忠誠基礎之上的，充滿了例外情況和豁免條款，曾經明確的義務層級由於幾代人互相競爭的特權、有爭議的權利和逐漸淡忘的義務而變得混亂”，這種混亂也是變革的動力所在。
《轉型時代》就從走出中世紀開始，它始於文藝復興，止於“一戰”。文藝復興讓歐洲開始向現代文明蛻變。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歐洲”這個概念被賦予了地理和宗教以外的意義，不再近似於甚至等同於“基督教世界”這一概念。
相比其他文明，歐洲文明確實有特別之處，具體表現為不確定性，尤其是地中海文明。正如書中所說：“尼羅河、印度河、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的大河流域文明，持續時間很長，但在地理上和知識上的發展卻缺乏活力。地中海文明受到持續運動的刺激，引起了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性。不確定性激發了一種持續的思想騷動，不安全性激勵了有活力的行動……就像歐羅巴的外衣，這些古代航海家的思想不斷地在風中飄動。”
這種極具魅力的不確定性，在工業革命後反而改變，呈現一種思維上的固化。最典型的論調當然是“歐洲中心論”，或者說是“西歐中心論”。這種文明層面的霸權，固然在某種程度上闡釋了世界文明的走向，但歐洲史的敘事，卻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思想火花與創新。
戴維斯所要做的，就是“為歐洲歷史設計出一種事件和空間的座標系統”。這種座標系統的形成過程，充滿著各種有趣的細節。比如戴維斯認為，古希臘文明的奇蹟，一個重要原因是“高強度的陽光”。正因為有了高質量的光線，畫家們才能以超乎尋常的精確去看待事物的形體和顏色，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更高超的文明。同時，“陽光充沛又隨季節變化，能夠為戶外生活提供動力的氣候”，以及“為航海、商業、殖民提供理想環境的愛琴海”，使得古希臘“便於繼承、引進和發展的既存古老文明”。
三
在“西歐中心論”的傳統觀點中，因為文藝復興的承繼，許多人將古希臘視為完美典範。但理性的人都知道，任何一個時代都有暗面，古希臘並非只有璀璨。在戴維斯筆下，不但記錄了希臘哲學、文學、藝術、科學和政體的巨大成就，也寫下了它的暗面。
不管怎樣，古希臘文明所留下的遺產，足以讓整個歐洲享受至今。它的生命力之勃興，早已超越了實體。而正是基於對古希臘的推崇，“西歐中心論”並非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樣，基於大航海時代與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飛躍與殖民文化輸出，而是可以在古希臘文明找到源頭，即使希臘並非地緣上的西歐國家。
希波戰爭被視為東西方觀念的濫觴，象徵著自由的西方（希臘）與專制的東方（波斯）的對立，也是後世歐洲人的認知基礎。這場戰爭讓免於被波斯統治的希臘人產生了巨大而持久的認同感，將希臘視為“自由之地”，與之對立的東方則充滿專制與無知。
這個看法當然是極端的，但在當時卻被視作文明抵禦野蠻的支撐。
古羅馬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這種極端思維，同樣是基於它的偉大璀璨。相比古典城邦的架構，羅馬共和國有著極大的內聚性，又透過這種內聚性產生的強大力量，推動擴張主義。
因為與哥特人的衝突，羅馬人始終對“蠻族”有著極大的懷疑。在羅馬人看來，帝國是文明的，蠻族是不文明的。從地理邊界來說，它與希臘波斯的隔閡不同，但從“西方意識”上來說，卻有著共通之處。當然，羅馬人不會想到，當帝國走向沒落，蠻族會入侵，最終他們會同化，並在帝國廢墟上形成各種多元國家，也成為今日歐洲版圖國家林立的基礎。同時，基督教強大的文化輸出，也成為今日歐洲的基礎。即使文藝復興時代後的歐洲極力擺脫“基督教世界”的定義，但這種擺脫並不是隔絕，而是將這個舊定義變成自己的一部分，同時讓自己變得更寬泛。
也就是說，在“歐洲成為歐洲”——前一個“歐洲”指地緣，後一個“歐洲”指文化——的過程中，這片大陸充滿自信，始終有著“歐洲中心”的堅持。它先是以璀璨文明為基礎，繼而以基督教為基礎，實現了地理意義上的擴張，其後又極力擺脫宗教的桎梏，再次以文化輸出和殖民主義達到巔峰。
戴維斯並非不認同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尤其是工業革命時期，但也不乏對霸權的諷刺。他寫道：“19世紀歐洲的活力遠遠超過了此前所知的任何事物。歐洲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振動：技術力量、經濟力量、文化力量、洲際力量。它的主要標誌是它的發動機——機車、煤氣廠、發電機。無論是在支援‘適者生存’的流行進化論中，還是在支援最強階級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中，還是在對超人的崇拜中，原始權力本身似乎都是一種美德。”
相比之下，他似乎更喜歡那些“弱者”，比如在書中屢屢提到的吉卜賽人。對於他們的遷徙與擴散，戴維斯報以同情，並感慨表示“習慣於定居生活的歐洲人，對於一種完全不同於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始終懷有一種憎惡與迷戀雜糅的複雜感情。”
吉卜賽人這種延續千年的“不一樣”，某種意義上不正是對“歐洲中心論”的否定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