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五，我在《我的年終總結》裡說，“雖然很疲勞了，但還是堅持跑步。這樣透支體力，實際上對身體是一種損害。”
有朋友看到這一段時，提了一個問題：“不強行鍛鍊”和“不自律”的區別和界限在哪裡？因為有時自律是要強行克服惰性的，有時強行而為又有違順其自然的原則。
這個問題提得好！
我是這樣回覆的：一個是有條件做卻不做，一個是沒有條件卻強行做。前者是右傾，後者是“左”傾。要用自律去克服右傾錯誤，在自律過程中要防止“左”傾錯誤。
什麼“左”傾、右傾的，把人繞糊塗了，呵呵……
那麼，究竟什麼是“左”傾，什麼是右傾呢？
記得我在《“左”了，還是“右”了，誰說了算？》一文中，曾經講過這兩個概念各自的定義。在《如果反“左”了，你怎麼辦？》一文中，也使用了“左”傾、右傾的概念。
即“左”傾錯誤，一般是指超出實際的、盲目的政策導致的錯誤。如“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右傾錯誤，一般是指固步自封的、保守的政策導致的錯誤。如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左”傾、右傾這兩個詞在學習《中國革命史》時見得比較多，基本上就是我們黨在革命過程中，某些領導人曾經犯過“左”傾錯誤，某些領導人曾經犯過右傾錯誤。
比如，博古曾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犯過“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依靠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負責軍事指揮。他們放棄前四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使紅軍陷於被動地位；在進攻遭受挫折後，又採取消極防禦方針，實行分兵防禦、“短促突擊”，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拼消耗，結果當然是遭受了重大失敗，給黨和紅軍造成了嚴重損失，最後不得不戰略轉移、踏上長征之路。
又如，陳獨秀曾犯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陳獨秀的主要錯誤在於“二次革命論”，也就是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間，橫插進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從而割裂了兩個革命之間的聯絡。這種觀點將導致放棄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犯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
事實上，在1926年12月的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上，陳獨秀的右傾思想發展成為在黨中央佔統治地位的右傾投降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致使1927年在蔣介石背叛革命的情況下，使大革命慘遭失敗。
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裡有一篇文章——《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段鬥爭》，在這篇文章裡，毛主席講了什麼叫“左”右傾。具體是這樣講的：
“中國有句老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們要根據具體的條件辦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強地達到我們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個月，七個月的時候醫生就一壓，把他壓出來了，那不好，那個叫‘左’傾。如果他已經有了九個月，小孩子自己實在想出來，你不准他出來，那就叫右傾。總而言之，事物在時間中運動，到那個時候該辦了，就要辦，你不準辦，就叫右傾；還沒有到時候，你要勉強辦，就叫‘左’傾。”（見《毛澤東選集》1977年4月第1版第214頁倒數第2-8行）
我發現：毛主席在寫左傾時左字要加引號，但在寫右傾時右字不加引號。
為什麼會這樣？
據說，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史上,人們習慣於把參加革命隊伍的人,按他們革命態度堅定與否分為左、中、右三派:左(不加引號的)指的是革命最堅決最激進者,右是指對革命不堅定容易動搖者,中則介於二者之間。可見,不帶引號的左是用來表示革命意志堅定,革命方向正確的人。但實際上在革命隊伍中,還有一種人,他們貌似革命意志非常堅定,行為非常激進,其實是十分冒險、超越客觀可能因而會給革命帶來嚴重損失的。這種左不是真正的左,為了區別起見,就給它加上引號。但右派、右傾就沒發現有這種情況,所以也就不加引號。”
明白了“左”傾和右傾的含義和區別，以後再遇到就不會傻傻搞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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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民律師，湖南省邵陽縣人，1997年7月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其後分配到國家檢察機關工作8年，2005年至今從事律師工作，主要從事刑事辯護、刑事合規和企業危機管理工作，尤其擅長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案件辯護。
其每年親自承辦的案件一般不超過10件。不過，凡是其親自承辦的案件，必親力親為，全力以赴，把辯護工作落到實處，力爭把每一件案子辦成經典案例。
從業以來，辦理過廳級、處級、科級等領導幹部、公務員職務犯罪案件數十件，辦理過企業老闆、高管經濟犯罪案件數十件，絕大多數都實現了預期的辯護目標，深受客戶好評。
現任北京盈科（長沙）律師事務所股權高階合夥人、監事會監事，長沙市人民檢察院人民監督員，湖南省和長沙市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委員。
