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Long March）在國外的作品中翻譯過來是這樣的，我們今天重溫一下這首氣勢磅礴的詩：
七律 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這首詩寫於1935年9月下旬，中央紅軍翻越岷山之後對於勝利在望的喜悅之情。回顧長征從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整整兩年的時間，轉轉了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藏，甘肅，陝西，等十一省，行軍近二萬五千裡，創造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的創造者與毛主席的用兵有直接的關係。
《孫子兵法》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要想用兵如神，就要知己知彼，才能正確排程。反觀前4次對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毛主席都能巧妙地化險為夷。我們把時間軸拉到1930年冬季開始第一次圍剿，蔣介石的10萬大軍圍剿我軍的4萬兵力，毛主席在用“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人”成功反圍剿。1931年3月-5月，蔣介石的20萬大軍對我軍的3萬人，這種懸殊的力量下，毛主席用”攻其薄弱，逐個擊破”的戰法，又一次成功取得勝利。1931年7月-9月，蔣介石集結30萬兵力對我軍3萬的兵力，毛主席採用“誘敵深入，避開主力”的方針把敵人的陰謀又一次粉碎了。1933年2月-3月第四次圍剿毛主席用“聲東擊西，大部隊伏擊，優勢兵力反圍剿”取得了勝利。歷史上的王明和博古，李德很排擠毛澤東，毛澤東對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非常排斥，所以被免除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派到地方主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以後紅軍由博古、李德全面負責。1933年10月-1934年10月這段時間，蔣介石組織了第五次圍剿。而這時軍事指揮權實際上不在毛澤東手上，博古等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牽強地運用教條主義和蔣介石打陣地戰，消耗戰，主動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略，最後發展到逃跑主義，導致第五次革命戰爭失利。在這種局勢下，中央紅軍被迫轉移才開始了“長征”與其說“長征”其實就是戰略潰逃，儲存實力。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第1、3、5、8、9軍團，連同後方機關分別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開始突圍長征，總共86861人。在長征期間又經歷了“湘江戰役”，“遵義會戰”，“四渡赤水”，
“強渡大渡河”，
“翻越夾金山”，
“過草地”，
“進軍大西北”，“突破臘子口”，“直羅戰役”，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從而結束了具有大歷史意義的長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原黔軍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召開了遵義會議。會上糾正了博古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錯誤，同時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李德、博古、周恩來3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後，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誌。，這次會議初步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事實證明：“方向不對，努力白費”。戰略和戰術是兩回事，戰略是指導全域性的工作重心，而戰術是以戰略為指導思想兩者相互依託，相互運用，相互去解決問題，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大戰之前需要先謀劃，而後才是用兵佈陣。馬列主義不是教條主義，需要切合中國的國情來有針對性地去運用，理論和實踐需要結合才能是最終的結果。紙上談兵誤國，一味埋頭苦幹沒有指導思想也是茫無頭緒。每個國家都有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閉門造車。發展要著眼於未來，不能以犧牲我們的幸福，我們的資源，我們的土地為代價。工業化的強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發展就有負效應，如何減少這種負效應是我們需要長期探討的問題。
我們緬懷偉人，是他把中國從舊社會變成了新社會，是他讓我們過上了今天國富民強的日子。我們不再對“洋人”卑躬屈膝，可以揚眉吐氣地說我是中國人，我為我是中國人而感到自豪。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這種自豪感，尤其是走出國門之後更加要有這種自豪感。世界發展看中國，我們國家這幾十年的發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我們不能躺在功勞簿上坐吃山空，而是要更加深化改革，走出自己的中國特色之路才是當下所需的。重走長征路，重新定義“長征”的意思任重而道遠。
願我們的國家更加富強，人們更加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