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故事，令人眼紅，可主角卻不能隨意更換。

有些歷史，令人心驚，可身處其中的人，卻無力反抗。

每一個時代的大環境裡，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構成了這個大環境，卻無力主宰這個大環境，他們如同河裡的一滴水，構成了河流，卻只能隨波逐流，如同地裡的一粒沙，構成了地，卻再也離不開地。

一百年前，中華大地上，戰火紛飛，血肉模糊，人的命運就像暴風雨中的蘆葦，在水深火熱之中，卻無力逃離。

這樣的事情，在今天看來，是歷史，可歷史之中展現的，是人的命運，是在宏大敘事中渺小個體的悲劇，而我們讀歷史，看這些令人落淚的過往，不僅是要銘記，更要看到人的命運。

01

幾年前，紀錄片《二十二》上映的時候，無數觀眾淚目。

這部紀錄片聚焦在戰爭期間被強徵為“慰安婦”的22個倖存者的生活現狀，這些耄耋老人，拋開那段歷史，可以平靜地生活，可是那段歷史對於她們的影響，永遠不會像表現出來的那麼平靜。

更可怕的是，《二十二》裡的這一群人，還只是多年前那個大環境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電影是人性化的，是人道的，表現了真正的人，對於那殘酷的歷史，就在隻言片語之中，更多的是留給沉默，可是國外一位同樣命運的女人——揚·魯夫-奧赫恩——卻將這段隱秘的歷史痛過自述的方式講出來。

她是一個荷蘭人，1923年出生在一個和樂富裕的家庭，有著幸福的童年，她的父母都極具愛心和藝術修養，他們給揚·魯夫播下信仰的種子，讓她在信仰的照耀下成長，從小她就對《聖經》、祈禱和彌撒充滿熱情。

小時候的揚·魯夫，像所有幸福的孩子那樣，覺得母親是無所不能的，要什麼母親都能辦到，第一次來月經的時候，她也迷惑而害怕。

到了16歲，她就長成了一個美麗迷人的大姑娘，在家人及老師的影響下，她決定當一名修女，用一生去敬奉神。

她讀經書：

從前你們是闇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如果沒有戰爭，一切可能都會朝著夢想的方向前進。

可是在戰爭面前，在不正義面前，在邪惡面前，經書只能安慰有良心的靈魂，卻阻止不了作惡的人繼續作惡。

02

1942年3月1日，揚·魯夫年滿19，日本人入侵了她的家鄉，不久後，她們被抓到集中營。

集中營裡，日子很苦，營房內到處都是臭蟲、蝨子和蟑螂，更可怕的是，死亡和災難隨時都會降臨，她們就像風中的浮萍，根本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只能將命運交於殘忍的敵人。

有些人攪動著時代的風雲，但大部分人只能在時代的漩渦中，隨波逐流，根本改變不了什麼，只能承受，普通人的災難，往往都是無聲的。

在她們這群人裡，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甚至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天，但揚·魯夫保持著善良，她儘可能地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可是1944年2月，那天她剛把廁所裡面的糞便掏進糞桶抬去倒掉，渾身散發著臭氣回到營房，就被日本人帶走了，一同帶走的，還有9個年輕漂亮的姑娘。

當時她就明白：這絕不是為了某項勞役挑選苦力。

最終，她們被帶到“七海屋”，七個姑娘被留在這裡，和集中營的營房比起來，七海屋環境很好，有各種傢俱。

第一天，她們好像被人遺忘了，日本人並沒有出現，可以這反而讓她們更加提心吊膽，因為人家肯定不是放了她們。

第二天，幾個日軍高階軍官出現在她們面前，經過日本人的說明，她們才知道帶她們來七海屋只有一個目的：滿足日本軍官的性慾。

簡而言之，七海屋是一座妓院。日本人警告她們，不要試著逃走，從那一刻起，她們成了日本軍人的性奴隸。

日本人為她們拍照，將她們的照片放在接待區，供日本人選擇。

揚·魯夫向日本人尋求幫助，宣告她們是被迫來到妓院的，可是得到的回應是對方的勃然大怒還和無情地拒絕，沒有得到一絲憐憫。

人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的，這話有時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大部分人終究反抗不了所在的大環境。

幾百年前，天下還是皇家的，人們賦稅重，苦不堪言，可是由於他們都大環境，大家敢怒不敢言，皇帝換了，大家繼續交稅，這也是大環境。

揚·魯夫生活的大環境，就是一個戰亂的環境，是硝煙四起，日本軍人道德淪喪，所過之處，皆是悲劇。

她一個女子，如何能撼動一個時代？

03

妓院開張的那天，七海屋擠滿了日本軍人，他們淫蕩地笑著，急不可待地盯著這些尚沒有任何性經驗的處女姑娘。

揚·魯夫躲在桌子底下，可是很快就被拽了出去。

她渾身顫抖，尋求基督的幫助，可是這毫無作用，日本軍人依舊毫無憐憫之心地撕開她的衣服，撕開她的身體。

還拿著日本武士刀，從她的喉嚨開始劃過，經過乳房，再到腹部，最後到達雙腿。

從那以後，等待她們的，就是接連不斷的日本軍人，一個接一個像潮水一般，流過她的身體，在她的身體上發洩無恥的性慾。

她試著把自己藏起來，可是根本藏無可藏，她偷偷爬到樹頂，被發現之後被毒打一頓。

有一天，揚發現自己可能懷孕了，她陷入更大的絕望，她將自己的情況上報，她一直想獻身宗教，可是一旦懷孕，就全都完了。

她不知道的是，那已經完了。

日本人給她的處理方式，是逼著她吞下一大堆藥片。

後來有一天，日本人暴躁地讓她們收拾行李，她們被送到另一個集中營。

04

離開七海屋之前，日本人對這些受害的姑娘進行訓話，警告她們任何時候也不許將自己的經歷告訴任何一個人，否則就殺死她們。

從那時起，沉默就被強加到這些姑娘的頭上。

離開七海屋後，她們發現同樣遭受迫害的姑娘，很多很多。

離開後，在婦科檢查之中，大量的姑娘患上性病。

後來，戰爭結束了，可噩夢並不會結束，揚·魯夫一直生活在過去的恐懼裡，她討厭任何鮮花，因為在七海屋的時候，日本人就是用鮮花給她們起名。

她甚至不敢去看醫生，因為在七海屋，那個日本軍醫無恥地強暴了她，她會深夜做噩夢，醒來大汗淋漓。

她還想繼續做修女，可是神父告訴她，她這樣的情況，已經不適合當修女了。

她不敢將自己可怕的經歷告訴自己的孩子，有好多次，她試圖將自己的經歷告訴女兒，可是最終還是沉默了。

直到1992年，看到電視上不斷出現韓國“慰安婦”悲慘境遇的討論，她才有勇氣將自己的經歷說出。

韓國第一個站出來的“慰安婦”是在什麼情況下挺身而出呢？是在家人全部離世後，不再有家人蒙羞受辱的擔憂之後才站出來的。

有這種經歷的人，都不敢將自己的經歷說出來，這是另一個大環境，一個由人性的偏見所組成的大環境。

記得《二十二》當中有一個老人，在被日本人凌辱之後，生下一個孩子，這個孩子長大後，因為有日本血緣關係，一輩子受盡歧視，不能上學，連物件都找不到，他也談過幾個女孩，可是在得知他的情況後，都離開了。

還有很多人，在被日本人殘忍糟蹋之後，失去了生育的能力，一輩子在孤獨和恐懼之中度過。

戰時，中國慰安婦超過10萬人，相比之下，大多數人都悲劇，連聲音都沒有。

這些人有什麼錯嗎？沒有，但命運就是這麼殘酷，這些普通人的悲劇，只能無聲沉默。

曾經，她們在大環境下被逼著接受苦難，如今的大環境，也沒有允許她們將自己的經歷講出來而不受影響。

05

紀錄片《二十二》的導演郭柯曾參加過一次韓國慰安婦紀念活動，活動現場全是中小學生的身影。

可後來，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發爭議時，他從電視裡看到，慰安所遺址附近的中學生說，“（慰安婦）不是很光彩，還是不要特別瞭解比較好，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

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著鏡頭說：“你在學校裡放了這樣一棟房子，對學生到底要起什麼樣的教育作用？”

說到底，大家都喜歡昂揚的歷史，喜歡奮鬥的影子，喜歡光榮，可是苦難呢？苦難也不是人選擇的呀，那是時代給人的，是命運給人的，是全人類的傷痕。

宏大敘事喜歡忽略個體，但若沒有個體的存在，便不可能有宏大的敘事方式，只不過，個體在大環境之中，是那樣的渺小，是那樣的身不由己，是那樣的無可奈何。

在紀錄片《二十二》中，那些耄耋老人，每天平靜地生活著，像所有普通的老人一樣，如果不是某些歷史的痕跡，誰也不會知道她們經歷過怎樣的不幸。

人活著，終究是從過去，走向明天，從一個大環境走向另一個大環境，從一個大敘事走向另一個大敘事。

06

導演郭柯是溫柔的，就像他說的那樣，“我拍的不是慰安婦，是人”。

“慰安婦”是曾經大環境所造就的悲劇，而人，卻是世世代代不斷前行，與命運抗爭，與命運和解，和命運做遊戲。

人類，也從一個大環境過度到另一個大環境，每一個大環境中的個體，都有無聲的沉默，有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也許是弱勢群體，也是是看到某些真相而不願說的，有各種各樣的小人物，他們都聲音沒有人聽，還有很多被大環境不允許的話，也陷入沉默。

而我們能夠從中發現的，就是個人的命運，那麼無常，人所能主宰的，僅僅是能夠主宰的那一部分。

也許哪一天，殘疾降臨，也許哪一天疾病降臨，也許哪一天，不可遏制的災難降臨，也許哪一天，大環境突然發生變化，就像到現在還肆虐的疫情，已經改變了很多人都生活，無聲又無力。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在我們的大環境裡，前進，前進，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