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鼎北京之後，受東北地區狩獵風俗的影響，上至君主，下至親貴仍熱衷行圍射獵。以乾隆為代表的清代帝王，頻頻前往塞外的避暑行宮和木蘭圍場納涼、狩獵，留下了《乾隆皇帝刺虎圖》《乾隆皇帝射狼圖》以及《弘曆哨鹿圖》等畫作，而圍獵騎射之習俗，也促使一系列獨特器具與塞外行宮的誕生。其中久負盛名的一座，便是位於承德的避暑山莊。
清代郎世寧繪《乾隆皇帝射狼圖》
精緻獵具：射虎箭和行動式獵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每到皇家圍獵騎射之期，便有專人負責準備各類弓、弩、箭矢等狩獵器具，其中最具特色的莫過於射虎箭與獵桌。
射虎箭主要分為骲箭、鈚箭與弩箭，形制各異，功用亦不盡相同。第一種是射虎骲箭。箭桿長二尺九寸，以楊木製成。圓球狀的箭頭主要用於射擊草叢中的伏虎。既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又不至於傷其皮毛。第二種則是射虎鈚箭。箭桿以楊木製成，亦長二尺九寸。五邊形的扁寬箭鏃能造成流血不止的大面積創口，便於“虎槍營”循著血跡追蹤。與前兩種箭矢不同，第三種射虎弩箭是由弩機發射。箭鏃尖窄且有倒刺，配合長二尺九寸的楊木箭桿，穿透力極大，殺傷力強。當然，無論是射虎還是獵鹿，狩獵結束之後，自然少不了開懷暢飲、分而食之的盛大聚餐。皇帝端坐在明黃色寶帳之前，由侍從把所獲獵物奉上。先請天子論功行賞，接下來便是扒皮、剔骨、烤肉、熬湯等一系列烹飪環節，最後將佳餚擺在“獵桌”之上。
通常行圍所用的獵桌分為兩種，即《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中記載的“折迭（疊）桌”和“活腿桌”。作為一種便攜桌，獵桌設計得甚為輕巧，能有效抵禦旅途顛簸，適應草原環境，頗受清代君主青睞。由於其主要用於狩獵，民間將摺疊桌、活腿桌統稱為“獵桌”。摺疊桌最早出現於明代，據萬曆朝高濂的《遵生八箋》記載：“（桌）高一尺六寸，長三尺二寸，闊二尺四寸，作二面折腳活法，展則成桌，疊則成匣，以便攜帶，席地用此抬合，以供酬酢。”與兩足為一組的摺疊桌不同，活腿獵桌的結構為四足各自獨立，由軸與桌體相連線。摺疊時，四足可以分別向中心轉動。桌子上通常覆黃絹挖單，四角有厚重的鐵包皮、鏨花鎏金作為裝飾。如遇出行，可拆卸後放入箱子，方便隨時使用。另有一種可拼接的活腿獵桌。此類獵桌除行圍外，也適用於宮廷日常生活。在炕上使用時，取其短足。如需落地使用，則取長足接續，形成高桌。
清代摺疊式炕桌
隨著歷史的發展，獵桌的用途也不僅僅侷限於塞外狩獵之用。譬如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從未前往避暑山莊或木蘭圍場，但查閱《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中雍正朝檔案，仍可發現胤禛多次命造辦處木作改造、修繕和製作獵桌，凡二十張。其中包括楠木摺疊桌八張、花梨木摺疊桌七張、黃榆木摺疊桌一張、楠木活腿桌三張、洋松木活腿桌一張。由是可知，這批獵桌是在內苑活動時使用的，其使用範疇日漸擴大。
塞外行宮：從金蓮川到避暑山莊
君主定期前往塞外騎射狩獵、建立行宮，並非清代獨創。早在遼代，契丹君主便執行“四時捺缽”制度。“捺缽”系契丹語，譯作漢語有“行帳”之意。天子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北宋熙寧八年（遼大康元年，1075年），著名科學家、地理學家沈括奉旨出使北方，就是前往位於永安山的夏捺缽行宮（今內蒙古巴林右旗）拜見了遼道宗耶律洪基。
金代在沿襲“捺缽”制度的同時，又進行調整，把“四時捺缽”變為“春水”“秋山”。雖冠以“春”“秋”之名，但在具體執行時間上並無嚴格的季節限制。由於金代的統治中心在“中都大興府”，也就是今天北京城西南部，故彼時的避暑別苑大多距離金中都不遠，如宣德州的泰和宮（河北省張家口市崇禮區）、金蓮川的景明宮（河北省張家口市沽源縣與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交界）。金蓮川原名“曷裡滸東川”，地處灤河之源，水草豐美，泉流縈紆，乃是金代帝王的避暑勝地。大定年間，金世宗完顏雍在燕子城營建了規模宏大的景明宮、揚武殿。每值盛夏，草原上盛開著一望無際的金蓮花，香氣芬馥，色映金輝，被賜名“金蓮川”。完顏雍在位二十九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此度過，放鷹逐犬，彎弓射雁，“長陽獵罷迴天仗，萬燭煌煌下翠峰”。
數十年後，忽必烈亦選擇在金蓮川駐帳開府，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還在劉秉忠的建議下築城開平。一方面，徵召博學鴻儒，汲取文化給養。另一方面，經略武備，訓練騎射，建立了頗具盛名的“金蓮川幕府”。中統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繼承汗位，並在三年之後將開平府升格為“上都”。每歲四月至八月，他都攜后妃、臣僚至此，避暑理政的同時，策馬彎弓、飛蒼走黃，以示不忘草原根本。
待到滿族入主中原，將塞外避暑行宮的規模推向了頂峰。最初提議營造消夏行宮之人，正是率先領軍入關的多爾袞。早在順治七年（1650年）七月，他便指出應在塞外“擬建小城一座”，以為避暑處所。而多爾袞選定興建行宮的地點，也是同屬灤河流域的喀喇河屯（今河北省承德市灤河與伊遜河交匯處）。然而，就在當年十二月，多爾袞狩獵時意外薨逝。順治帝親政後，命群臣議定多爾袞之罪，並詔諭戶部：興建避暑城之事“著即停止”。這一停就拖到了康熙年間方才竣工，但其規模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的要求。於是，一座規模空前的塞外消夏行宮——避暑山莊拔地而起。
避暑山莊：消夏狩獵 拱衛京師
起初，清代君主會在秋季前往塞外狩獵，謂之“秋獮”。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起，康熙帝每年都在皇子皇孫、滿漢扈從大臣以及八旗勁旅的簇擁下出喜峰口，行圍騎射，以表明“不忘武備，勤於訓練”。其狩獵之地“週一千三百里，南北二百餘里，東西三百餘里”，名曰木蘭圍場（今河北承德市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木蘭”為滿語“哨鹿”之意，即獵人以骨哨模擬呦呦鹿鳴，吸引鹿群以狩獵。由於圍場狩獵的主要獵物是鹿，故將“木蘭”用作其名，代指狩獵。
《乾隆帝及妃威弧獲鹿圖》，描繪了乾隆皇帝與皇妃在秋季的木蘭圍場騎馬狩獵的場景
既然清代已有“木蘭秋獮”，作為鍛鍊八旗將士“肄武習勞”的手段，那還有修建避暑山莊的必要麼？答案是肯定的。首先，秋獮固然能起到行獵訓武之目的，卻沒能解決皇帝的消夏需求，而草原的環境也不適合處理各類繁雜的政務。其次，隨著秋獮規模日益擴大，扈從人數漸次增加，需要建立大型避暑建築群作為京師與圍場之間的中轉站，用來妥善解決數萬人員的飲食起居和物資儲備。最後，重中之重在於應對漠西蒙古準格爾部的軍事威脅。在避暑山莊興建的十三年前，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準格爾首領噶爾丹親率兩萬鐵騎進抵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兵鋒直指北京。京師軍民大為震動，米價一日三漲。康熙帝急遣二哥裕親王福全、五弟恭親王常寧兵分兩路北上禦敵。雙方激戰竟日，槍炮互射，難分勝負。最終，準格爾部彈盡糧絕，在夜色的掩護下撤離戰場。是役，清軍損失慘重，尤其是康熙帝的“肺腑之親”——安北將軍佟國綱身中鳥槍，歿於陣中。為防止噶爾丹捲土重來，在塞外選擇險要地勢修建行宮，成為當務之急。於是，“山川形勢之雄，甲於邊塞”的避暑山莊成為清政府抵禦準格爾部的橋頭堡。以此為依託，清軍不但可以迅速支援喀爾喀蒙古諸部，更能有效拱衛京師。
康熙書、沈喻畫《御製避暑山莊詩·三十六景詩》
這座矗立塞外的消夏宮苑，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七月動工營建，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初具規模。在設計、選址以及施工的諸多環節中，康熙帝都傾注了心血，不但命工部和內務府“參酌南北名園供奉畫稿，構設燙樣，以呈御覽”，還御題宸翰——“避暑山莊”四字。可康熙帝揮毫潑墨之際，卻將“避”字右側的“辛”字多寫了一橫，被坊間傳為“天下第一錯別字”。實際上，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康熙帝平素酷愛書學，師從松江“二沈”的後人沈荃；儘管政務繁忙，可一伺閒暇，便“遊情翰墨”，擁有幾十年臨董（董其昌）功力，書法造詣甚高。避暑山莊作為京師之外的另一個政治中心，對於高懸其上的榜書匾額，康熙帝在書寫之時勢必慎之又慎，斷然不會出現如此低階的錯誤。縱有筆誤，也會另寫一幅，絕不會將錯就錯。
《九成宮醴泉銘》中的異體“避”字
實際上，這種在“避”字之上多加一筆的寫法，屬於“異體字”。在唐代的書法作品中經常出現，比如“楷書四大家”中的歐陽詢，其傳世名作《九成宮醴泉銘》之中的“避”字，也採取了同樣的寫法；巧合之處在於：“九成宮”正是隋唐兩代君主的避暑勝地。故筆者猜測：康熙帝在匾額上選擇“避”的異體寫法，或許是效仿《九成宮醴泉銘》，也未可知。
（作者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