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紱是清代著名的理學家，主張“陸王心學”，學術甚優，但是仕途卻屢經坎坷，起伏驟然，尤其是在雍正朝。
第一次仕途危機
康熙六十年（1721年），李紱在會試中任副考官，其愛才好士，取士不彌縫考生試卷。考官看人錄用，主觀意識就佔很大權重，這是不符合當時規定的，於是被御史參劾革職，戴罪發往永定河。雍正元年（1723年），李紱的仕途得到了轉機，被特旨給還原職，並署吏部右侍郎。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康熙晚年的儲位之爭中，禮部侍郎、後任四川巡撫的蔡咬向胤禛的大力舉薦，稱“李紱人品操守，為滿漢中少有”，這給雍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雍正即位後，即將李紱以戴罪之身從永定河工地上擢升重用，並於兩年以後出任廣西巡撫，一躍成為封疆大吏；僅隔一年有餘，又被拔擢為直隸總督，大有青雲直上之勢。然而又僅過了兩年，這位雍正朝的新貴卻是另一番從政命運。
雍正為人性格剛毅，有綜合治理政務的能力又懷有較高的政治抱負，他對朋黨爭鬥非常敏感，因此，雍正繼位後特別注意利用各種政治力量打擊朋黨、整肅吏治。幾起整飭朋黨的大案，幾乎都牽涉到了李紱。
李紱與年羹堯案
李紱在雍正元年被起用為吏部右侍郎，時值吏部議敘捐造營房一事，第一名就是年羹堯之子年富，吏部有人要比照軍前效力的標準從優議敘，李紱卻認為有違成例，不肯同意。這次冒犯使得年羹堯對李紱怨恨在心。
雍正元年，李紱奉旨截留湖南等地的漕糧並於天津收貯。在按常例估變米價之後，盈餘五千兩銀子。後李紱赴廣西任巡撫時，因事屬直隸管轄，就寫了一道奏摺送給當時的直隸巡撫李維鈞，邀他聯名上奏，報告這批款項的去向。年羹堯卻指使李維鈞隱瞞，自己親自在雍正面前誣告李紱把這筆錢貪為己有，欲置李紱於死地。
李紱就斥責年羹堯“陰謀叵測，狂妄多端，謬借閫外之權，以竊九重之威福”“大逆不法，法所難寬”，要求誅戮年羹堯。
李紱雖然不肯趨附年羹堯、處處站在年黨的對立面，但因維護皇權，為雍正所喜，雍正對李紱說，“汝乃為朕所特用之人”，稱讚“誠然不黨者李紱也”，在年黨對其傾軋時，雍正不僅加以保護還不斷地加封重用，當年即擢升李紱為直隸總督。
李紱與科甲朋黨案
“科甲朋黨案”是雍正整飭朋黨的又一樁大案，而對“科甲朋黨”的整飭又始於李紱與河南巡撫田文鏡的互相參劾。
雍正四年（1726年），從廣西赴直隸總督任的李紱道經河南。當時河南風傳巡撫田文鏡為政嚴苛，自己出身監生而不容科甲士人。向來以好士聞名的李紱當面指責田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在雍正前參了田文鏡一本，“賢否倒置”“負國殃民”。
雍正將李紱的奏摺裁去頭尾發給田文鏡要其復奏。田文鏡將奏摺中對自己的指責一一辯解後，又不失時機地提醒雍正“屢頒特旨解散朋黨，而此等瞻顧同年，徇私捏奏即為私黨”，對雍正來講，正中下懷，雍正決定以“田、李互參案”為開端，展開一系列整飭科甲朋黨的政治運動。
雍正派欽差到河南審理田、李所爭的黃振國一案。經查，黃振國並沒有被田文鏡害死獄中，這樣李紱就有做偽證的嫌疑；田文鏡屬下、上蔡縣令張球確屬貪婪不法。這樣看來，田、李雙方均有過失，然而雍正對田文鏡不加深責，對李紱則以“喋喋之辭，而見輕於朕”為由嚴加申飭。這一結果顯然無法為當時大多數士人所接受， 監察御史謝濟世上疏劾奏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十罪”，雍正一見即認為有朋黨傾軋之嫌，先李紱密奏，又謝濟世陳奏，認為這是“公然結為大黨，擾亂國政，顛倒是非”，雍正“疑咬使紱入告，不納，又唆濟世露章論劾”，李紱因此被調離直隸總督。
在“田、李互參案”中，李紱攻擊田文鏡，的確有因同年之誼而有意偏袒黃振國、張玢、邵言綸等人的因素，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李紱與謝濟世、蔡咬等人結成朋黨。但是當雍正想要達到警誡科甲士人並挑中他們做靶子的時候，他們本身是否結黨已經不重要了。
自此以後，李紱逐漸不再為雍正帝所信任，雍正對其屢加貶斥，於是眾大臣中也有人出來以李紱“舉士不當”為由彈劾，隨後，議政大臣議定李紱二十一宗罪，按律當斬。然而，雍正卻格外寬免，令其在八旗志書館效力行走。乾隆繼位以後，李紱歷任光祿寺卿、江南鄉試正考官等職，在仕途上可以說已經沒有太大作為。
結語
從本質上來講，李紱是一個典型的文人，胸懷安邦濟世的雄心，苦讀聖賢經典，希望能夠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上報聖心，下安黎庶”，然而，其學問雖然得以精進，仕途卻未得心應手。
雍正性格聰敏剛毅又猜忌刻薄，“欲以一人治天下”，繼位後不斷加強集權，尤其善於利用打擊朋黨來整飭吏治，以保證政令的推行。雍正帝振刷吏治、打擊朋黨非常講究策略，他既利用各種手段打擊、孤立政敵，也善於利用對典型人物的巧妙處理，來警示官員群體，使得人人知畏，從而嚴格按照他所設定的為官標準行政。在整飭年羹堯勢力時，由於李紱等人不肯附逆年羹堯，雍正就對他們大力提拔，外放為地方督撫，授以實權；在整飭科甲朋黨時，注意揀選像李紱這樣在士人中威信甚高的科甲渠魁加以整飭，也就戒絕了士人中的請託容庇、結黨援營的習氣。
仔細分析李紱的學養性格和信仰追求，其人雖文名甚著，但也瞻顧因循、迂腐疏闊，這就決定了他在雍正整肅吏治中必然多多犯忌，結局也無疑成為雍正整飭朋黨的工具。所謂工具，也並不在於針對李紱本人，例如，在科甲朋黨案後，朝廷議論李紱的二十一項大罪時，雍正以其“悔過認罪、學問尚好”為由加以寬免；同樣，對李紱的處置並不是針對其本人，只不過是殺雞儆猴，藉助李紱來實現其政治目的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